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讀歷史，交換死者──讀廖偉棠《劫後書》
劫後書三部曲，是試圖以詩渡這個時代的重中之重。《拓孤之地》寫台灣之劫，《凶年巡禮》寫疫情之劫，《母語辭典》寫香港之劫，孑然一身，簡直快負荷不了這大慟大愛。幸而詩人還有妻兒，還有嚮往，還有記憶，差堪扶持。
這些詩作，寫的都是異鄉。原為異鄉的台灣，已成異鄉的香港，以及驚天變異的疫情日日。但詩人寫來，處處也都是故鄉、都是認同、都是切膚之愛。十年前評《八尺雪意》，我曾寫下：「讀廖偉棠的詩，很難不熱血沸騰。他有浪漫的情操、現實的關懷，少年的激情、中年的世故，西式的意象蒙太奇、中國古典文辭的修為。更重要的，他始終目光炯炯，腳步一逕行前，與這個時代、與他身邊的底層人民共同呼吸。」後來讀《一切閃耀都不會熄滅》，又斷定：「他是這時代最具代表性的華語詩人，因為他的詩以非常個人的體驗，承載了這個時代的困阨、憤怒、與希望。」
這些證詞，可以一字不易，置諸《劫後書》。雖然時代愈加敗壞，而詩人卻未嘗棄守。說「國家不幸詩家幸」太過無情，應該說「國家不幸，幸有詩家」。廖偉棠說「時間給予所有塵埃微聲」，寫的是黑膠唱片的炒豆聲，但也在堅持，每一粒塵埃都值得發聲。而有的塵埃，發出的是音樂。
身為台灣人，讀第一卷《拓孤之地》格外驚心。此卷原名《託孤之地》，係為指認這塊為育兒而移居的土地而作。然而從1922的賴和寫到2021的此刻，篇篇都是這座島嶼上的流亡者，或逃進，或逃出，或在自己的土地上身陷囹圄、無路可出。以外來者的眼光，他重新梳理了台灣慘痛的百年史，這些孤魂卻因有詩人的重新召喚，而熠熠發光。
他寫日治時期詩人，如風車詩社的林修二、李張瑞，也寫日本作家西川滿、台日混血的饒正太郎，寫江文也、呂赫若，也寫陳澄波的妻子張捷、高一生的女兒高菊花，寫朱西甯、管管、尉天聰，也寫不合時宜的黃靈芝、七等生；寫恃才傲物的林燿德，也寫低調避世的阮囊；寫政治受難者雷震、柏楊，也寫統治者蔣介石、蔣經國；寫為六四旋舞的羅曼菲，也寫為農民製作白米炸彈的楊儒門。
這些書寫都有強烈的代入感，也就是後死者的羞愧感：「…你代替了我在沸騰的海裡活過／…／你也是代替我槍斃、受刑的貝牆／…／你代替我選擇且遵從異端／代替我被暴君點名」。詩人在這些受難者、流亡者的人生中一遍遍看到自己可能的身世，讓他們成為佩索亞的異名者。而同時，他也發現了另一個叫做「廖偉棠」的同名者，活在另一個平行宇宙：
在我出生前一年
感謝你，稍稍完成了我未及的夢想
──成為一個歷史學家
或者：一名史官。
因為你的碩士論文題目是
《宋代國策的流弊》
這多麼像寫給那年垂死者的諫書
而不是傳給明年那位未生者的劍術。
雖然，《拓孤之地》宛如廖偉棠的一張心靈身分證，證明他為何也是一名台灣詩人，但他也在台灣歷史的血脈中，注入了香港的血液。例如藉好幾代人的教科書《新英文法》的例句，來寫作者柯旗化的受難和自己的流亡：
（P.S.改錯練習：P275 現在完成式
Have you ever seen a tiger?
你曾見過老虎嗎？
No, I haven’t.
是的，我以前見過。
Have you ever been in Hong Kong before?
你曾在香港住過嗎？
No, I have never been in Hong Kong.
