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與他們的距離》：思無邪與身後身

去年拉素羅夫（Rasoulof）的《惡與他們的距離》（There Is No Evil）在柏林奪得金熊獎，本人沒能親臨領獎，由女兒代領，大家都知道導演秘密拍攝好這部電影後，被伊朗政府判監一年。牢獄之災是身後身，身前他拍攝的電影卻站在囚犯的對位——劊子手去思考，為甚麼在伊朗，一個所有年青人強制服兵役的國度內，有些人年年月月，行禮如儀地為死囚行刑？為甚麼有些人不願服從惡法，為信仰拒絕行刑，衝破牢獄一時，卻淪落一生？

思無邪，典出《論語》，倒是拉素羅夫在電影的思考前設。四段獨立故事，四對男女，四段伊朗人生，他們當中有人行義舉，有人服從法律，但說到底，他們沒有人打從心底崇拜邪惡，They are not natural born killer。第一段故事，從一個人成為劊子手多年以後開始刻劃，在鬧市拍攝少不了車廂視角。那個男人抬米進車裡，駛離監獄。一日之內他接老婆放工、接女兒放學、為鄰居救了隻貓、駛到銀行取薪資、駛到母親家照顧老母等等生活細節，不細心觀察，你只道他是一個普通人，有平凡的生活。

行刑過程保留到片末才出現，也因此在導演刻意懸擱下，最後一幕奪人心魄。殺人不過某日清晨的一個動作，死亡不過頃刻之間。生命如燈由綠轉紅。導演又懸擱了劊子手的精神狀態，你很難察覺他心底真正想法，他只是有時凝望物事，如某件衣服，如某支交通燈，沉默而失語的狀態，你無法準確判斷，他怎樣看待自己的工作，他是好人還是壞人？不要思考了，他這個人，其實存活在世界上每一個角落，是我們可能或者即將成為的那個人。當然，鄂蘭會形容這就是「平庸之惡」，可是更加現實的問題是，我們怎樣面對「平庸之惡」？即便不是為極權政府殺人，著實有太多事情上，平庸之惡像深淵一樣凝視著你。你要怎辦？

驚魂未定，下一段故事已然鋪展開來。新兵不欲違反信仰殺人，在一場與同僚的爭論之後，他決定要衝出牢獄。同樣刻意懸擱了新兵和他女友的電話通話，以及同僚最後遞到他手上的一張紙，這些懸擱的元素在四段故事反覆出現，就像片中的人物一樣，你無法輕率解讀，也不能二元對立解釋所有情節。

你會在第二段故事看到，拉素羅夫即便拍商業片，亦必然功架十足，劊子手逃獄過程精彩刺激，不輸給以囚犯越獄為題材的《洞》（Jacques Becker，1960）或布烈遜的《死囚逃生記》，因為這場劊子手逃獄，更是雙重意義上反抗整個國家針對個體的規訓體制。你會了解到在伊朗沒有人可以對政府「依法治國」說不，死刑犯拒絕赴死，當場格斃；劊子手要拒絕執行死刑，則會被取消一切社會人的權利，變相也成為了一種囚徒。

當片末新兵和女友在車上唱起革命歌曲，「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你會想到一部火紅的劇集，但更深刻的是，你體會到拉素羅夫對義人的浪漫想像，以及最深的溫柔。你明明知道，逃得了一時，逃不了一世，他們的命運會怎樣？我城的義人的命運又會怎樣？

有人選擇對惡法說不，有人服從。第三段故事映入眼簾，英俊壯碩的年青軍人在火車上熟睡，一瞬間你分不清車窗外壯闊山河，是不是上段故事主角逃出伊朗後所目睹的風景。一場生日會，一段戀人重逢敘舊的甜蜜，懸擱起來的一個人的死亡，在真相大白後令軍人和女友決裂。上段那個拒絕行刑的新兵，化為片中軍人和女友的開明派家人的法律討論，同時又曖昧預示最後一段故事的主角處境。值得留意的是，四段故事拍攝場景愈來愈開闊，愈來愈遠離城市（作為監控的核心），也許拍攝時導演的心境也漸漸趨向更加無邪的大自然去。老宅、密林、多雨氣候，弦外之音是女友的家人是為了逃避甚麼，選擇在此地隱居。於是來自城市，來自死刑執行隊的軍人，便有意無意成為女友最後必然要割捨的人。

服從了惡法，便如願有美好人生？不是的，凡人心終有光明，哪怕是黑暗後的光明，軍人意識到自己對女友的思念與愛，變成他麻木殺人的理由，終於情緒崩潰。凡思無邪，導演安排這個結局，也許是他對伊朗所有盲目從惡法的人，所釋出最大的溫柔。女友看著崩潰的男友，一度緊握地上石頭，最後仍選擇放下。放下一段關係，讓兩人在極權國度裡體會最痛的自由，女方為義割捨，男方終必後悔餘生，根源是隱身於所有劊子手背後的政權。經歷過反送中的你，一定會明白。也因此你好奇，第一段故事的中年劊子手，會不會就是軍人的身後身。

最後一段故事於你最痛，於我，是最重要的一個故事。我想你知道，這部電影對我人生相當重要。盡捨暴烈，你看到伊朗的偏遠山區，不正是阿巴斯念茲在茲的山與風？鏡頭唯夢，偶憶故國，拍好電影的伊朗人不是在監牢裡，便在監視中，流亡成為昭然若揭的人生命題。

少女長成回祖國，接待的叔叔卻是她親生父親。身世秘密同樣由拒絕執行死刑一事而來，在可能的時空裡，新兵成了老人，女友成了難產身亡的妻，下一代早早通過流亡黯道，不自覺以自由之地為依歸。心事怎樣吐露？明明他們已逃到最偏遠的地方，自由亂餘生，被剝奪社會人權利，卻只有這件事不敢跟她說。即使穹頂蒼雲黃土地，風聲呼嘯，男人還是無法好好講話。

法外之人與骨肉分離半生，到頭來剪不斷，理還亂。導演最後懸擱起來的是身世秘密，無法言說，因為能夠言說的往往並非最痛，最創傷的無法言說，一如精神分析裡所謂的「真實界」。

此時你早已紅了眼眶。你想到清明掃墓那日，看著父親的碑石，生起最嚴肅的念頭。「父親從中國偷渡而來，死於此地；我在香港成長，若有日不得不走，與父即是分隔重洋。又有日我死以後，父子的墓竟不在同一處安放....」

花果飄零，別離至親，未必純粹是南方華人的命運。為義而受壓迫者，或平庸從惡者，世界給予的命運大抵相同，大同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