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看「神州」雲起時：《販書追憶》讀後感
面對網絡資訊爆炸的時代，在這個充斥著網購和電子書的市場空間裡，年輕的一代難得再手執紙本書，更莫說接近販賣舊書這個行業，我們也很難想像舊書商還有多少的生存空間。《販書追憶》既是一本舊書商自傳式敘述的回憶錄，也是一本有關於香港舊書業及香港社會變遷的歷史記述。全書共有二十四篇，四個章節；共分兩部分，一部分記述在入行舊書業，當中的奮鬥、開業的經過；作者以過來人的身份引領我們走進他的「歷史生命」之中，看著他如何一路走來，這種新穎獨特的體驗，引人細讀。另一部分，主體是香港舊書業的發展，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書店老闆歐陽文利先生細述創辦神州舊書店的始末，不僅見證香港了舊書業的盛衰，同時記錄了舊書同業間之交流及文學著作重印及流通情況；更重要的是書中系統地呈現了本地舊書行業運作的實況以及早期與內地官方出版刊物售賣渠道作一歷史性的紀錄，極具歷史的參考價值。同時，書中也側記了香港社會近幾十年來的變遷，包括威靈頓道、荷李活道、鴨寮街等舊物的集散地、不同書籍搜購模式下的知識傳播地圖、中港關係的變化；特別是神州巨變後，中華文物如何在神州大地不能容身時流轉到香港並得以保留下來的一段歷史。凡此種種，都讓讀者感受與不同時代的歷史因緣擦身而過，細味當中情懷。此書對我而言卻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就是它喚醒了我與頁頁書卷結緣的記憶，在片言隻語之間，過往那逛書店「淘寶」的歡樂與失落躍然而生，更有幸與此書的作者結緣，以及奔走尋找書卷的歷程。
一、舊書業史幾回記
《販書追憶》一書之設計有精裝本及毛邊本，毛邊本須一邊閱讀一邊撕開或用開信刀切開，形成不規則紙毛邊；這種如揭開秘密式的設計，猶如收到情人間的秘密情信，增添趣味性；同時具有舊時代的古典味道感；此書附有藏書票，更為近年少見的做法，早期的舊書多有藏書票彰顯其矜貴之處。在歐陽先生的筆下神州書店如同翻閱情信般，讓人走進歷史的時空，感受那些舊朝代出版的讀物、書刊，並且這樣珍而重之被收藏下來。這種設計就反映了作者本身就是一位惜書人、藏書人，但同時他也是一位販賣舊書的當家，這是多麼奇妙的混合體啊！這或許是應了莊子所謂「藏天下於天下」的精神，而歐陽文利先生對書籍之大愛則驅使他能為每一本書找到它的有緣人。
從字裡行間中，歐陽先生從個人走過的道路，記下所見所聞，同行業的身影重現書中；若非身歷其境，不知其中故事來由。由〈為生活未畢業入行〉到〈離開集古齋〉的章節中，歐陽先生追憶了他在小學六年級（年僅十三歲）就已經到集古齋工作，一做就是八年的光景，這樣年紀就要出來「搵食」，實在是難以想像。後來因自作主張憑直覺而從鴨巴甸街三益醬油鋪收到了一批一二百本三十年代的新文學書籍而遭受上司的責難，憤而離開工作穩定的集古齋，自己出來創業，成立「神州書店」。歐陽先生這番人生際遇可謂是「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最佳寫照，書與人的遇見也總離不開緣分與時機。1966年，「神州圖書公司」正式成立，國內政治文化風起雲湧的因素成就了香港作為一個舊文物、舊書籍的避風港，而「神州」也乘勢待發。
自十九世紀中晚期起，隨著香港的地理優勢漸而發展為繁榮的貿易城市。由於一些不同時期的特殊歷史和政治機緣，香港也逐漸發展成中國藝術文物、舊書籍等集散地。五十年代以後，舊書售賣主要集中於威靈頓道、荷李活道上的舊書店如集古齋、啟文書局、廣智書局、智源書局等。本港大學、海外大學圖書館也爭相在此搜購中文書籍，開闊華文藏書量及種類，也隨著學界的研究方向在市面搜索不同的文史哲書籍。如美國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美國國會圖書館等，增設了中文課程及收藏了方志、族譜等。