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寫給左翼民粹主義》譯者楊天帥:政治敵人與民粹之必要

專訪 | by  忤尚 | 2019-11-21

約兩個月前,比利時政治哲學家墨菲(Chantal Mouffe)新作《寫給左翼民粹主義》中譯版出爐,熱話連連,書會一場接一場,直至被蒙面法腰斬。譯者楊天帥現職立場記者,在抗爭現場和書會間奔走,也來回於一年多前的翻譯動機和眼前的政治現實之間——時代無法改寫書的內容,卻能改變它的出版意義。


墨菲主張「民粹」有其可取之處,近則能令左翼重新連結人民、避免離地,遠則有助人民達至真正民主。那種循序漸進的美好藍圖,在香港這一下子熾熱的夏天,意味著甚麼?理論於亂世中的功用為何?作為論述的譯者兼附議者,楊天帥似乎意識到某種責任;有很多問題,楊沒有義務解答,卻不得不點出它們為何值得被解答。


於是他在書中開篇便自問:「左翼民粹主義作為一種策略,在香港有參考價值嗎?」不無警惕。最終,我們能否由此更好地看見世界?多慮是,書中關於對抗性(antagonism)、情感政治和統識(hegemony)的政治理論,如今看來,無論如何都不會太過錯置。包括那個一開始讓楊天帥認為傳統泛民沒有學懂的道理,更永遠不會過時:


「政治不可以沒有敵人。這不是一種政治取態,而是邏輯推論的必然結果。」


翻譯緣起受墨菲啟迪 感泛民不應依賴談判


去年年底,楊天帥受邀翻譯《寫給左翼民粹主義》。那時候,「鄺神」還不存在,「民主黨」還在「賣香港」。距離楊天帥成為「Rapper哥哥」,還有一年。


墨菲的新作於去年七月初出版。楊閱畢在《蘋果日報》寫了一篇書評,這樣結尾:「謹此將這本書推介給傳統泛民,至於自稱中間派的湯家驊,算把啦。」現在說起來恍如隔世,楊天帥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表情像睏倦的貓一樣,說起話來卻毫不含糊。


「當時——其實只是一兩年前——泛民『背叛選民』、『走進中聯辦』、在很多法案上和政府有deal,此類不滿聲音還很流行。泛民的辯解是,願意傾的話至少可以爭取到啲嘢。而對抗性在這裡的應用就是:泛民想像了一種沒有敵人的政治。這種政治無可避免讓某些人覺得被背叛,因為在等值鏈(chain of equivalence)當中沒有辦法連結到這些人,即使連結到以後,又做了一些有悖連接基礎的事。」


那時候,對他來說,這本書的意義主要是警惕泛民。不過,楊亦馬上意識到這種理論應用於香港的侷限。「對抗性的前提是基礎民主。墨菲講的『對手政治』,是建基於公平競爭。所以,香港的話,則不可以將對抗性想像為『泛民對政府』。其參考價值在於,讓傳統泛民至少不要這麼willing地和政府談判。」


《蘋果日報》書評出街後,手民出版社編輯譚以諾聯繫楊天帥,問他有沒有興趣把書翻譯過來。楊天帥欣賞墨菲和拉克勞(Ernesto Laclau)的理論已久,又覺得理論在香港有參考價值,因此一口答應。


楊是東京藝術大學博士生,事緣早年因研究社會參與藝術(socially engaged art)讀到Claire Bishop的〈對抗與關係美學〉,由之接觸「對抗性」這個概念,自此一直關注拉克勞和墨菲的理論,發現兩人的立論方式嚴謹且可讀性高,讓長年接觸學術論著的他耳目一新。


「他們可以很有系統地糅合一些政治理論和後現代主義的精神分析學(psychoanalysis),不像很多後現代哲學家所寫的論著,在邏輯上完全不通,變成一篇文學作品,變相怎麼解釋都可以。」楊自此一直緊貼二人的理論發展,後又發展了自己的理論,初次在視覺藝術年鑑發表


「(拉克勞和墨菲二人)的這些概念像是砌lego。」楊放慢語速思考,嘗試把看法形象化;這幾乎像是他的思考習慣,在譯序中也可見一斑:他以「be water」一尋常例子入文,好將理論具體化。拉克勞和墨菲讓他看到的,大概也是這種一擊即中的清晰。


