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侏羅紀・大學教育】與教授席草而坐,或幻想

教育侏羅紀 | by  黃柏熹 | 2019-04-23



還記得,大學的一堂寫作課上,老師問大家喜歡以怎樣的姿勢上課,坐在椅子上,或是坐在地板上。一位同學回答說,她比較喜歡坐椅子的姿勢,因為可以把整個身體放進桌子下,就像把每個同學與老師都放進一個格子,不容易碰到身邊的人。老實說,我本來正期待著一起坐在地板上課的情境,畢竟,那樣看起來比較親密。而坐椅子的姿勢,總是有種在身體外多穿一層皮囊的感覺。


但那位同學的想法也不難理解。寫作課上,我們會把一排一排的桌子分開,計算好上課的人數,以該數量的桌子組成一個橢圓。這樣做的意思,我想,是盡可能讓我們靠近一點,一個沒有缺口的圓;然而,老師旁邊的桌子總是最後進來的同學才會坐。即使在身體外多穿一層皮囊,我們對於距離,還是有著計算。計算是一個中性的詞,每個人對於距離都有不同的理解,距離是關係的基礎。


把桌子組成橢圓的上課形式,在大學裡,卻是極少數。所以可貴。想想大多數在課室上課的時候,由小學到大學,學生都需要坐在整齊排列的位子裡,每一個人獲分配一個坐位,而教師則在所有學生的另一邊,被一顆一顆靜止的眼睛凝視著。位置決定了人們的關係,課室裡,誰是主誰是客,誰要說話誰要沉默,誰拿著咪高峰誰拿著筆,凡此種種,都是最精細的權力操作。更不用說,應試教育、競爭社會早已把學生規訓成絕對的個體,考公開試,也是一排一排分割開來的坐位,附以編號。


而我總覺得,在大學上課是更為疏離的狀態。一樣地排列的坐位、聚了又散的同學、每週見一次(或兩次)的教授或助教,有時候,迎面遇上,便陷入不知他人是否認得自己的尷尬,也不好招手。他/她們的臉在腦裡如此清晰,也僅僅是清晰的一張臉罷了,在課室裡坐上三小時或更少,又會散去。


那天,在填完(大學官僚心愛、富有資本主義量化特色的)課程評鑑問卷後,任教世界電影的教授L從外面回來,突然說:「外面咁好太陽,不如落去草地坐吓。」十多個填完問卷的同學都被這突然引得不知如何回應,教授L則笑著補充,一直都想嘗試這樣做。於是,一群人晃頭晃腦的走到聯合書院胡忠圖書館外的草坪,樹蔭下,圍成一個圈,坐了下來。陽光灑在綠的草坪上,的確很好。


那天,本來是要討論怎樣寫期末論文的問題,教授L在稍早的時候傳給我們一篇他寫的論文,本來的打算,是以這文章作為討論的起點。不知道是否因為想到要討論自己的文章,而引生尷尬,或也許那時的晚午陽光足夠溫暖,使課室失卻了它本來就缺乏的魅力。總之,本來的打算沒了,我們在草坪上坐了下來。剛開始時,教授L著同學們隨便說話,當然沒有人要說話,我們只是剛剛在課室的位子裡走出來而已。然後有人問教授L的故事,到不同國家讀書的故事、文學創作與學術寫作之間的選擇……他說了一會,又以想認識我們為由著我們說話,便有人談起關於電影的事情,關於讀書的事情,關於大學生活的想法,或失落。圈子裡有不少這一年畢業的同學,話題又在畢業與社會狀況之間遊走。說話之際,剛好有一班穿著婚姻禮服的男女在不遠處喧嚷——男的穿著黑白西裝,女的穿著粉紅色長裙——而我們課上才剛談完性別身份的議題。


