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虎中作樂】訪余家強《為光音作證——潘源良香港誌記》：拋磚引玉，見證時代
前年移居台灣的潘源良，找來前《壹週刊》副總編輯余家強，合著新書《為光音作證——潘源良香港誌記》，以訪談形式記錄半生創作點滴，配以其親自執筆的回應補充，側記香港流行工業興衰史，也著趁尚能有所作為之時，以個人經歷的成敗得失經驗，整理正在沒落的的香港流行文化，畢竟，時代急劇變化，正如余家強所說，有些東西，「要做快啲好做」。
兩種取向，互相砥礪
任職《壹周刊》時訪問過潘源良，也曾共赴荷蘭拍攝歐洲國家盃特輯，彼此相識逾廿載，合作出書，余家強直覺以為對方想要立傳，但潘源良強調並非如此，而是希望以書總結他在香港流行文化的經驗。「我們認識他是詞人，年輕一代認識他是講波，再講上去，其實他做過晒報紙電視新聞電台劇集編導做埋導演，有趣在他整條路並不順利，成敗得失經驗，都可以總結出來。」要寫自己的經歷際遇，潘源良大可親自包辦，找來另一位資深傳媒人作整理訪問，余家強也曾好奇背後原因。「我都問返佢，你自己都識寫啦，他說自己不擅長寫長文，我諗真又信，填詞人交一二百字就食版稅，我們才會習慣重頭整理。有我這種人，也比他自說自話好，畢竟我在這行做好耐，亦主編過娛樂雜誌，如果有個人邊傾邊誘導甚至challenge他，整件事會更好。」
分別身處港台兩地，余潘二人由此展開每周固定的Zoom meeting，每次準備好特定主題，一聊幾小時，傾足二十次。無法親身見面對談，沒有了飲飲食食的散漫，余家強說整個訪問過程，反而來得更有紀律。「傾完大家整理頭緒再作補充，隔個星期再預備下個topic的材料，感覺就像朋友聚頭，先講近況、點解會過台灣，再倒敘出所謂的流行文化，實際上也是由頭講起。他很知道我需要甚麼，就算是講人生過程，也環繞兒時如何接觸流行文化，長大如何讀書學習將其實踐，結尾講他拍完最近的電影過到台灣，首尾呼應。」將訪問內容整理完畢，再由潘源良回應補充，如此梅花間竹各寫一篇，是余家強由始至終的想法，旨在拋磚引玉，也為滿足讀者。「阿潘本來想我寫晒，但我覺得，如果他自己唔寫就沒有意思，我就提議不如當成交換成長日記，我寫完一段，給他看看有甚麼補充，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衝動想寫，尤其他是個創作人，最後變成現在的形式。講真，大家都想睇潘源良寫嘢，但有些東西你唔拋舊磚，無法引到出來，唔敲落去都唔會有回聲，這點其實幾似做人物專訪。」
潘源良每篇的回應方式，亦如其人般感性抒懷，散文詩作二創歌詞皆見其中。「在附錄的〈三番詞話〉，其實有講他如何教人填詞，但都寫得很簡約，反而他用很多二創、詩作，做畀你睇。在我來說，本來想他再講得更一板一眼，但他最後用了比較感性的親身示範來表達，當然我無法控制，但能做出來也是好事。」詞人的這份感性，也見於小標題的擬定格式，余家強覺得它更能反映彼此間的性格差異。「我思考的方式很formatic，想到有幾個chapter都用四個字，就很自覺地不如全部統一，但阿潘是個比較自由的人，標題更為散文化，字數不限，單單這些都反映兩個取向，我寫的東西交代基本人地時資料，他就按照這個主題作感性抒發。」
如何真正通透認識一個人
不想被人覺得是自傳，也不想流於懷舊數威水史，此書最後取名《為光音作證》，余家強說是來自潘源良的構思，大家到頭來都不過是個時代的見證人。「其實有想過『光音過山車』，他在最後的chapter也提到，覺得香港流行文化就像過山車，高低起伏，高可以好高，低可以冇影，但我覺得這個（比喻）太深。最後這個書名，是阿潘想出來的：『我同你都一樣，都係做緊個證人』，比較humble，我覺得幾有意思，阿潘做過咁多行，我又做娛樂雜誌新聞咁多年，其實都像是在作證。」以往代表報刊或媒體進行人物訪問，立場與被訪者多少有點對著幹，但這次與潘源良的對談，卻是源自兩人合作出書，身份角色的不同，也令余家強時刻提醒自己崗位所在，甚麼內容不能寫漏，甚麼時候該保持己見。「以前我們要撬開人把口，有時要捉人哋衝口而出的說話，今次雖然少啲，但都會提醒自己是個訪問者，始終不應該完全遷就對方，尤其對某些觀點，如果實在不同意，我會記錄他的說話後再加自己看法，否則我只是個錄音紀錄機，沒有意思。整個過程，舒服之餘，都要提醒自己互相砥礪，就算將來對其他人，我都會keep返這個方法。」問到可有甚麼內容沒被收錄，余家強坦言「要再多啲嘅話就係私生活」，即使不談八卦，余家強自覺有些部分也沒輕易放過，重點在於訪問提及的內容，是否曾為潘源良的創作帶來影響。「我很清楚自己這個moment，並非做緊八卦雜誌，雖然我識做，但我唔問juicy嘢，不過它如何影響他的工作和創作，我會咬住不放，這些都是與他的磨合。所謂juicy不外乎男女之間感情，但有啲位我唔會放過，譬如大學幾時開始拍拖，佢會問我點解要問，我告訴他創作人試過愛情與否，所寫的東西會很不同，於是他就肯講；又例如他的第一段婚姻，我不深究離婚過程始末，但我會問他，離婚對工作和創作上的影響，說服得到他，他就願意講。」
