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遊行．新加坡】單簧管的旅行

從文禮站出發，去聽下半年最後一場單簧管音樂會。莫札特對單簧管的喜愛來自於其空靈的高音，於是在去世前創作了最後的單簧管協奏曲。在萊佛士對岸的維多利亞音樂廳，在一個隔絕了熱帶的溫度，卻無法隔絕噪音的獨特場所，來自愛爾蘭的朱利安先生的吹奏像一縷青煙，穿透了南洋厚重的雲層，和那些與植被不太協調的大理石牆面。再回去的時候，戴上耳機——須再聽勃拉姆斯，絕不可用薩蒂去緩和巨大的溫差；最後薩蒂也顯單薄，只能播放南洋小調，捱過從出口至車站的距離。穿過壓滿了橋面的遊客；在另一頭避開晚歸的「サラリーマン（工薪族）」，聞著有些鹹味的河水，便從萊福士坊鑽入了一個不眠的地下洞穴——新加坡的地鐵是如此的龐大，像細密的血管一般撐開了一座本就狹小的島嶼。那個經典的問題是：是這些道路造就了新加坡，還是新加坡造就了這些道路？

在回程的地鐵上，一切重歸寂靜。總有剛上車的乘客仍興奮地交談，但很快在空調的作用下放慢語速，或降低了音量。最後便都沉默，看向手機或窗外。東西線的地鐵丈量著新加坡的寬度，它曾是精英們的大膽設計，如今也丈量著普通人生活的維度。韓國導演許哲先生曾對我說：新加坡雖然深處熱帶，但比起它的潮濕，它更顯得「乾燥」。 這種「乾燥」是一種匱乏，對於豐富的匱乏，對於混亂的渴望。他也曾用舊金山的中國城類比新加坡，而對於我來說，舊金山氣候的乾燥和其文化中的「潮濕」正好形成對比，雖然這種「潮濕」正在灣區不可避免地逝去。

人們的表情令人想起白天那些過於乾淨的路面。在烈日下，更多時候，他們顯得過於生硬。準確來說，是在空調裡的烈日下，正如新加坡作家雪裡安喬治先生所說的：新加坡的表情，是在空調房中待的太久，所產生出的一種矛盾：那是一種倦怠和活力並存的狀態。此時的車廂裡，一位留著70年代髮型的安哥正陷入了睡眠，他兩腿間的吉他正滑向列車的反向。他的裝束令人想起南洋大學的學生，過於寬大的衣領一直延伸到一個深深的袖口，那裡不是香菸，便是變調夾。他們曾作為新加坡的高音，在主流的C調中，總會奏起A調的小號。但和單簧管比起來，他們的小號過於悲壯了。彷彿列車的低音仍在持續。在他的身邊，有一位工人模樣的印度青年，他黑色被汗水浸濕的襯衫上，寫著「Born Lucky （生來幸運）」的字樣。他也許也曾在羅釐車「後座」的熱風中想起遠在德里的兄弟；亦或許他就是「生來幸運」的一群，可以用他腳下的筆電穿梭於新加坡的兩端。

這讓人想到了這座移民城市的過去。這是一座極其「幸運」的城市，坐擁深水港，同時面向三片大陸；但這種幸運卻一直被從李光耀時代就不斷塑造的「危機感」所包圍——在缺乏資源，強鄰環伺的情況下，如何去建設一個新的城邦？這種「危機感」似乎仍伴隨著新加坡人的生活，雖然他們已經擁有了更多元的選擇：這種選擇是物質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但與日本不同，這種「危機感」還伴隨著對於自我身分的模糊和焦慮。

