審視內在損傷，從記憶到釋放：「患得患失——疾病、治療與創作」文學季開幕講座紀錄

「生老病死」為人生必經階段，生而在世，疾病總是無可避免。疾病令我們感到未知、恐懼與創傷，但同時亦是驅使我們認識、調節自己的一個過程。經歷三年疫情，香港人對疾病都不會陌生，它既是這個社會的表徵，同時又是揭示深層社會面貌的隱喻。本年度文學季以「別來無恙」為主題，由作家袁兆昌主持的開幕講座「患得患失——疾病、治療與創作」，更邀得藝術家白雙全、作家蔣曉薇及洛楓，與讀者分享疾病與創作之間的微妙關係，如何透過創作療癒傷痛。

白雙全：跟隨身體反應 以創作釋放壓抑

首先分享的是藝術家白雙全。他近年參與賽馬會「藝術有SENse」計劃，以藝術作平台，讓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學生透過創作，探索及分享內心世界。白雙全指，SEN學童常被社會認定為學習能力較弱、無法跟上進度的一群，但他在長期觀察SEN學童上課的過程中，察覺到他們會以身體的直接反應，來回應和表達當下感受到的狀態，例如會將卡紙摺出工整的痕跡，或者在上課期間不自覺地玩扭計骰等等。學童在課堂上表現出各種「不專心」的行為，或許會被人覺得是一種病症，但白雙全則看見截然不同的面向。

「他們以身體最直接的反應，去創造一些東西出來，幫助自己處理當下的狀態。那些看似不專心的行為，很多時候是相反的，他們其實是以這個方法令自己專心。當我嘗試用這種角度觀望，發覺這個世界有很多不同的東西。」對他來說，學生這些出於身體直接反應的行為，也是一種藝術創作的過程。「作為一個藝術家，我自己創作的時候亦是這樣。」

白雙全接著分享他自己在幾年前，身心狀態陷入低谷。他發覺他的創作，同樣是一種自然的身體反應，將抑壓的能量從身體流露出來，成為一個自我療癒的方式。「在我的創作歷程中，發現身體給我的反應是最準確的。」在這段狀態低落的時間裡，他會到處散步，有一次走到觀塘裁判法院，他發現這個空間能令自己安靜下來，就如去到一個神聖的空間。於是他之後經常待在法院一整天，拿著一本筆記簿和一枝筆，在意識與潛意識之間，讓筆在簿上自然地流動，然後慢慢地形成了一些抽像的圖案，例如一個套著膠袋向前走的人、一隻山羊與三位舞者等等。「我覺得這是一個和自己對話、療傷的過程。」

在這過程中，他感覺到自己就像SEN學童一般，腦袋不斷地跳躍，無法冷靜下來，令到身體、精神崩潰。但依照身體機能的創作，讓他腦海裡跳躍的圖像，變成能夠表達出來的作品。「把它表達出來之後，我之前那種處於恐懼、驚惶失措的狀況，好像便能夠鎮定下來了。就像我剛才提到的小朋友，我只是在回應、跟隨著身體的反應和動作，將抑壓的能量釋放出來。創作的能量是很萬能的，不論是我，或是特殊學校中的小朋友，我們身上都有另一種狀態，可以如此展現出來。」

蔣曉薇：在絕望之中 以寫作傳播希望

疾病除了是一種個人狀態，亦是反映這個社會的隱喻。作家蔣曉薇接著分享，她所思考的疾病，則跟整個城市的腐敗、制度的墜落與生活的反常緊緊扣連。「近年我會形容這個地方患了癌症，一種內在的損壞，由壞的細胞大量地分裂，侵吞身體每一個器官。」過去這一年，她專注於創作劇本《書翻地覆》，當中講述一間扎根青山道三十年的書店，面臨強拍收地的危機。她形容在創作劇本的過程中，同樣連繫到疾病、死亡與城市的變幻。「我覺得書店是這個城市的希望，但在這個城市之中，擁抱希望會不會也是一種病，而我們都病入膏肓。」

在絕境之中散播希望，是蔣曉薇在過去一年中的狀態。除了提及自己的創作，蔣曉薇亦在講座中分享不同經典的疾病書寫。例如魯迅所寫的《狂人日記》與《藥》，以疫病諷刺中國的傳統禮教，點出時代的朽壞以及當時人民的愚昧無知。雖然魯迅對當時社會感到絕望，但在《藥》的結尾處，他於瑜兒的墳上憑空添置一圈紅白的花，同樣是在當時絕望的時局中，為國人留下一顆希望的種子。而契訶夫寫的《第六病房》，則講述六號病房裡關著被世人遺忘的精神病患，以精神病院比喻病態的社會制度。在病房之中，發瘋的主角格羅曼夫是社會中唯一一個懂得思考的人。他說上帝是用熱血和神經做人的，人是有機體，對刺激會有反應，痛會叫、憤怒會反擊，機能越健全反應就越大，相反當反應縮小，就代表機能衰退。蔣曉薇認為這段說話同樣呼應此刻我們身處的時代。「我愈生氣、愈在意、愈傷心，才代表我是健康的，因為我對所有事情仍然有感覺。寫作就是令自己保持有感，該憤怒時憤怒、絕望時絕望。我是拒絕麻木的，所以在這個狀態下，我必須和病痛共處。」

