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中英雜揉的新加坡，也許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待「殖民地的語言問題」才是一種既靈活，亦非離地的方法。對於新加坡的華語文學來說，台灣作家張紫蘭有一句評價：「看那個地區的中文，始終不能透徹，也不能很美。我在想為甚麼他們普遍這麼『不熟悉』？是因為他們太熟練他們的方言，而有所阻礙？」，而她也認為：「像這樣趨勢，要出現一個很強的哲學詩人，要很努力！」概括來看，實際上她在說：新加坡的華語，也許目前仍欠缺將複雜如哲學的思考轉化為語言的能力。

王崢在新加坡的圖書館，偶然讀到了攝影師肖全記錄上一代人青春群像的作品，當中展示了彼時文化界的不同人物在八十到九十年代初的真實狀態。王崢認為與其說肖全記錄的是一代人的傷痕，不如說他記錄的是癒合的過程，這也讓人思考：作為年輕觀眾的「我們這一代」又該被如何記錄和總結？我們既要確認這一代人的某種共性和特性，也必須要看到在時間、血緣和文化上「承前啟後」的關係。

人們的表情令人想起白天那些過於乾淨的路面。在烈日下，更多時候，他們顯得過於生硬。準確來說，是在空調裡的烈日下，正如新加坡作家雪裡安喬治先生所說的：新加坡的表情，是在空調房中待的太久，所產生出的一種矛盾：那是一種倦怠和活力並存的狀態。此時的車廂裡，一位留著70年代髮型的安哥正陷入了睡眠，他兩腿間的吉他正滑向列車的反向。他的裝束令人想起南洋大學的學生，過於寬大的衣領一直延伸到一個深深的袖口，那裡不是香菸，便是變調夾。他們曾作為新加坡的高音，在主流的C調中，總會奏起A調的小號。但和單簧管比起來，他們的小號過於悲壯了。彷彿列車的低音仍在持續。在他的身邊，有一位工人模樣的印度青年，他黑色被汗水浸濕的襯衫上，寫著「Born Lucky （生來幸運）」的字樣。他也許也曾在羅釐車「後座」的熱風中想起遠在德里的兄弟；亦或許他就是「生來幸運」的一群，可以用他腳下的筆電穿梭於新加坡的兩端。

新加坡當代最重要的作家英培安，突逝於華文文學黯然的天空，馬華文學館主任許通元撰文悼念，分享與英培安相聚的時光，以及有關草根書室的點滴。

新加坡文壇前輩英培安日前病逝，沈旭暉回想與故人的數面之緣，以及造訪其創辦的草根書店獵奇搜書之事。原來英培安之所以在新加坡開設獨立書店，是由於旅居香港期間，受本地「二樓書店」文化的啟發，惟書室一直經營艱難，英培安甚至以稿費和出版社兼職收入補貼，才能勉強維持。

珍貴的事情宜於筆端記下，似珠子穿起來掛一掛，有心時拿出來賞玩。古岡州，今新會，無意中走到其會館，漫行數小時。四層樓，有議事大廳，亦有講武堂，戲舞台，拜神拜佛處。橫批來自張之洞筆書，也曾出如名人梁思成，梁思禮，陳垣等我亦知之者。而其會館曾大力作為互助庇護處，對於中華傳統文化的傳薪也令人讚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