是的，我曾在香港住過。）
廖偉棠有非常敏銳的視野，連結文學事件與現實。比如他寫到楊牧從作品集剔除的詩劇《吳鳳》，因為吳鳳傳說後來被證明是漢民族意圖「教化」原住民的歧視性虛構。這則在文學史上被避而不談的事件，我很驚訝廖偉棠竟用來對比湯英伸的案件，那也是台灣原民運動的起始點：
1979年，吳鳳第一次被寫下。
這是我們對他的最後一次出草──
1987年，湯英伸第一次被寫下。
面對歷史，我以為廖偉棠比我們更有餘裕平視那些統治者，比如寫蔣介石「在刑房般的浴室叫喚他的母親」，寫蔣經國「每一個在俄羅斯生活過的人都擺脫不了這苦寒」。在他的詩裡，他們也以流亡者的身分出場，從流亡俄羅斯，到流亡台灣。然而這並不能制止詩人的歷史判斷：「他繼西伯利亞人之後成為了台灣人，儘管他差點帶給台灣一個西伯利亞。／他用紅色把一切都刷白，又用白色把一切都刷黑」。
讀到這樣的詩，讓我彷彿從當下角度抽離，有了全觀的視野。就像偉棠以一些奇特歷史角色構成的組詩《說吧，香港》，這一卷詩不啻《說吧，台灣》，然而彷彿從自己口中說出的話語，卻如此令人驚愕。台灣不是沒有人寫史詩，然而以這塊土地上各種飄零者為傳主的，幾希！最後，2020年，他回到了書寫時的自己，寫下了〈新住民迷路記〉。當誤信導航，發現自己為滿山遍野的墳墓包圍，他想起了六十年前台灣和去年香港的死者，連結起兩地的命運之鏡：
當我香港的手足們
在銅鑼灣的刀山上遊行，
我也得以在八里
那沒有十字架的髑髏地拋錨，
在烈日下向驟然拉長的影子借了個火。
這本詩集，便是一名香港人和台灣人「交換死者」的行動。對台灣歷史──尤其許多個人史的閱讀與鉤沉，令這個行動對兩地讀者而言產生了不同意義。據此，港台兩地的連結不僅是流行歌和影劇的文化共享，不僅是太陽花和雨傘運動的抗爭同氣，更可以是不同時程平行下的命運共同體。
第二卷《凶年巡禮》紀錄天災下的人禍，主要對象是中國。例如這首以魯迅的鐵屋意象，追悼吹哨者李文亮醫師的詩：
只有失去一位眼科醫生
我們才知道我們在雪崩之前早已雪盲
醫生說：以眼還眼
醫生從來不說：道路以目。
疫情原來只是考驗，驗證我們原已熟知卻視而不見的現實。生活變得更迫切、更無可迴避。異常，正是為了讓「正常」的怪異得以現形。
在高清手機鏡頭下他們不在乎
他們的惡纖毫畢現
他們知道高速網路很快就會
讓他們的手段全球化共享：
在香港他們踩壓一個男孩的喉嚨
彷彿他只是一個易拉罐
在印度他們猛砸一個下跪的男人的後背
彷彿他只是一面手鼓
在中國他們扇一個沒有口罩的老人耳光
彷彿他只是一個數據，十四億分之一
第三卷《母語辭典》則是一個悖論──只有失去母語的人，才會意識到母語的存在。就像經過幾十年的禁忌，台語、客語、原住民語才終於以「母語」的名義重新被學習。或是失鄉者、流亡者緊抓不放的語言，如猶太人的意地緒語，在以色列建國採用希伯來語後，反而面臨更艱難的處境。而粵語做為香港的口語，鮮少用在文學書寫，度過九七大限，反而令一些香港作家更積極探索粵語寫作。
受華語文學傳統薰陶的廖偉棠，「母語」一詞毋寧是維繫身分認同的象徵。《母語辭典》寫隔岸香港，也寫隔海的烏克蘭、緬甸、阿富汗這些遭劫之地。祭悼孟浪、劉曉波，也思念蔡炎培與達明一派。離鄉者的直白刷新了詩意的定義：「佐敦，我喚起你的名字，元朗，銅鑼灣，甚至藍田、赤柱／有一天你們都會被纂改」。
離開了香港還是香港人嗎？捨棄了詩的語言還是詩嗎？對於胸懷信念者，這些都不是問題。在〈我夢見一個未來的香港人〉中，最重要的是香港與未來的連結，「未來的急風驟雨／編織我們的方舟」。劫難猶仍當頭，卻把詩集定名為「劫後」，憑的不是盲目樂觀，而是執夜更的信念。這或許也是台灣這艘搖搖晃晃的大船，此刻最需要的。
（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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