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米蘭昆德拉】笑與忘，輕與重——略談米蘭昆德拉的傳世辯證

米蘭昆德拉高壽離世，有人唏噓，有人躊躇，而這早經消化的哀慟，大抵可促使我們更全面檢視屬於他的文化遺產。

假如說九十年代的香港文青消費範圍，是由王家衛、王朔、村上春樹、奇斯洛夫斯基、翁巴托艾可（Umberto Eco）和米蘭昆德拉共同畫下的，那麼，昆德拉與其他人最大的不同，似乎是他加倍的曖昧和複合性，而這一點，是表面閱讀未必即時領會得到的。

這樣說並非指奇斯洛夫斯基等人缺乏深度和複雜的層次（怎麼會呢？艾可啊！），而是昆德拉的複合，恰好是以其表面的膚淺而透闢，因而顯得額外辯證。

是的，原諒我用上「膚淺」這個詞。事實上，在昆德拉開始走俏的年代，我曾聽見一位詩人取笑當時出出入入人手一本《笑忘書》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我們：「原來你們喜歡這樣流行的作家！」並非偶然的是：被這位詩人視為同樣流行以至庸俗的另一作家就叫村上春樹。

當年村上「擊中人心」的時代感性呼應是顯然易見的——後八九、蘇東波、理想主義退潮，人生虛無感泛濫......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福山關於歷史終結的「勝利宣言」，讓大家覺得以後彷彿真的無事可做了，苟活與價值散失，伴隨著離散帶來亦悲亦美，頹廢而自戀的感性氛圍，讓村上筆下的中產自戀男，儼然成為不少讀者的變相代言人。

昆德拉呢？他個人的流亡書寫，對當年尚未志切體會極權統治的香港人本來有好一段距離，然而，面對九七主權移交，香港文化興起的一股離散（diaspora）想像，卻與之產生奇異的呼應關係。

今天我們曉得說，昆德拉創作全盛期所置身的東歐國度，面對二次大戰結束後的鐵幕政治，個人各式政治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尤其是「布拉格之春」之後的宰制，他在作品提出的兩大主題：笑與忘，常能激發讀者的感性共鳴。

在《笑忘書》，他寫出了今天人們喜歡引用的金句：「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表面上，忘記便是認輸，就是俯首接受謊言。反之，牢牢記著歷史，不容當權者肆意篡改，就是緊握真理以期伸張公義的不二法門。在後八九的歲月，人們瞬間即可對號入座，不難理解。

而笑的主題，則來自他對上一部著作《玩笑》。同樣是置身自由受限的處境，凡事不可暢所欲言，有時不免只能苦笑，但積極一點的，則可將生活的悲劇化為喜劇，用嘲諷和自嘲的方式尋找精神的出路、溝通的方式。

故此，笑與忘，在最表面的對比軸上，並非處於同一邊。笑隱含軟對抗，忘意味某種放棄。這是最易理解，最易進入的昆德拉，而他被判為流行與庸俗，也在於此。

當然，有耐性細心進入昆德拉文本的讀者，很快便發現他的對立書寫從來都是複合的。而為了確保書寫層次的呈現，昆德拉採取了夾敘夾議的手法，換言之，就是在小說敘事的過程中，久不久便加入角色的思考以至作者本人的議論。這些議論，有人認為正正破壞了故事的完整和敘事的暢順，當年便有評論批評這表現了作者時時忍不住「站出來」指點江山的拙劣，又或者，代表了昆德拉對說故事缺乏信心，證明他不是一個好的小說家。

故事與說理，固然屬於兩個層次，把明顯不同的層面置入角色的遭遇、他們之間的衝突、處境的變化發展等，與其說會帶來抽離的效果，鼓吹讀者進行相關主題的思考，時刻意識到敘事的意圖和局限，不如說是一種精心布置的風格。用得好的話，便宛如將邏各斯（logos）和迷思（myth）兩大人類文明的表達式，交叉運用，相互配合，宛如《莊子》所謂的兩行之道。而昆德拉在其創作黃金期（六十至八十年代），庶幾近之。

