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距離

那個遭到槍擊的少年，傷口距離心臟很近。再靠近一些分寸，他的心臟從此就鑲著一顆子彈，即使手術可以拔除子彈，火器的幻影會留在心房，季節變換之際，他會心痛。

未被擊中的話，所有恐懼、痛楚都是想像出來的嗎？那麼幾個月下來，我承受的苦楚又怎麼解釋？十月一日，社區成為不是戰場的戰場，警察是不成人形的國家機器，我定居多年的地方，置於不是戒嚴的戒嚴令當中。那些人刻意讓宣佈、指稱一種狀態的事件缺席，不說而說間，永遠要我們自我退縮，他們愛說「你心知肚明」。

那些指稱與事實之間的距離，可恥而可怕。不要忘記這一年的十月一日，我提醒自己，不要忘記與記憶中全然愈走愈遠的社區。以前我常到路德圍消遣，有幾個小學補習社結識的朋友，就讀海壩街官立小學，也就是防暴警推進到最前的位置；至於我的小學外，是示威者一方的防線。上學時，我們在學校外排隊等候，放學則聚在那條行人路聊天，或玩耍。小學生的校服，與那天馬路上的黑衣人交疊一起，當小學生的幻影往福來邨方向走去，黑衣示威者往相反方向，向防暴警推進。他們舉起傘，往往有一兩個特別勇敢的人，走先於防線。我每每見到他們，就想起鬥爭和死亡。

我站在路德圍，猶如置身兩軍對陣之間。很快，世界只餘下槍聲，和散落一地的紅色百歲磚。催淚彈兀自在路面冒煙，磚頭不知被拋擲到哪兒去，只傳來撞擊聲，因此磚頭飛起來的時候，就成為了幻影。記者和催淚彈、磚頭共享著一種距離，雖然說採訪是為了求真，與真相的距離卻是很難保持。

那是兩種在鬥爭的兩種意志，瑣羅亞斯德教的阿胡拉馬茲達代表光明，阿里曼代表黑暗，善惡亙古對立。又說，火是阿胡拉創造的第一名兒子，象徵至善和正義。而我看見火魔法，內心的距離不免動搖，那是極其絕望又極其憤怒的人群，吐露出的心事。磚頭與火，是示威者僅有的反擊武器，記者置身其中，相機是唯一可倚仗的物事。都拍下來，都拍下來，慢慢內心雜亂的思緒，逐項消減，就只存在這一個想法。

一小隊示威者從路德圍的小巷走出，從側翼攻擊警察防線，剎那間，催淚彈大作，而我那一天下來，早已數不清發射了多少枚催淚彈。眼睛刺痛得幾乎睜不開，我退往內街，無意識地大叫，以為這樣做，可以緩減眼內的痛楚。看不見我光顧過的茶餐廳，看不見滿街都是消費的人流的幻影，勉強看到，食店內有員工滿懷憂愁的目光駐視外頭，鐵閘已準備重重落下。有些人從後巷步出，認得出幾個記者，上前遞了一支水。

有人把我拉到一旁，給我沖洗眼睛，樹下我把背包、豬咀、眼罩和頭盔脫下，眼罩是個老問題，眼睛為此無可避免承受刺痛。忽然想起，在金鐘夏愨道，那幾個急救員的眼罩，都受不住催淚煙。

——好似『譚仔大辣』，哈哈。

夏愨道上，急救員邊笑著，邊束緊眼罩，也就是試一試看有沒有用，要是沒用，他們也得繼續留在現場。氣氛緊張，水炮車發射水柱的時候，我跟隨著那幾個急救員，他們為退到後排的傷者急救。事實上急救員又不是示威者，但那些非常臨場、近身的氣息，或目擊示威者的傷口，或站在示威群眾之中，那次採訪，我像是沒有保持距離。

如是，我都在拍攝，當水炮車逐漸逼近，他們都高聲叫喊撤退。記者和急救員都待示威者離開後，才慢慢離開夏愨道。當我經過警察總部後方時，一顆催淚彈就在兩三步外的草地爆開。終於知道自己和示威者的距離有多近，和加身的暴力很近，又和施暴者的距離很遠。我都不知道，是誰開槍打我，他知道我是誰嗎？不會知道，而在開槍的人的心中，一群穿反光衣路過警總的人，是何種存在？

只是槍擊可以打中的物體的存在吧？半秒之間，我和催淚彈的距離不變，身體不聽使喚，意識一片空白，該伏下，還是馬上跑過那個地方？不知道，那時才發現，手持相機，掛記者證的人，甚麼東西都沒採訪到，我和示威者無異，和急救員無異，和任何一個槍口下過日子的人無異。那支槍，槍口怕是仍冒著煙。

我的朋友，在連儂牆下被人斬傷。我的朋友，在油麻地採訪時遇到警察開實彈。我的朋友，被捕後踢保了。我的朋友，在旺角採訪時遇上高空擲物，頭部縫針。我的朋友，有晚向我說起她本來的名字，還附帶她的身份證號碼。

跑到太古廣場外的馬路，我鬆了口氣。

兩星期後的十月一日，我知道大河道的另一端，有個中學生被槍打傷。那時我卻和一些急救員躲在大廈門口，槍聲不停，甚至有輛消防車駛入海壩街，消防員甫下車，數發催淚彈就往消防員招呼去。

那都是一種共同的距離，一種待久了就愈發繃緊和驚懼的距離。正如我想像不到我的好友，每次衝突現場都擕著相機往前衝，夜晚回家，不是失眠，就是作惡夢。

十月一日，將近十月二日，我也作了惡夢。夢中，我身處巴士內，明明該要到海邊去，巴士卻一直往山裡走。到深山去，我決定下車，才知道山中沒有巴士站牌，沒有人和我下車，沒有下一輛巴士抵站。陰鬱的山林，夜幕比平日降臨得更快，而我融入黑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