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偽歌舞昇平的時代,寂靜是一種選擇 —— 卓韻芝

專訪 | by  紅眼 | 2021-08-25

可能我們都已經忘記十年前的香港是什麼模樣。那一年,離開了香港又再回來的卓韻芝開始做棟篤笑。雖然主題是薄倖即食的「One Night Stand」,但卓韻芝其實長情,這十年來無論死去活來還是呃呃氹氹,始終都叫「One Night Stand」,直到 2019 年為止。原因大家都明,黑夜太長,挑逗談情的風流日子早已消逝。


兩年後,卓韻芝回到熟悉的舞台,仍然是一場 One Woman Show,但不再是「One Night Stand」,而是帶著不一樣的聲音和覺悟。是「Sound Of Silence(寂靜之聲)」。卓韻芝劈頭便說:「今次不做以前做開的一夜情了,所以它亦不是棟篤笑。它的形式,會是歷年來最靠近書本的一次。」


去年「Sound Of Silence」就以實驗性質演過一遍,找了個小舞台,當時是真的印了本小書,卓韻芝就上台讀這本小書。不棟篤笑,卻似是一場讀書會。而這次舞台演出的真正契機,源於去年夏天,疫情爆發持續了好幾個月,卓韻芝答道:「身邊很多搞 show 和做舞台劇的朋友,都完全沒有工作。於是我口響響說找個場地,由我宣布搞 show,至少人人埋位有工開。當時純粹是這個很赤誠的原因。」為手足們的生計獻身集資,卓韻芝笑言自己一時衝動,充了大頭鬼:「夜晚回到家裡才覺得大件事。到底有什麼要說呢?然後就再沉思,現在內心最想說的事情,其實又是什麼呢?」


「那一刻很自然地,腦海裡冒起的第一句說話,就是醫院打來的電話,他們告訴我,你媽媽不行了。當晚我就是想起這件事,然後開始寫。」卓韻芝把頭一點。名為「Sound Of Silence」的舞台演出,或這場讀書會,便從她和母親的多年心結開始,書寫自己的生活經驗、動盪的社會,嘗試將所有事情接結起來:「置身在混亂時代,你在不知道自己還能相信什麼的時刻裡,回望自己來自哪裡,而他們跟你自己的故事,原來可以找到某種規律。」


無力之中反而找到慰藉


今年搬到 Art Centre 正式演出,卓韻芝說,形式上是會有少許改變,但仍取名「Sound Of Silence」,她無奈一笑:「我們終於知道今年情況變得比去年更壞,其實 Sound Of Silence 不就說中了今日香港人的景況嗎?這兩年讓我發現到,生活都只是殘象,唯有在特定時刻人們才會問及一些宏大的問題,問為何有天地、為何有生死、為何有你我,如何分對錯。」她淡淡說:「而當我想到這些問題,抬頭望天,往往只得到絕對的寂靜。是無答案的,又或者,那個回答其實就是寂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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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柏熹攝)


Sound Of Silence 取自美國民謠組合 Simon & Garfunkel 於 60 年代發表的同名流行曲,原曲本身觀照了美國內憂外患的動盪時代,多年來被不少作品用作主題曲和配樂,Dustin Hoffman 主演的經典電影《畢業生》(The Graduate)用過,Zack Snyder 的反英雄科幻片《守護者》(Watchmen)用過,香港導演林超賢的搏擊片《激戰》都用過,有人用 Paul Simon 如詩的歌詞寄意社會公義,有人講成長掙扎、講寧死不服從的鬥志。卓韻芝想了一下,她聽見的是無力和安慰:「原曲有許多寓意,例如反戰、反歧視、平權,甚至關於生死,我們每個人都會聽到不同訊息。很諷刺的是,許多年前人們已經提出過這些問題,不但得不到答案,隨著時代和政權交替,我們今日仍然重複在問。以前人類解決不到的事情,現在科技進步,人人都有部智能手機,但我們依然解決不了同一堆事情。」


「但同一時間,可能因為我脾性古怪,我卻在其中找到慰藉。」卓韻芝解釋:「就好像我現在遇到的難題,其實我爸爸遇過,我爺爺都遇過,甚至連我太爺都問過同一堆問題。當你回望先輩們的經歷,便發現自己遇到的問題,都並非那麼前所未見。」卓韻芝突然苦笑:「原來我們是會找到一種終極的平等,哈哈。」