「甚麼對抗性(antagonism)、接合(articulation)的,過往我覺得這些字沒甚麼意義,但自從認識了論述理論(discourse theory),以及裡面那個元素(element),再看這個世界的時候,就覺得有種更堅實的理解,可以看見我們現在話語中的元素是怎樣嵌出來。而『接合』就是兩粒lego砌埋。」


因此他曾和手民出版社提及,如果這次反應不錯的話,希望可以將拉克勞和墨菲的作品逐本翻譯過來。「就是看看賣得好不好啦,」楊理解地笑笑,「如果真是實行的話,我想也很大工程,大概要十幾年。」


民粹、仇恨是100%必要 「左翼民粹」許為香港左右翼新出路


結果,這次的譯本確實獲得不錯的反響。坊間反應之熱烈,幾乎讓人誤以為左翼論述在香港發酵已久,甚至已勢成一格。想深一層,才意識到,這股熱切正反映了左翼論述在香港的失落。


實情是,過去十年間,「左翼」在香港過得並不好。


「左翼」還未建構好自己的論述,就在雨傘運動中被「左膠」形象沖淹,自此一直在中港矛盾、自由主義民主和極權主義的對壘中被邊緣化。反觀在歐美各國,即使所謂「右翼」勢力當道,仍無阻年輕一代推崇「左翼」理論,全因墨菲在書中所說的:新自由主義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


而這「新自由主義的危機」,在面對赤化、民族主義抬頭的香港,只是旱地上的一小道口子——在極權統治下,除了反抗直至成功,暫時沒有更崇高的政治理想可言。


楊天帥坦言,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實在無法好好說明《寫給左翼民粹主義》對香港左翼的啟示,因為有太多的不確定性。「現在說『左翼』也不知道指的是誰,定位很模糊。即使是以前很怕身分政治的那些『左翼』人士,現在也叫『香港人加油』啦,也沒有人再問『新移民喺邊』。」


不過,墨菲對西歐傳統左翼的那種情感政治(affective politics)潔癖的批評,則仍然成立,對仍處於發展初期的香港左翼——不論他們是誰——亦絕對有參考價值。


因為,「左翼民粹」為人們帶來一種重新審視「民粹」的方法。


「在立場內部書會,有人諷刺地提及過『現在香港很民粹』,實質是批評很多人被情緒蒙蔽了雙眼、與運動主流不符的意見容易被抹殺等等。這本書就能好好的回應這些問題,解釋為何左翼民粹不會令人民均一化、為甚麼每一個能動者(agent)都能保留自己的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究竟是怎樣把最多人的意見放在一起的同時,又能保存每一個人的獨立性。」


那麼,香港到底需要多大程度的民粹?在楊天帥看來,民粹在香港的發展,甚至可以不劃下限。


「如果這樣講,quote出來會不會很大鑊?」楊想到了甚麼,先帶點無奈地自問,後又很快拋開了顧慮,「我覺得,香港人有幾仇恨呢個政權,就幾仇恨這個政權係最好。」


「民粹我覺得是100%需要,甚至不需要有限制。反而要看用這把刀的人怎樣有效地接合(articulate)呢樣嘢。要小心的是,要看清政權是哪一個。對於那些叫一聲『我是中國人』就要『私了』的,我絕對不認同。這個就正正是墨菲所講的:你建構人民的時候,你的對手是誰?我覺得這才值得斟酌。」


在楊的構想中,民粹的重點不在於排斥,而在於吸納。那道邊界應該是:「只要不是支持林鄭,所有事情都可以被尊重、被討論」。


「最好的民粹,並不是因為我們是香港人而排斥其他人,不是德國佬殺猶太人。」他觀察到,當運動發展出較激的反抗手段時,坊間不少意見較溫和的示威者開始感到「被割蓆」,「覺得運動走得好遠」,擔心提出反對意見就會被標籤為保守。


