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遊行.烏克蘭】利維夫的大眾音樂

字遊行 | by  艾苦 | 2019-06-29

1.
在波蘭克拉科夫的巴士站,我差點趕不上前往烏克蘭利維夫(Lviv)的巴士。在趕上了那刻,巴士公司的職員跟我說,我的結他要多付十歐元才能運送。「沒辦法,是巴士公司對樂器行李的規定。」於是,一場「音樂之旅」就是如此展開。

利維夫是一個音樂之都。在我逗留的那段時間,剛好又遇上了莫札特音樂節(LvivMozArt),因而有幸聽了幾場音樂演奏會。利維夫之所以會定期舉辦音樂節(或特別是跟莫札特有關的音樂節),主要是因為莫札特的兒子弗朗茲.克薩韋爾.莫札特(Franz Xaver Mozart)。在莫札特的六個孩子中,只有兩個男孩沒有夭折,而當中就只有弗朗茲跟父親一樣,是音樂家。

或許,我們都很少留意到小莫札特的音樂才華。更不會知道,為了賺取生活所需,他有三十年的時間待在了當時還屬波蘭的利維夫。小莫札特其中一件讓人傳頌的事,是在這裡的聖喬治主教座堂(St. George's Cathedral)指揮了他父親的最後遺作──《D小調安魂曲》(Requiem in D minor),以紀念他父親逝世三十五週年。據歷史記載,當時教堂門外擠滿了特意前來的馬車。

多年後的今天,應莫札特音樂節主辦單位之邀,名指揮家奧克薩娜.莉麗芙(Oksana Lyniv)在同一場景再次演譯了《D小調安魂曲》,以紀念小莫札特在這裡的貢獻。當天的群眾絕不可能比當年少,要不是我提早一個小時到達,恐怕就要像大多數人一樣,站著欣賞了。音樂是屬於大眾的,本就應該是免費物品,但沒想到,當聽眾擠滿了整座教堂之際,就連空氣都快要變成值錢的稀有品。有一刻,我甚至感覺到一陣缺氧的暈眩。

還是,只是音樂過於震撼,使人忘記呼吸?

聽著《D小調安魂曲》,我總是想起米洛斯.福曼(Miloš Forman)的《莫札特傳》(Amadeus)。小莫札特在利維夫生活多年,對這裡有所貢獻,但最終,他為人所讚頌的,是在這裡指揮了父親的最後名作。或許,在莫札特面前,所有人都是庸才。電影所講的,正是對莫札特的才華所照出的陰影……

故事的起首,已年邁的意大利作曲家薩列里(Antonio Salieri)向神父告解,說起自己與莫札特的往事。薩列里畢生為音樂奉獻,是上帝忠誠的僕人,但偏要在中年遇上年少幼稚而無禮、卻才華洋溢的莫札特。莫札特的存在讓他陷入對才華與宗教的反思。上帝何以偏要寵愛橫蠻幼稚的莫札特?難道,這就是祂對忠心僕人的回應嗎?漸漸地,他的信仰完全崩塌了,繼而萌生了向上帝報復的念頭。

報復的方式既精密又簡單:假如上帝偏要愛莫札特,就只好從上帝手中奪去他的所有。於真實歷史的記載,一位匿名者要求莫札特創作一首安魂曲,而直到他病世時,這首曲只完全了一半。此曲當然是《D小調安魂曲》了。

這個神秘人的真正身份曾是歷史上的一個謎團,電影《莫札特傳》便以此謎團為創作的基石,把它說成是薩列里精心策劃的報復的一環。結果當然以諷刺的悲劇收場。薩列里想要借莫札特的才華創作,繼而把一切功名據為己有;但上帝寧可把莫札特殺死,也不讓薩列里得逞。