簡莫里斯筆下的新加坡，如同此時的鏡像，一切都類似，一切也都相反。舊的帝國遠去不久，新的帝國已經抵達了繁忙的港口。那些穿戴整齊的英國紳士們，如今被更多的時尚所取代。雖然更加潦草，但也更加隨意。舊帝國的影子頑強地，或著說，有些刻意地留在了新加坡的語言中，獨屬於這裡的新式英文，總讓倫敦的語言學家們爭吵不休：這是英文方言，還是另一門語言？新加坡人毫不在意，因為如同他們的咖啡，他們可以在不同的配比中自由切換，但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於此同時，新的帝國已迫不及待地伸出了它的觸角，比起影子的存在，他們更加張揚地舉起了新的招牌，說起了新的語言，留下了新的，但有些令人不安的痕跡。比起在英培安先生的「騷動」中曾遙望，同情，而最終逃離的帝國，這一切顯得如此熟悉，但也如此陌生。比起那些有些破敗的福建會館和佛道廟宇，新的帝國代表著更高的建築，更龐雜的口音，以及更好喝的奶茶。而在李光耀先生的回憶錄中，這位柏拉圖筆下的哲人王，如同先知一般預料了新帝國的崛起，並提前準備了新加坡口音的華文，儘管生澀卻有效地重建起溝通的橋樑。

在中英文夾雜的燈火中，電車駛入了女皇鎮（Queenstown）。一位穿著錦色旗袍的華人女性緩緩走入身後的車廂。與其他的乘客相比，她顯得更加從容，也更加疲憊。在一個靠窗的粉色座位上坐下後，她拿出了一個畫著魚尾獅的隨身鏡，並開始整理妝容。雖然已入中年，但有些不合時宜的短髮下，她的眼神仍是靈動的，甚至有些可愛；在添補了右眉和唇沿的光澤後，她反覆檢查多次，然後迅速露出了一絲俏皮的笑容。她也許仍要去參加深夜的聚會；或是回到家中，以這樣的姿態擁抱家人。在她的身後，皇后鎮也顯得活潑起來，在駛入下一站的黑暗前，最後閃爍一些年輕的光芒。在這位女士的童年，在電車還無法到達這裡的時候，那些慶祝女王登基的人群，也許也是這樣的年輕，身著華麗地湧入了這一片曾是戰場，但也歌舞不輟的小鎮。她要在裕廊下車，而我在之後的三站：文禮。

我整理好被空調吹乾的衣物，重新匯入新的人群。我想到在維多利亞廳的觀眾，還有在萊佛士坊上車的乘客，在廣播中報站的司機，也有我自己——我們都在這個島嶼上尋找一個身份，一個如同克爾凱郭爾所說的，一個「脫離了時代，歷史，和種族」的身份，這是比那些游離的，或是強加的，被印刷在海報上的形象，更加困難但也緊迫的願望。他說：聯合、超越起這樣的個體身份才能塑造一個真正的集體身份。對於一個過於年輕的國家來說，這種願望是奢侈的，但也呼應著某種潛藏於斯的巨大力量。這種力量將在有些生硬的國慶氣氛中，不斷塑造一個新的文化。而這種自然生成的力量，也許才會為危機中的人們，提供更持久也更親密的依靠。這讓人想到了艾默森在19世紀初的波士頓對於美國精神的呼喚：脫離英國的清教徒傳統後，我們需要塑造一個怎樣美國的精神？而魚尾獅的靈魂，你又在哪裡？這也許是過於龐大的命題，對於總被時代牽引的新加坡人來說，今晚和明天的問題才能提供精神的動力。

我隨著人流，走下了車站的階梯。此時的文禮，不論是新帝國的奶茶店，還是舊帝國的啤酒吧，都已經按時關門。我只好走入了一家有些諷刺的餐館，而它的名字是“Just Eat （快吃吧！）” 在咖喱粉和羅勒葉的映襯下，我和所有晚歸的顧客們一齊為新加坡舉杯，因為電視中仍播放著大運會的轉播。而我拿著檸檬茶，嘴裡正嚼著一些碳水，不妨大膽說，碳水才是今晚的正題：它是滷麵，是咖哩飯，是毫不吝嗇皮蛋的肉粥………此時窗外的街頭藝人吹起了「魔笛」，仔細聽，竟是單簧管的聲音。與莫札特不同，我的腦海中只有一個想法 — 「In Singapore, just eat! (在新加坡，快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