正是在這種表達風格和策略下，昆德拉巧妙地把主題透過表面最顯淺的對立，引入複雜和曖昧的思情。回到笑與忘這表面對立的設置，笑所代表的反抗有時會轉入過於輕鬆的劣義，開玩笑的消極抵抗有時成為反動的藉口，淪為笑柄；另一方面，遺忘有時則是必要的心靈保健法，《無知》裡昆德拉便充分闡述此義——假如人能記得生命中所有的細節，精神崩潰便是他唯一可迎接的命運。遺忘不止作為心理保護機制令我們免受創傷的負面傷害，它有時甚至是協助記憶，以至乾脆成為記憶的一種形式：通過忘記某事以牢記另一事，是無數人的人生常態。

昆德拉在其最引人傳誦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寫出了另一金句：「人們一思考，上帝便發笑。」但究竟此句是正面抑或反面的呢？昆德拉沒有直接作出回答。第一層詮釋：上帝對人思考發出會心微笑，祂希望人去思考，反過來說，人的思考是上帝所祝福和恩賜的。第二層詮釋（可能更符合傳統神學）：每每損害信仰純粹性的理性思考，容易導致思考的人變得自以為是，自我尊大，這樣一來，在上帝眼中，不免可笑復可憐。

不錯，在昆德拉筆下，「笑」的辯證如此。《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雙重母題——靈與慾／重與輕更如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雙男女主角——湯瑪斯、杜麗莎、莎翩娜、法蘭克，雙王雙后的錯綜關係，構成了昆德拉最富戲劇性的小說推演，它後來獲荷里活青睞改編拍成電影《布拉格之戀》（1988），並非無因。

表面上，湯瑪斯代表慾，杜麗莎代表靈；莎翩娜代表輕，杜麗莎代表重。湯瑪斯周旋在兩重對立拉張中，最終選擇了靈和重。然而，昆德拉並沒有通過角色和故事而去終止思考和判斷。他自己本人就是走莎翩娜一路的——離開了母土故鄉，即使在蘇東波後，也沒有如哈維爾那樣，「回國貢獻」。他的選擇一方面是激進的，一方面則實際而世俗——去國四十年，甚至放棄母語，改用法文寫作，間接導致晚年難產及寫作水平下降。

世情並非非黑即白。黑與白之間，固然存在不同灰度的灰色地帶，更何況黑中往往有白，白中每每有黑？掩映間揭出來，黑與白背後原來還有藍與黃！細心的讀者閱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不難發現它那雙重母題到最後其實可歸結到更基本的去與留對立。敘事上我們也可反過來說：情節上各位主角的去與留，引入我們思考（他們面對的）靈與慾／輕與重，於是今天的香港讀者又可找到他們代入共感的位置。

同樣的思考和問號可扣連到去和留的對立。不能承受的通常是重，昆德拉告訴我們，輕盈有時也是不能接受的。去國是追求自由，自由似乎是輕的；「布拉格之春」後，留在捷克要面對許多困苦和沉重的生活。可是，價值每每都是沉重的。留其實也出於自由選擇，而且還是不輕易的選擇，那麼，自由究竟是輕還是重？湯瑪斯最終關於去或留的決定，是對抑或錯？我們真的可以憑一兩句說話、一兩個故事，以至一兩批書寫，就能下出相關結論嗎？

文學之為文學，曖昧是關鍵。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便詳細討論了曖昧作為小說創作必要條件這課題。當曖昧被放入夾敘夾議的昆德拉風格書寫，它便有了更複合的辯證。一般的創作是作家不去正面肯定，交給讀者自己感受、進入敘事世界，尋尋覓覓。昆德拉的作品，則利用議論和故事的互涉、互斥、相融，將曖昧的母題處理進一步深化，讓不安於過於簡單的結論，一躍成為閱讀的主調。難怪在第一波後現代文化（1970-2000）中，昆德拉素被列為後設書寫的闖將之一了。

辯證本指理性對話模式，是中性的，後來它轉為劣義，意指超出了應用範圍而陷入困境。哲學上，黑格爾將之挽回勝義，文學上我會視昆德拉為同路功臣。

昆德拉走了，可他一早活在我們的血液裡。也許很多年之後，我們一想起昆德拉，上帝仍會發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