2.
音樂是屬於大眾的,音樂還是大眾的語言。

某天傍晚,聽完一場音樂會,正在離開教堂,天就下起了大雨。我沒有帶傘,一時只好躲在大樹下,靜待著。

正在感到無聊之際,耳邊突然傳來熟悉的普通話──有人在讀李白的《靜夜思》,然後用簡單的英文解釋當中的音樂性。是一對中國夫婦和一個烏克蘭家庭的對話。我偷聽了一會,見雨未有停意,便決定上前搭訕幾句。原來,他們也聽了剛才的那場音樂會。那對中國夫婦得知我來自香港,便似乎馬上當了我是親人似的,熱情地邀請我一起到附近的茶室喝茶。

至今,我仍不太了解那個烏克蘭家庭的結構。只知道,看上去七十多歲的老頭子似乎是一男一女的父親,和兩個小男孩的外公。老頭子是心理學教授,不久前才到過中國辦過演講,講心理學與音樂的連結;那對中國夫婦是特意前來拜訪他的學生。在茶聚的中途,正當我還在忙著搞清楚各人的關係時,又多了一個男人加入對話。「噢,他是孩子的父親。」──我是如此被告知的。那對中國夫婦的英語不太靈光,我在這裡,一時便擔當了翻譯的角色。其後雨停了,他們又邀請我到他們家坐坐。

到了他們家,姐弟兩人便開始彈奏起了鋼琴,頃刻間,外界的一切似乎都跟他們不再相關──音樂變成了兩個人的私人語言,一道場域的屏障。兩個孩子也開始在地上玩起了爆旋陀螺,又是另一個場域。「他們是這樣的了。」老頭子嘆氣道。我們便繼續談音樂和心理學。假如我不作翻譯,我跟老頭子便又在另一個場域的屏障之中了。

然後,我發現家的角落放了一些樂器,其中還有結他。「我可以試彈一下嗎?」我問老頭子。他說當然可以。於是,我便拿起了結他,嘗試理解姐弟二人的音樂場域。

漸漸地,他們也開始聽到我的存在,便展開了伴奏的語調,似乎是想要邀請我加入「對話」。這時候,姐姐站了起來,拿起了小提琴,交到了「孩子的父親」的手裡,又拿起了非洲鼓,交到了老頭子手中;而她自己則拿起了四弦琴。一場五個人的對話便如此展開,就連不懂樂器的中國夫婦也以舞蹈的方式加入了我們。

音樂是大眾的語言,我們就這樣玩耍了一個多小時,過了一個美麗的傍晚。

臨別時,我留了自己的Facebook,作為聯絡方式。可是,中國大陸不用Facebook,我又沒微信,我便沒辦法再聯繫這對中國夫婦了。這個音樂家庭屬於浪跡天涯、與世無爭那種,根本也不用Facebook。因此,只有姐弟中的姐姐能連繫上。那時我才知道她叫莎奇瑪。

「孩子的父親」堅持要駕車送我回家,說那是他回家會經過的路。小孩二人的其中一人也坐上了車的後座。沿路上,我們談到了烏克蘭本地的政治狀況,以及政治形勢對烏克蘭語的影響。「在幾年前的革命後,烏克蘭語慢慢開始取代俄語了。」他指的是烏克蘭東部地區的狀況。我便不禁想,如果一個國家一直處於兩種語言、兩種意識形態的競爭之中,會是怎麼?但很快地,我又發現,其實根本不太用想像,類似的情況其實一直發生在我自己出身的地方。只是,競爭的形式有點不同;只是,我再也沒有回去過……

3.
只要有緣,千里都能相會的。

幾天後,我就搭上了火車,橫跨了半個烏克蘭,到了首都基輔。在這個有近三百萬人的大城市中遊走,基本上,所有人都是你在一生中只見一面的陌生人。但就在市中心茫茫的人海中,我竟然跟莎奇瑪遇上了──她剛好也來了基輔參加一場音樂會。我們見面便忍不住相擁了起來。「我就知道我們會再見的。」她說。

對的。我甚至知道,之後我們還會再見。只要這個世界還有音樂,我們還是會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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