楊認為,「好的民粹,應該能顧及這些人的想法。」這也是「左翼民粹」的精髓。


當然,香港現在所出現的「民粹」,和西歐出現的、滋長於新自由主義的裂縫的「民粹接點」完全不同。在楊看來,後者短期內並不會在香港發生,儘管在傳統左翼看來,新自由主義體系終究是萬惡根源。


「香港很多真左翼,一定會覺得香港所有政治問題其實都是經濟問題,我就不是太認同。」他進而解釋,第一,借用過度決定(overdetermination,或稱「多元決定論」)的框架,就能推論出為何經濟不會是最終決定因素;第二,至於是甚麼決定政治問題,只要借用拉克勞和墨菲的論述理論(discourse theory)就能說明。


「簡單來說,過度決定是指一個結果有好多原因。」參考墨菲另一本和拉克勞的合著《文化霸權與社會主義戰略》的第三章,「過度決定」是帶有符號面向(symbolic dimension)的多元成因之總和。「拉克勞就提到,在這個框架下,阿圖塞所提倡的『乜嘢最終都是經濟決定』(determination in the last instance by the economy)的說法並不成立。這是邏輯問題﹕一個現象,不可能既有好多原因,但最終原因又只有一個。」


他又進而解釋,「而如果所有現象的理由都是物質、經濟決定,理論甚麼的就只能被理解為上層建築,而對社會、以至主體(subject)無實際的根本影響。但拉克勞和墨菲認為,這種說法無法解釋很多社會抗爭。比如女權、比如香港的民主之戰,怎樣解釋為純粹的經濟決定呢?事實上,中共就是行這一套,香港要求乜都好,佢地一句講到尾就話﹕『啊,都係買唔到樓,上流唔到嗟』。」


如果不是經濟決定社會,那是甚麼?把這道至今仍讓無數人苦苦思辯的問題放在楊面前,似乎有點不厚道。但楊絲毫沒有打算迴避問題;至少對現在的他來說,是論述。


「物質先要被perceived(感知),才可以被理解其存在。這可以參考《Discourse Theory And Political Analysis》的第一章。」當中提及,論述或話語(discursive)並無意將所有事物化整為語言,或是質疑世界的存在。相反地,這種視野所提倡的,是我們將永遠身處這個充滿意指的舉動和客體(signifying practices and objects)的世界內,正正避免了懷疑論和理想主義。


「簡單來講就是,以前啲人咪成日爭論唯心定唯物嘅。拉克勞和墨菲的論述理論避開了這個問題。他們的理解是,有邊樣嘢先唔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有論述,才能理解物質的含義。若由此演繹下去,我想,所謂經濟決定,並非指本來就有一些物質去決定社會,而是物質被論述解釋,構成所謂『經濟』的概念。所以,論述如何去解釋這些物質,就變得很重要。」


話至此,楊又嘗試具體化自己的想法。 「說一個很粗略的例子。所謂『有了你開心啲,乜都稱心滿意,鹹魚白菜也好好味』;鹹魚白菜本身只是物質,它不能決定甚麼,甚至連鹹魚白菜這些稱謂,都是來自論述。在上述歌詞裡,它們被理解為一種與你平淡生活的美好。而在另一些講法裡,比如『屋企窮到只可以食鹹魚白菜』,它們則會被理解為貧苦生活。所以說到底,鹹魚白菜不能決定甚麼,真正決定的是,我們如何理解它。」


撇開「經濟決定一切」的說法,楊到底認為,「香港最大的問題,始終是中共這個威權統治」。「其操控之強,令新自由主義能起決定性作用的空間都會變小。西歐來說就是戴卓爾的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但在香港就沒有發生過,例如你看地產霸權,香港人對於高地政策根本冇say。因為香港沒有真正的議會,湯家驊那些第三條路講出來都會畀人笑。香港的本土主義興起完全是另一個概念。」


說起本土派,那似乎就是香港的「右翼」。而事實上,香港並沒有出現過真正的「右翼」,人們對本土派的籠統定性,全因其處於「左膠」的對立面。


《寫給左翼民粹主義》在香港所引起的討論,正點出了這種詭異的困境:傳統的政治光譜還未適用於香港,卻一早被用作指標。如此衣不稱身,實教不少人無所適從。


「如果我是本土派,我可不可以是左翼?以前在香港是回答不了這個問題的嘛。」楊指出。「好像一本土就會變右翼。但是墨菲所提倡的那種equality for all,我又絕對認同。」


