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度年華．四六】胡適︰沒有低調的自由

1937年，胡適，46歲。

說胡適是一個力求低調的人，相信會引起不少人爭議——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而觸發新文學運動；多次與梁啟超、李大釗等知識份子論戰；出任過駐美大使，被提名諾貝爾獎，還差點在蔣介石的協調下，成為國民政府遷台後的首位中華民國總統。在其張揚注目的事跡背後，專心學術，才是他最大的心願。1917年成為北大教授時，他已經拋下豪語：「20年不談政治！20年不幹政治！」

1937年，正是他「20年不談政治」定位的終點。這年的元旦，胡適發表了一篇達三千多字的新年祝辭，標誌著他由學者過渡到政治人物的角色轉變。文中，他許下三個願望︰「必須做到憲政的實行；蔣介石先生努力做一個『憲政中國』的領袖；收復華北的疆土和重建主權。」未及歷史驗證，第三個願望已經在7月7日的蘆溝橋，被日軍炮火震碎。

不做焦土派？雲集「漢奸」的低調俱樂部

早在1935年，胡適就在給教育部部長王世傑的三封長信中，提出了中日之間保持和平的方法：保有平津（北平與天津）。只要捍衛這條底線，國民政府就能獲得十年的喘息時間。否則，全國不得不陷入至少三四年的亂戰，才能在無盡的苦難與毀滅之中，謀取翻身的機會。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聲明」。即使是這位不擇手段、發動五次剿共的元首，也被逼屈服在主戰的氛圍下，與死敵共產黨聯合抗日。有份參與會議的胡適，流露「戰必大敗」的悲觀情緒。開戰之後，他便時常躲進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周佛海那位於南京西流灣八號的洋房地下室躲避空襲，聯同梅思平、陶希聖、陳布雷等人討論時局。

「低調俱樂部」由胡適命名，然而它的成立時間無從稽考。或者更準確點說，它從來不是一個正式、有系統、發揮過任何實際作用的壓力組織。它的存在，只是供一班相信（或投資於）「和平救國」論調的名人，去區別自身與那些抗日主流聲音的分別。周佛海就說過：

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份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蔣惟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調子愈唱愈高，牛角就不得不愈鑽愈深。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

汪精衛曾批評抗日的派系是「焦土抗戰」。俱樂部的成員，後來多成為汪的部下。像周佛海，就出任南京「偽國民政權」的行政院副院長；梅思平，則當過汪的工商部、實業部、內政部部長；陶希聖，更隨汪精衛赴上海與日本的談判。「低調俱樂部」理所當然地與「漢奸組織」劃上等號，而一向清風兩袖的胡適，亦蒙上了「政治不正確」的污點。

情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1938年，胡適已經與「低調俱樂部」斷絕聯繫。那年的他，已經代替國民政府出使過美、法、英等國，在短短51天，行走10,600英里，演講56場。9月17日，他被正式委任赴美特使，日記裡，他以如此悲壯的語氣描述自己的心情：「21年的獨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為國家犧牲了。」

接受任命時，胡適還與蔣介石之間發生小插曲。蔣介石連發兩封電報，胡適沒有回覆第一封，受到旁人的批評。「委員長給你的第一封電報，你總得謙辭一番。你怎麼沒有經過謙辭的手續就答應下來？」官場的潛規則，可見一斑。

想專心學術研究，但為了時局犧牲理想；以和平養國，又被逼做游說外國參戰的外交工作，沾染政圈的渾水；提倡自由主義的人，最後為了集體安危而犧牲個人意志。自由最大的代價，果然就是自由。當年年底，胡適就因疲勞過度而心臟病發作，住院休養。

身為一個外交使節，胡適在所駐國四處巡遊演說，其目的就是鼓動所在國參戰——這堪稱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觀。日本傳媒當時就指：「需要派三個人使美，才可抵擋得住胡適。」當胡適成功完成說美的重任，奠定扭轉戰局的基礎，他便立刻請辭，留在美國。原因？無他。不想再與官場扯上關係而已。

1942年10月，外交部部長郭泰祺寫信予胡適，勸其不要回國。「在目前情況下，兄果返國，公私兩面或均感覺困難，於公於私，恐無何裨益。」而無論在內戰前後，國民政府的元首，包括蔣介石，都屢以考試院長、外交部長甚至總統之職，勸胡適回國，領導救國事業。難得清靜的胡適，又怎會入甕？

1956年，中國大陸的批胡風氣正盛，老友陳源更寫信請胡適「回來看看」，認為國內的政治批鬥是「對你的思想，並不是對你個人」。胡適閱後回信，留下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註語——「除了思想之外，甚麼是『我』？」

豈不愛自由？ 此意無人曉，

情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病中得冬秀書〉

也許只有這首寫於1917年，他給妻子汪冬秀的詩可作解答。

1937年，胡適，46歲。距離他心臟病突發去世，尚有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