據當時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周敏民館長（1991年上任）訪談中指出購書方向：圖書館盡所有財力發展藏書量，並為支援大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讓工科的學生有機會得到人文學方面的知識。因此，人文學部的老師及學生可以建議圖書館需要添置書籍。此外，圖書館亦採用一種回溯購買（Retrospective acquisition）方法增加藏書量──就是向美國一些院校的老教授回購中文藏書或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書；或按照有關公司提供books on demand的服務購買微縮膠卷（Microfilm）等。[1]這點從歐陽先生還保留著年代久遠的訂書收據、書單目錄、海外訂單等可見一斑，如1977年美國的Chinese Materials Centre Inc 預訂有關「中國革命問題」之書刊。
六七十年以降，漢學研究諸如民國史、區域地方史（如廣東史、上海史）、專題史（如辛亥革命史、太平天國等）、婦女史（如中國婦女史、華南地區女性史）、教育史（如中國教育通史、民國教育史）、思想史等為最熱門的學術研究方向。神州書店在不同時期收集了有關這些主題的舊書及各類刊物，間接推進及豐富了學界的研究果實。換言之，若說中國近代的出版事業促進了中國歷史走向現代化的過程，而舊書收集或再售則延續或重新鏈結中斷或被斷裂的文化傳統及間接讓其重生了。這些不同機構與個人搜購書籍的不同模式亦反映了知識傳播的網絡地圖，我們可以窺見香港及海外的教育機構如何在舊書商的協助下去擴充他們的館藏，特別是一些專門的古籍和方志，都能展現當時華文典籍的收藏及其研究方向。至於當期時研究課題的熱度，舊書店中那些書籍價格的升幅可以說是最為直接的「寒暑表」，對我們這些「淘書客」都恐怕下一刻就錯失良機了。的而且確，這是一門生意，用一般人眼裡最為庸俗的方式去進行文化、知識傳承及延續的工作。
二、光輝印記「收買佬」
回顧神州書店成立之初，不難發現其應地運而起，借助香港的特殊地位而長袖善舞，然而沒有了書店當家具個人遠見及對文物保護的熱情，其成功與否亦難預料。當時寓居於香港之地的而出生於清末民初的一代人在此時差不多已年歲甚高，紛紛辭世；其新一代的家人將其故物、舊書散到港九各大的舊書攤，因而大量的舊書刊史料湧向市場的同時，也推進了學術研究趨向的多元化。舉例而言，如歐陽先生在近卑利街斜路上的舊書店收一批百多本民國時期由中國旅行社出版的《旅行雜誌》、在知名的收買佬手中──「四大天王」處買到了《四部叢刊》、《東方雜誌》、《小說月報》、《陳君葆日記》等。販書人他那獨到的慧眼使這些被誤以為是破紙雜誌的典籍得以重生而延續其文化知識的生命。
而這些珍貴的典籍又成為往後學者編纂及研究的憑藉，就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的李又寧、張玉法等據《東方雜誌》上所記錄的有關近代女史、女性參與辛亥革命、廢纏足、興女學、教育與女學生等不同的類別編輯了《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或歷史學家據《東方雜誌》上的資料書寫了《中國婦女生活史》、《女界鐘》等專書；《旅行雜誌》上所記錄的城市面貌、人文生活、藝術沙龍等主題提供了最真實旅遊家的民國印象。筆者的記憶中就記得家族中的一位買辦叔公在他過世後，年老的家人及菲籍傭人迅速地將其近三十年的個人收藏品或生活用品全部當廢物半送半賣給「收買佬」。當中包括了自清末時期的華商公司運作紀錄；及皇仁書院出版的多期《黃龍》校刊等，為研究早期買辦角色、校史或早期香港傑出人物等提供重要的史料；可惜如今不知所蹤，也許通過舊書行業運作中在某家舊書攤流傳或被收藏家保存下來了。