墨菲將這種莫須有的窘境轉化為政治定位,並為之提供理論基礎。「墨菲認同身分政治,也提過民族意識很重要。她對左翼的定義為左翼帶來很多空間。不過當然啦,墨菲也因此被很多人批評,說她是假左翼。」


楊想起寫完《蘋果日報》那篇書評後發生的趣事:「那篇評論刊登出來以後,不乏被稱為『右翼』的人分享,譏笑左膠。但他們沒有意識到,如果他們認同這本書的概念,其實他們會被歸類為左翼。」


某種諷刺在空氣中擴散了一會,楊又毫不猶豫地說,「而如果用墨菲的講法,那我一定是左翼。」


學者、記者、作家、編輯四重身分磨筆鋒 書寫嚴謹不等於過度複雜


《寫給左翼民粹主義》的中譯版,其實早在2019年頭已經翻譯好。但當中很多字眼和行文,則讓楊天帥和編輯們校訂和斟酌了差不多半年。


「譚以諾等編輯們很好,很細緻地幫我修改。」言談間,楊總是不忘強調編輯們的功勞。「作為研究這一方面的學者,我會捉得比較嚴謹。翻譯的時候總有這種取捨:該嚴謹但難讀,還是易讀但寬鬆?」


「Moment」的譯法,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們討論了很久。主要是因為它應該是來自力學,就是那個扭力的意思,在中文裡是不清晰而且艱澀的。當時編輯傾向譯作最普遍的『時刻』,因為放進去又巧妙地通。」


「Moment」一字某程度上包含雙重意思,既指時間上的轉捩點或局面(conjuncture),亦能表示論述理論(discourse theory)中所指的那種元素變化的「接點」。相比之下,在中文的脈絡裡,「時刻」多只能被理解作前者,但在寬鬆的理解下,卻能有意無意地包覆後者。這種巧妙容許美麗的誤會發生,然而美麗的誤會並不準確。


「我們檢視了書中使用過『moment』的所有句子,發現在若干地方以時間觀念去理解的話是完全講不通,所以就統一使用比較複雜的『接點』。」


儘管對某些學術上的字眼較執著,楊天帥大部分時間都從善如流,編輯們則謹慎細察。「一開始,我總是盡量避免使用四字成語,否則怕condense meaning(將文句的意思壓縮),但編輯就覺得會雅一點。最後出來反應幾好,所以我想他是對的。」


楊對這些意見的理解,源於他的多重身分。除了是學者,他還是網媒記者、短篇小說家,更是編輯——做學者教會他論事要嚴謹,而後面三個身分則時刻提醒他,要跟讀者作有效的交流。


楊天帥的文字有種獨特的精煉;看他多年前寫的《新手作者請讀Raymond Carver》,似乎是對這種言簡意賅有所追求。經多年反思後,他雖早已不像從前那麼執著於裁減,但那種點到即止的流麗文風,還是在翻譯中隱隱透出。


在翻譯過程中,楊自然會依賴自己的書寫觸感,卻從來沒有要讓之凌駕規則。凡是有例可循的字詞翻譯,或比較學術性的部分,楊表示「一定不敢用自己語感去override佢」。一如傅斯年所說的,對作者負責任,而不只對自己負責任。


說到行文,他又想起了自己最近的一個觀察;楊的思緒像一串通了電的燈泡,總是接二連三亮起好幾個。


「這是一個很粗略的想法。因為我是做網媒的嘛,多時發現有些句子特別適合人碌手機;雖然是同樣的意思,有些句子讓讀者不消半秒就可以消化到,有些則久一點。可能因為中文是象形文字的緣故?我覺得,碌手機和看一幅圖畫好像有些關聯。以前寫詩會講音樂感,現在行文就會講圖像感。」


對他來說,讀者能否接收信息是書寫時的重要考量。「我很不好那些講嘢複雜化的。」被問及對哪些作家的艱澀書寫印象至深,楊便失笑,說起Homi J. Bhabha是「冗長代表」,又說「像布萊希特那樣的,我不行」。