恐懼可以逼出一個小宇宙


在這個時勢重操故業,有話要說,卓韻芝顯然是個硬頸的異類。幾乎每日都有組織解散,有名嘴健筆宣布金盤洗手,抽身遠離高牆和紅線,難免有人好心提醒她謹慎一點,避免講多錯多,觸碰任何社會忌諱。


「無就假啦,現在每個人在 facebook 寫每一粒字都會自我審查,你影張相擺落 IG 其實都會停一停,想一想,今日到底幾多號,有沒其他事情發生。全部自我審查都已經植入大腦。」轉念一想,卓韻芝說:「在今日這個時代繼續創作,固然是難,但現在也是一個真正創作的時代。這兩年或是一場進階的教育,香港人終於承認了某些事情,說出了自己的愛與恨,恩恩怨怨什麼都有。」


處處噤聲,恐懼潛伏在人群之中,但卓韻芝說,反而因為這幾年的社會轉變,自己終於「識讀書」:「是香港令我讀明白了某些書。可能我比較後知後覺,譬如當初讀馬奎斯,只覺得這個作家寫小說很厲害,以前讀書很多時候真的只會讀到文字和句子,但現在我開始讀到作者在書寫中投放的情感,你是真的明白,因為你和作品有種情感上的連繫。」然後,卓韻芝提起《異鄉人》,期間眼神閃過一點複雜的感覺,也能想像,因為就跟她構思「Sound Of Silence」的初衷相似,甚至跟她自己的經歷相同。《異鄉人》故事開首,就是描述主人公得悉母親的死訊。


「我重讀了一遍《異鄉人》,過去我只會搬出一堆什麼主義和理論,下刪幾千字,想去讀懂它,但原來這本書是關於創傷的歷程,『母親死了,今天,或是昨天,我不確定』(Mother died today or, maybe, yesterday, I can't be sure),當 trauma(精神創傷)來臨,你就是會有一種失去時間規律的感覺,有些事情變得好慢,拉到很長,又有些事情不再記得有沒有發生過。時間感知有所改變,或者混亂,而那個正正就是創傷了。」她接著說:「但重要的是,面對創傷的時候你就會問及自己來自何處,是一個必然的經歷,而失去母親,就是最清晰的體現。你來自何處呢?當是某種隱喻又可以,當是一個真實情感的經歷亦可以。」


「現在我們就發現到 metaphor(隱喻)原來是那麼有用處。」卓韻芝笑著形容,創作真的可以治療創傷,因為有一個文學概念,叫「虛構」。「許多經典作品都是在不能直白說出感受的情況下所寫,是它逼出一個作家的小宇宙。不同年代,不同國家,他們都有不能直言的原因。但他們最後留下的就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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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柏熹攝)


保持距離,創作才有層次


創作自有其虛構和隱喻特質,不說穿的餘裕,至少能為作者提供一定的轉身空間。但在今日香港,許多人逼到情緒無從投射,作為讀者或觀眾,都拼命想在同代人的作品裡找到對政治現實的呼應,甚至期待創作人能夠為此作出呼應。卓韻芝認為自己都糾結過一段時間:「但創作人交出一份作品,是否有著回應時代的必然性呢?又應不應該以回應時代作為自己創作的目標呢?」她不兜圈遊花園,答得很坦白:「直到這一刻,我都覺得不應該。若然以回應時代作為目標,就會減低作品的藝術性。任何創作都必須與它描寫的事件有距離,有了距離感,你才能夠用更宏觀的角度來書寫。」


再想了一下,她補充道:「而且都總有遇過『跟車太貼』這種情況。有時你在 facebook 忍不住即時回應,過了大半年,再看到都會毛管棟,後悔自己當時太過心急幼稚。昨日說的事情,今日是否仍合時宜?面對很多事情,你會有強烈的情緒,或者感觸,但如何表達它?這個 part two 的問題還未想好,就夾硬將 part one 寫出來,應該都是會炒車的。」


「當自己跟事件還沒有一個感覺舒服的距離,應該很多說話都開不了口,又或者自己仍然沉溺其中,就會變成情感的賣弄。」從來以為卓韻芝是口直心快,經常衰衝動的烈女,但對於創作,她有保持安全距離的自覺,不是怕惹事,是因為要更準確,更叩問更深的層次:「這一刻你忍住不說,是因為到你真的說出來的時候,你會說出一句更好的。如果那件事已經入了你的血,它就會愈埋愈深。」