事實上，愛書之人總是不懂得斷捨離，到了壽終正寢時因家人不懂其收藏品，或叫收買佬來到家中以低價收走了其一生費盡心思所收藏的藏品或「心頭好」。疫情前的街頭上總是會聽到傳來一陣陣時遠時近的吆喝聲，念叨著一串串的物名，在不知從哪裡來的、有點邋遢、有點落魄的「收買佬」捲走了故人的一些生活物品，然後帶著我們的迷惑而消失了在視線外，不知去向。在歐陽先生的敘述中，重現了活躍於摩囉上街與水池巷交界的舊書集散地的這些「收買佬」的面貌，他們在收走舊物後的去向，而且此時的「收買佬」卻是一幅指點江山的架勢，形象昭然光輝：「我們一眾買家則圍成一個圓圈，待『四大天王』點名誰先看貨，俗稱『看頭盤』。凡能看頭盤的人，都是與『四大天王』關係較親近熟絡的常客。」因此，能「看頭盤」舊書販，收到的好物自然先拔頭籌；收買佬也扮演著保存文物、古籍的最初角色。販書經驗的追憶中，歐陽先生寬厚地記載這些常被誤以為是三教九流而又不為人知「收買佬」的角色，補充描述了一代人職業的面貌，讓文字生動地迴照著「收買佬」的歷史形象。
三、猶記舊年神州夢
當年老闆歐陽先生遞了張卡片給我時，看到「神州舊書文玩有限公司」這前面幾個字時頓時感覺有點懵懵的。成立於1966年的「神州圖書公司」，據歐陽先生所言為了與滿大街都有的「中國圖書公司」區分，也取「北望神州」之意。然而就筆者細閱其書，「神州」之名至少還有第三層意涵，就是其店名設立之初已經指向文化意義上的「神州」，因為當時自己看到民國時期的許多刊物都是「神州」開首的，如清末秋瑾與張默君創辦了《神州日報》、「神州學校」等，又如徐天嘯的《神州女子新史》(1913年)、神州女子出版社出版談社英的《中國婦女生活史》(1937年)等。提起「神州」，眼前頓時揚起秋瑾的英姿煥發豪邁的風姿，神州一時豪傑都付歷史的風雲中。縱觀中國歷史源流，不難發現「神州」二字，蘊涵了最古老的神話傳說淵源，如女媧、伏羲、神農三個神皇的時代。清末時期，文人筆下的「神州」是文化意義上的國族概念。追源溯始，顯然地，神州書店此店名也有意無意間傾向這樣的文化意涵，有承傳中華文化的意味。
文化傳承固然說起來有點虛，但是愛書人對書籍的愛卻是確確實實的，他們都希望書籍可以長長久久地流傳下去，所以販書人是如此重視「惜緣」，他們珍惜顧客的需要，同樣珍惜書籍有緣找到它們的「歸宿」。販書人的愛書之情首為售賣舊書，進而竟然走上編書出版之路，這不禁令人嘖嘖稱奇。有人或者認為這不過是一市場操作，既然市場對於某些典籍存在強烈的需求，那麼在版權法例還沒完善之際，自然就會有人從事這樣的重印工作。然而當我看著歐陽先生拿著他自己在七十年代編的《魯迅畫傳》及《魯迅研究與新文學參考書目》，他所表現出來那份的愛惜和自豪，我就確然明白這完全超越於所謂市場需求之見。販書商重印一些極少見而又有市場需求的書籍及刊物，是六七十年代舊書業對學術界至為重要的另一貢獻，就是補遺許多書籍的流通量及參考價值。如香港世界出版社重印了良友版的「新文學大系」、中流和南國出版社分別排印了巴金作品、錢穆的《國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龍門圖書公司翻印了《文史雜誌》等……到了八十年代後，重印出版因涉及版權漸而走向式微。但是通過這一段歷史，我們又一次看到販書人如何在歷史的場景下，推進知識的普及。從學術的角度，我們可以說重印保存了一些古籍，也有助書刊普及流傳，促進學術交流。
閱讀《販書追憶》此書，惹起了過往的許多回憶，有一種惘然若失的感覺濔漫在心頭。對於學者來說，特別是早期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學者，走上陡峭具有歷史感的石板街，過沿著斜路走到威靈頓街（Wellington Street）初開店的位置；以及後來的士丹利街的店鋪，甫進門口，抬頭望見店名「神州」，就像夢迴故國──回到了民國時期的神州，見到了歷史文化源流；門口玻璃櫃裡陳列的文房古物、書架上的各類舊書、歐陽先生對每本書暸如指掌、娓娓道來，一時之間彼此就天南地北地談起來了，而他的知識也讓人佩服不已。
四、恣意修書有緣見
事實上，神州書店在史丹利街開店時期，正值我在書寫論文：〈民國時期廣州地區女子教育〉之時，因此各類的廣東省地方志辦公室編的方志、文史類的書籍、民國時期出版的舊書類如教科書、女子運動史、教育史、婦女雜誌、人物傳記，甚至諸如教科書等都皆為我購買的目標。