「有些字詞讓我很在意,也不喜歡。例如是『閹割』——其實『閹割』是甚麼意思呢?很不嚴謹。當然啦,如果你要斟酌,在語言學上來說,其實每一個符號都是一個形容的修辭,但那是後話。我覺得在理論上,有時候沒有必要大量地使用這些字,令讀者困惑。」


對香港民主的想像:「只要還原為真普選」


一段訪問下來,楊天帥明顯不只專攻文化藝術,也不只主動深入研究政治理論。楊多年來遊走於傳媒、文化界、藝文界間,為自己累積起另一面翻譯者的重要特質:他知道自己要轉述一個甚麼樣的故事,怎麼轉述最好。


這就是翻譯所包覆的那個含蓄的游刃空間;在忠於原文的限制之內,充分地運用個人觀察,探索翻譯作為一種傳遞。


楊的這種傳遞能力,在他早年的作品中就有跡可循。楊在《主場新聞》寫過一篇《專訪盧梭:香港、農業、陳茂波》,幻想自己和盧梭郊遊,從而將盧梭的部分個人事蹟及思想套用於香港時事,非常盞鬼。


那種靈活,來自楊一開始就沒有自縛手腳。


「我覺得,現在藝術和社會科學的理論,很多都是同一樣嘢。」他想起最初在《信報》工作的那段日子。「那時候我其實是寫爵士樂的,後來又轉寫視覺藝術。有人問我,為甚麼可以說轉就轉?我說,其實都是同一樣嘢吧。可以用同樣的理論去解構。」


而後來的經驗告訴他,社會科學和藝術亦然。「雨傘的時候,藝術界有很大規模的反思,有人開始覺得藝術無用。那時正值《主場新聞》過渡成《立場新聞》,於是我表示暫時不想做藝術版,想做專題。專題有個好處,就是畀錢你學嘢。就是那個時候起,我對政治相關的議題認識開始加深。」憶述過後,楊又若有所思地重申,到頭來,「(這些)對我來說全部都是同一樣嘢。」


把這些外層都剝下來,楊天帥只是一個渴望民主自由的香港人。彷彿他多懂一點,香港的希望也會因此多一點。《寫給左翼民粹主義》一書到頭來念茲在茲的,都是基進民主、深化民主,那個萬水匯流之處。


楊天帥現階段對於香港民主的想像,出奇地簡單:「只要能還原為真普選,只要是這樣,就和我理想中的香港民主很相似。」


他認為民主是需要政制的,也覺得現階段各種形式的民主未必太可行。


各種形式是甚麼形式?他以過去的訪問對象朱凱廸為例。「朱凱廸嘗試淡化自己代議士的角色,把自己當作一個GMail。但其實大家都明白,他的形象很強,他是一個符號。大家所謂的支持,都是支持他的這個意識形態,那麼其實頗代議。所以我覺得始終要有政治領袖,擔當空洞的能指(empty signifier)也好、提出一種接合最多人的論述也好。」


反送中運動的「無領袖」模式又如何?「其實還有很多不足之處。例如有一陣子,連登上吹和風的較多,但勇武還是照衝。領袖或者能在這些位上能發揮作用。民間記者會發揮到這個作用,但其實更慘︰民間記者每次開場白都會戴頭盔,說諮詢了連登仔,但明顯就不是全都諮詢哂。擺明就是因為想『無領袖』,所以寧願用一個有瑕疵的民主體制。」


看得到瑕疵,就能拒絕活於謊言之中;拒絕瑕疵,就能主動活於真相之中。民主一如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慢慢來,比較快。即使是在急速進化的反送中運動裡,也有一種慢:人們有好好地在反思、吸收、回應、催生。當中有許多連帶抽出的問題如種族平等、性別平等,以前總在等一個更慢的弧、等待發酵,現在卻無意中在動亂中得到更深入的討論。香港人被迫成長,而但凡是被迫成長,日後必有需要填補的創傷。到時候,這些理論或許可以告訴我們如何更有效地療傷,因為理論的底裡都是別人的傷痕。不過,現在最首要的,如楊天帥所說,終歸是「應該有多團結要多團結」。這是邏輯推理的必然結果,也是人性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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