寫過無數訪問，但像這次般花近半年時間，每周與被訪者持續交流，對余家強來說還是第一次。整個訪問過程，總結了潘源良半生的創作點滴，余家強說從中也為自己帶來反思，到底怎樣才算真正通透地認識到一個人。「過往做人訪，快者傾兩三個鐘，長的出入玩兩日，寫出來會有些東西沾沾自喜，有些小聰明，用了自己的想法加諸落去，但今次沒有，畢竟一個人本身已認識二十幾年，再加上二十個星期不斷傾，除了本身的內容，也會涉及很多其他話題，例如談到彼此的近況、移居台灣的手續，甚至他趕住買餸都會告訴我，讓我覺得，這樣認識一個人才算立體。」作為相識多年的朋友，當更深入地了解潘源良的過去，也令余家強更明白對方所走的路，從來並非順利，其筆下的滄桑浪子歌詞，亦絕非為了要賣弄扮嘢。「那怕本身已經認識或是好朋友，如果一個好的訪問，每次做完都應該再加深認識。這次的過程提醒我很多，拍電影可以廿五年才拍另一套，填詞可以突然冇得填，我覺得對年輕人應該有點啟發，從來條路非想像中容易。你又估唔到阿潘幾老實，他在書裡提到很technical的方法，如何在電影圈填詞界爭取機會，這是最難能可貴的事。」
「光陰作證，讓不懂變懂」
每周準備特定的主題進行訪問，方便整理對話內容，也容易梳理時序脈絡，輯錄成書的十數章節，亦是由此順序而生。透過Zoom與老朋友隔空聊天，每周看似閒話家常，背後是做足資料搜集的功夫。「可以找的材料，我都會將它看完，但永遠只當自己半杯水，同時讓被訪者知道我有準備，因為由他演繹出來，可能會是另一個version，或者更加接近真相。自己做好準備功夫，那麼被訪者所講的，其實你已知道七八成，剩低的兩三成就堅料，最深入的餡，有個人活生生講給你聽。阿潘講得很詳細，會由當初的微妙背景講起，開頭聽得一頭霧水，但那個人或那件事，又會影響你現在的問題。」這些從潘源良親述的「堅料」，其中最令余家強難忘的內容，是他談及自己在九十年代尾「唔填詞走去講波」的經歷。「我當時的理解，這是他才子或浪子的作風，甚至覺得不務正業，講真睇波唔使一定睇潘源良，填詞貢獻更大。那次同行到荷蘭，我也有問他為何不填詞，可能當時他覺得我細路仔，簡單說就是hea咗我去，更加令我覺得這是浪子不務正業的選擇。」在〈花開花落〉及〈與有榮焉〉兩個章節，潘源良提及商台開始舉辦吒咤頒獎禮，與林夕黃偉文包辦粵語樂壇大部分歌詞的淵源。聽潘源良重頭訴說，自己如何在填詞界被逼減產，為何後來毅然轉戰講波佬，余家強的感受更深刻。「我問返佢，阿潘，點解我二十年前問，你唔係咁講？阿潘說，『二十年前，講你都唔明』。當時的我，可能看事情有點沾沾自喜，原來在前輩眼中『講你都唔明』，因為你未經歷過這種人情世故。」一代接一代，花開花落改朝換代，亦如潘源良當年接棒黃霑鄭國江等詞人。事過境遷，如今人在台灣，余家強說潘源良與林夕依然老友，對方也樂於為此書推薦，恰似呼應書名，亦如余家強在〈跋〉所言——光陰作證，讓不懂變懂。「現在問返佢覺得點，佢又好得意，說如果香港樂壇真的要被壟斷，那十幾年被Wyman和林夕壟斷已是祝福。雖然他現在與林夕很老友，但又會照寫這些東西，然後林夕又照推薦，聽完所有內容，連我都覺得自己大個咗，可能我終於明白，直到這刻，我才真的看通整個局。」
回想當初為何答允執筆，參與潘源良移居台灣後的首個正規project，余家強說是因為潛意識覺得，大家對某些東西的想法很相近，例如對香港文化的盛衰有共同看法，聊起來就更加投契。「聽我們講故仔，好像能上下貫通幾十年的事，其實並非我們叻，而是成長於這個環境。阿潘認為，以前的流行文化比現在多元，佢一講我即刻明。雖然並非甚麼大道理，但傾談起來，有個前輩與自己的想法契合，這是很開心的經驗。」然而，要在瞬息萬變的時代，以流行文化為主題出書，儼如是跟時間進行比賽，挑戰更大。「寫流行文化永遠都係咁，出書是很大挑戰，這並非感性說話，而是很實在的問題，因為timing永遠比出雜誌或周刊來得慢。大家都意識到香港流行文化沒落中，所以才需要整理總結，希望能為將來尋求出路。寫的時候，估不到MIRROR行得咁快，也估不到本土派電影可以行到點樣。周圍變動得咁快，如果你說有甚麼期望，無論觀察者抑或從業員，要做快啲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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