從歷史發展而言，自1902年始，清政府命各省廣設學堂，當時迫切需要適應新式學校的教科書，而商務印書館則由印刷業轉為出版業，開設印刷所、編譯所及發行所等。故此，中國第一部小學教科書《最新教科書》、《最新國文教科書》等新式教科書自1903年出版後就一直盛行十餘年，行銷數百萬冊，曾經佔全國教科書供應量的80%。其後，商務印書館又編印了高小、中學教科書；出版物遍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技術，文學藝術，兒童讀物，語文和專科工具書等；更發行雜誌，印行珍本善本古籍等，一時風行全國，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具有草創意義，逐漸開啟全盛時代。故此，民國時期的出版物一直是坊間主要搜索的舊書目標。如1990年在香港翻印的《女界新尺牘指南》（1922年版）、光明書局印的《現代婦女書信》（1933年）、《新式蒙學尺牘》（1920年）、《新撰女子尺牘》（1913）、劉再蘇等編：《女子模範尺牘正續集》、梅生：《女界文學讀本》（1935年）等。這些新文類的書籍，除了具有教授基本識字能力，更借不同的教科書作細密的閱讀，在倫理、教育與國族主義探討新的學術研究方向。如回答以下這些問題：如何塑造新式學生之思想、品格、形象等或民國女性如何被成為新式女學堂教育下的女學生形象或女國民是如何塑造等，這個時期所出版教科書或專為女學生而出版的尺牘成為學界研究的主要史料，這也是令當時出版商始料不及的。記得有一次我來到店中查詢有關民國時期出版的教科書舊書時，歐陽先生告知有一位中大教授蔡寶瓊先生剛進貨了。我不禁地懊惱那長又陡的石板街阻礙我的腳步而失去「淘寶」的機會。幸好，後來蔡教授慷慨把一系列的教科書贈送給中大圖書館，我們通過大學圖書館聯網得以參考機會。就是這樣，這些舊書的買賣其實成為了一種知識傳播的方式，使得原本已經斷裂的知識傳統重新接續起來。從此意義上而言，神州書店的當家特具歷史研究的遠見，修得遇見好書的書緣。2020年的書展中，《販書追憶》書題由書法家潘炳鴻先生以王羲之飛翻筆法表達出一種飄若浮雲的歷史滄桑感。無獨有偶，我為女兒曾就讀的般咸道官立小學所編的《百般未央》特刊之書題，潘老師也同樣以此筆法表達出若斷還連的歷史感覺；巧的是潘老師多年口中的「老先生」就是我所認識的歐陽先生，也是我女兒同學的爺爺。這種惺惺相惜的書緣竟如此巧妙地無形連接起來，讓人不可思議！
五、舊書生命輪迴時
在《販書追憶》書題中，歐陽先生先後用了三年時間斷斷續續書寫從事售賣舊書的歷程及行業裡其他同行的興起與沒落。不僅記載了港島各區的書商、小書店、小人物──「收買佬」等各類市井人物的影跡，也同時讓讀者走進了時光隧道，彷彿聽到太平山街上吆喝聲、看到三角碼頭的帆影、樓梯街旁的街坊忙著四方城戰況的情景。此書用上了「販」字，買賤賣貴者也。本身職業既具有流動性，既市井又高雅，既是經商者，也是愛惜舊物者。在歐陽先生的描述中，看到他心懷感恩，追憶過去香港的社會，生命中的一段又一段知遇之情，並寄望將來循環不止的舊書生命，藉著「環保」之概念，或者正如此前所言：在環保的表皮之下，是那顆愛書、惜書之心，希望延續輪迴舊書的生命。
神州書店自成立以來，從不同途徑收到的《東方雜誌》《、婦女雜誌》、《教育雜誌》、《學生生活》等清末民初出版的書刊，成為當時學術界研究主流重要的參考資料。因此浸會大學、中大、科大等圖書館競相購入，各個學術機構都希望搶先購入收藏。在數碼發展起步時代，紙本書刊就算是翻印的刊物也是彌足珍貴的。此外，國內官方出版的地方志如廣東文史、上海文史等成為八十年代了解中國歷史最真實而直接的途徑之一。後來當然有學有指出對文史輯印成書中的史料可信程度應抱有懷疑態度，但在國內檔案館開放給學術研究學者使用透明度欠缺或自由使用的限制下，參考國內官方出版的文史資料輯本不失為在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一個重要的途徑直接接觸近現代史料。