「我經常都提醒自己不要太心急,不要被眼前的感觸推自己出去,把作品交出來。」卓韻芝說的不只是社會大事,政治時事,是更微小、更個人的情緒和感觸。母親離逝,曾經是卓韻芝生命中一個不能承受的打擊,直到十多年後的今日,她決定把母親的死寫出來,要「親口講」,或是漫長沉澱過後的一種釋懷。「如果我爸爸媽媽是在昨日離開,我今日是寫不到一個好作品。要到相隔十多年之後,我終於知道自己準備好,要去寫這件事。」她說:「時間真是我們的好朋友,時間幫你渡過了那麼多年,然後讓你回頭再看所有愛恨。」


「至少對我自己,我是無法用作品去回應當刻的感受,創作自由亦不應該強迫自己去回應時代。」但卓韻芝又說:「不過時代太大的話,大到跟你的個人感受緊緊扣連在一起,只要你是真誠創作,它就會自然潛伏在你的文字裡面,你根本沒辦法搣走它、抽空它。」


卓韻芝形容,在這樣的年代,以創作與受眾的交流,是一件既困難但其實又很興奮的事情。「香港人又好,觀眾、讀者又好,這兩年大家好像集體『升呢』,對隱喻變得敏感,對一件事會有更宏觀的角度。到底我會交出什麼,然後又會期待你怎樣看我,這兩年無疑是令我特別努力創作的。」


「當時代太混亂了,你亦只有一種方式可以繼續創作。就是真誠面對自己。」她說。


不想胡胡鬧鬧笑過去


今日香港社會氣氛低迷,負能量超載,有人承受不住真的要走,要找個地方重新開始。亦有人找個地方喘息迴避,麻醉自己,處理傷痛。例如聲嘶力竭全情追星,一個巨大的社會現象背後,是一個時代的劫難。「最近我都會一直反問,今日社會到底需要什麼呢?我們是否處於一個 escape 的階段,嘗試逃避,見到一些偽歌舞昇平,人人衝出來揮螢光棒的時候,我都有想過,既然大家想要的只是歌舞昇平,不如今次繼續 one night stand 給大家入場笑一笑。但問心,如果這一刻我們胡胡鬧鬧笑過去,又是否我想做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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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柏熹攝)


這兩年的社會動盪、疫情停擺,對卓韻芝來說,並沒產生一種急於逃脫,或麻醉解憂的衝動。她反而顯得冷靜,甚至一動也不動。「它是好像摑了你一巴掌,然後讓你坐定定……唔,我就是這種感覺。不是說令你腰板坐直,又不是『好啊!你想點啊!』那麼激動,甚至我都不覺得需要抬起頭,我仍然在消化這一巴掌的感受。」她說得很是微妙:「這幾年的香港教會了我,要去珍惜一切感受、尊重感受。其實時代只是突顯了人性很複雜,但時代的複雜,只是反應人的複雜性,而它本來就是藏在人的裡面。」


當今日香港群情洶湧用著更大的情感能量和狂熱去掩蓋傷痕,卓韻芝是有點反高潮,比過去的自己更嚴肅和沉實:「那些不是我想做的事情。當大家都在揮螢光棒,不如我就認認真真做一場 Sound Of Silence,我是想陪伴大家直視某種情緒,然後你會得到治癒,甚至更加勇敢。」


或者,勇敢的同義詞,就是卓韻芝說的謙虛。「因為你到頭來發現沒一件事情是自己估得中,沒想過香港會變成這樣子。而且,面對一個時代的集體,你會重新估算自己的重量,然後便體會到,自己應該要謙虛。」


「但人變得謙虛,我反而活得更自在。」她笑著說。談話中那種舒泰從容,確有幾分呼應著老民謠〈Sound Of Silence〉的旋律。天黑寂靜,但說書人的步履仍舊輕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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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眼

寫電影、電視劇、流行文化。寫小說。文章散見明報、立場新聞、商台903、端傳媒、虛詞、週刊編集、天下獨評、Madame Figaro 等。曾獲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冠軍、青年文學獎。已出版長篇小說包括《毒氣團》、《廢氣團》、《沼氣團》、《小霸王》、《赤神傳》及短篇小說集《壞掉的 愛情》、《極短篇:青春一晌》、《紙烏鴉》、《獅人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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