蔣曉薇亦有提及在疫情期間大賣，卡繆的小說《鼠疫》。在小說之中，卡繆以瘟疫呈現世間的荒謬。卡繆指出，人類對抗瘟疫，或者對抗荒謬，唯一的方法是「正直」，每個人做好當下應該要做的事情。蔣曉薇指，《鼠疫》中最令她感到深刻的情節，是李厄醫師和塔盧酒後到大海之中游泳。「他們沒有說話，游泳完便上岸。但在疫症當中，這就是帶給他們溫暖的記憶。看到這篇幅，我真的很感動。」過往三年疫情，我們同樣生活在未知的恐懼與壓抑的痛苦之中，這種溫暖而秘密的記憶，就如文學一樣，讓我們在苦難之中療癒創傷。「文學有一種治癒作用，像是一種光、一種力量，讓我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如果你喜歡閱讀文學，必然同樣被很多很好的文學作品所感動，曾經在作品中得到力量和安慰。我想書寫的狀態，就是希望將這點觸動和溫暖，傳開去感染別人。」

洛楓：文學是將個人感受轉化成普世經驗

詩人、文化評論人洛楓則以文學歷史和論述，介紹世界名著中的疾病和疫症書寫。她形容生老病死是人類四苦，沒有人能逃脫，因此由人類以來，便開始有疾病書寫。但洛楓認為疾病本身不是隱喻，「當你生病時會很辛苦，不會想到意象、象徵。疾病會作為隱喻的原因，就是當它指向社會對疾病的態度、觀念和行為模式。」她在講座上提及的疾病文學作品，包括馬奎斯的《愛在瘟疫蔓延時》 、愛倫·坡的《紅死病的面具》、T·S·艾略特的《荒原》等等。香港作家方面，則有西西的〈感冒〉、《哀悼乳房》，潘國靈的《病忘書》以及蘇苑珊的《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這些作品。洛楓以《荒原》為例，指艾略特得到西班牙流感後，將個人的憂慮、對未來的不肯定，以及對死亡的恐懼，寫在戰後荒誕的世界當中。「他既寫對疫症的恐懼，亦加入戰爭、革命與政治的暴力，在對抗疫症的同時，也在對抗政治和戰爭的問題。他說過，要將個人的感受，轉化成普世的經驗，作品才可以流傳後世。」

疾病會帶來恐懼，恐懼則會帶來禁忌。洛楓形容，人類社會所針對的，往往不是病症本身，而是患病的人。就如在疫情期間，每當有人受感染，其他人會對他帶著歧視，或者畏懼，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受到影響，連對陌生人也需要防範，對所有人和物件也抱有懷疑。因此疫症是一種對人性、道德觀的考驗，疫症文學就是描寫人身處這種極端處境下，會變得自私、貪婪、懦弱或者勇敢。她提到2020年出版的”Singing in the Dark: A Global Anthology of Poetry Under Lockdown”，這本詩集收集了全球100位詩人在新冠疾症之後的創作，書中其中有一句提到“We must unlock literature”。「記錄或評論不是文學，作家一定要有能力，將一種很抽象的現象，變成一種很具體的生命經驗，讓讀者能夠看到這個世界，在疫症的過程中怎樣崩散，所以記錄或將病情寫下來不是一個作品。重點是怎樣轉化，將個人經驗變成一個普世的狀況。」

至於有關疫情的本地文學作品，洛楓則提及葉秋弦所編的《非常時代 ‧ 文學碎音》，當中集合了十一位不同世代的香港作家，以不同形式描寫疫情下的隔離狀況、生離死別。「葉秋弦在序中，說她希望留一份文學備忘錄，紀錄一份屬於我們的城市記憶，除了表達時代的特殊性，也希望在不同人身上，收集各種非官方的、細碎的聲音。我覺得這是我們能夠做到的。」洛楓形容，香港人所面對的「病」，不單是身體層面的病症，亦是心理和精神上的焦慮與創傷，而這些內傷，在疫症來襲前便早已存在。她也在講座上，分享自己創作的一系列關於疫症與城市的作品，包括詩與小說，自二十年前的禽流感、沙士，寫到近年的新冠疫情，探討城市中的病體。「城市的病，表層是瘟疫入侵，第二層是自體病變。當城市病了，也會和人一樣，精神崩潰、經脈斷裂、肌肉腐化、癡呆失憶，沒有辦法生存下去。」而洛楓最後想提問的是：「如果城市也病了，我們可以怎樣處理？」

白雙全、蔣曉薇及洛楓分享完畢後，台下觀眾依然意猶未盡，相繼踴躍分享自身對於疾病的體驗和想法。疫症雖已減卻，但這都市中的病痛與創傷，卻始終不曾療癒，內在的腐化與崩解仍然不斷蔓延。在病態的荒謬裡，唯有在文學和藝術之中，尋找可作喘息的方寸之地。疾病雖然使人痛苦，但同時亦能成為創作的養份，將個人的痛苦化作普世經驗，縱使身處絕境之中，也可以將希望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