當我在神州書店陸續找到一系列的《廣東文史資料》、《廣州文史》、《廣東婦女運動歷史彙編》等書時，特別是買到由香港龍門重印了原刊登於1935年在《嶺南學報》上重印的〈廣州定期刊物調查（1826-1934）〉複印版本，這本重印本雖只有90多頁，但收錄了自1826年始在廣州出版的刊物800餘種，為一本研究廣州史的重要工具書，便利及縮短了學者研究相關課題的時間。又在這裡尋獲了胡文階的《歷代婦女著作考》（1985年重印版）、楊績蓀的《中國婦女活動記》（1964年）及陳東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1937年)等書時，那種的欣喜之情至今仍無法用筆墨形容。九十年代的中國各地檔案館辦公的時間是這樣：早上八點至十一點，中午加午休至二點（港台學者沒有睡午覺的習慣，不知往哪去，這段時間就是相當折磨人的）；下午兩點至四點半或五點；所有參看的檔案在櫃子裡找索引號，憑著索引號提到的檔案卻時有時無；不能影印、不能借出，只能親手抄寫內容。因此之故，就算我們能在有限的辦公時間內抄看，也是苦不堪言，一天下來已經筋疲力盡。故此，內部發行的文史資料，在不算貴的價錢全把它買下，既解決了史料的問題，又縮減了時間，更避免了在研究過程中那些無法言喻的委屈與無奈。
實際上，為保存一些有用的史料，從在全港的舊書攤上收購得到的廣東地方志，歐陽先生並不零售，只把收到的一系列轉售到廣州各大學。因此之故，當時還是學生的我只斷斷續續買到沒有序列的地方文史籍，而且總是在詢問其他序列的文史資料時，被告知在我來之前有一位某某教授已經買走了。我當時心裡特別納悶買者是何方人物，竟然與我爭相買相同的舊書呢？很多年以後，在與我的導師聊天中，方知他每次從清水灣到中環，必定去神州書店逛一逛，淘一點舊書帶回宿舍。而今大學的文史哲科書籍在流動架上能有幾人翻閱，並成為研究的課題呢？電子書成為現在年輕一代主要閱讀工具，紙本書籍真正成為了「紙上談兵」而「默默無聞」地遺留在書架上，終年少人問津。2023年，科大人文學部的老師也漸漸退休離職，大量的舊書刊再次由神州書店從校園重收回柴灣倉庫的書架上，二十多年前售出的舊書再次回到書店，繼續輪迴其舊書的學術生命，再次尋找另一次的重生與緣份。
六、書香卻向何處聞？
正如前面所言，香港憑藉其獨特地位，成為亞洲區的出版中心，印刷業一直以來非常發達，坊間也經常舉辦許多推廣閱讀文化的活動。疫情三年中，電子商貿成為焦點，出版商和書店採用新的數碼銷售和營銷平台。2020年，嶄新的零售平台「網上書展」吸引了280多家參展商，並展示了超過11多萬的圖書種類；2021年的每年一度香港書展在眾望所歸之中開幕，成績斐然，吸引了830000名人士入場。神州書店作為會場上唯一一家售賣舊書為招攬的攤位，同場新書發布，熟客、捧場客、好奇客一時熱鬧喧嘩，門庭若市。
從現實意義上所言，這一堆冷冷冰冰的數字好像向我們訴說著香港書市仍然興旺，這裡仍然蘊藏著龐大的商機。可是隨著疫情的發展，2022年的書展卻門堪羅雀了。同時，香港的書市（包括舊書市）也迎來了另一次更悠長的寒冬。無論是來自書商的自我審查或是當局的內部審查，香港的「政治書籍」可謂徹底清零了。影響所及，其他的書籍亦難獨善其身，香港書市猶如「一池死水」。以往放在舊書櫃上「色彩紛陳」、「五光十色」的景象，現在已經變得黯然無光，不知道是否因為時代氣氛影響所及，舊書店中的書香也變了調，書香卻不再。近年來，隨著老教授提早離休或離開此地，大量的文史哲書籍又陸陸續續地在此遺落下來，各界書店不斷收書，廣開舊書分店。可過去的時光一去不還，看書時代與數碼發展如日中天的年代成了正比，只有少數的人把這些書籍帶回家和收藏。那些堆積在舊書店的書就像是積壓了一代又一代的情感，委屈著無處可述及等待著新主人。即使歐陽先生依然故我，敬業樂業，不過我們這批老主顧看在眼裡，心裡不期然浮起這個念頭：「香港（書市）是否已經走到盡頭了？」此地書鄉的集散地不再是往日那樣光景，隨著買書藏書的人聚散依依，書香散落何處？
[1] 〈訪問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周敏民館長〉，載《中國研究碩士研究通訊》4期（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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