依山而建的中文大學,到處也有容納人的開放空間,譬如草坪,譬如圓形廣場,譬如未圓湖邊,或烽火台上。有些教授喜歡每星期都在這些地方上課;週六或日,有家長會帶同小孩到來耍玩;當一個人時,這些地方給予你遠離的路徑。容納和開放,相對的是結構清晰、緊閉且向內收縮的課室或講堂,以中央空調系統為中心伸延開去的多個房間。不是說前者無論如何都比後者更好,而是我們的身體和心智都習慣了一種固定的坐姿,習慣了讓投影出來的電腦畫面映在眼球,這些地方則提供了另一種活動的想像,另一種關係的建構形式,另一種移動身體的可能。


間雜著拍蚊的聲音,旁邊的友人T不時跟我說昆蟲爬進她的褲子裡,我們與教授L的對話維持不夠一小時,便到了下課的時間(時間是另一種固定的坐姿)。可能因為說到畢業的事情,剛才課上又在談「身份」的問題,最後,教授L跟我們說,二十多歲這個階段可能註定是困難的,畢業後需要在社會裡尋找自己的位置,但所謂的「位置」不一定要跟職業掛鉤,作為人的身份不一定要跟職業掛鉤,身份可以是希望實踐出來、自己相信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才是我們安放自己的位置。


還是想起那堂寫作課。那時候,也是十多個同學,在課室裡以桌子組成一個橢圓。上課前,我根本不認識他們,課後,也只是認識了幾個。可是,由於是寫作課的緣故,課堂上除了寫作,也需要閱讀別人的作品,並提出自己的想法。其中必須誠實和打開自己。寫出來的作品很多時候包括個人的部分,他/她的內心,或生活,於是,通過閱讀和提出自己的想法,十多個同學共同構成了既有距離又在靠近的關係。就像當教授L和我們談到畢業的事情,本來在課室裡明確分別的位置,在草坪上組成了圈子。


然而,我要說的是,千萬不要對此抱有任何浪漫的幻想。無論是寫作課,抑或跟教授L一同坐在草坪上聊天,都需要具體的條件支撐。譬如說,如果不是只有十多個同學,實在很難想像,四十多個學生,甚至七十多個學生,如何在非常有限的時間裡,彼此得以靠近,或只少開展一些討論。


那份(大學官僚心愛、富有資本主義量化特色的)課程評鑑問卷,不是這種由體制製造的距離的象徵物嗎?最近收到一份由畢業生填寫的問卷,裡面有一條問題,是關於畢業生「在課堂上感受到歸屬感的程度」,答案由1至6,代表六個不同程度的形容。真是一個白癡到極的問題。這條問題為何需要在問卷裡出現?收集這些數據的目的,為何?在量化至極、以數字驗證一切的大學文化裡,卻為何未曾有人問我,「你對大學校長的滿意程度:1至6」、「你對大學校監的滿意程度:1至6」、「你對大學制度的滿意程度:1至6」、「你對『大學制度需要民主化』的同意程度:1至6」……


另一個由這種大學文化引伸出來的,就是大學為了追逐排名,而出現的「重研輕教」情況。大學資源向研究傾斜,就是變相減低教學的質素,教學的責任降至合約講師、兼職講師身上;有些兼職講師甚至需要在不同院校任教,有時連辦公室都沒有。這種情況下,如何談及與學生之間的「另一種活動的想像」、「另一種關係的建構形式」?


我要說的是,突然離開課室,十多個同學跟教授一起坐在草坪上聊天,這種事,畢竟是非常少數的。甚至有種奢侈的感覺。現在大學正身處的,就是一個不太鼓勵這種相處的情境——各自在教學大樓裡完成「買賣」的關係,至於「服務意見調查」,則交由偉大的課程評鑑問卷負責。教師與學生、大學與學生之間的疏離狀態,體現於這種物質的語境底下。被量化政策中介的教育,到底還剩多少連結的土壤?


據說,跟教授L一起席草而坐的那塊草坪,未來有可能會被用作興建學生宿舍之用。問題總是,我們認為可貴(而少數)的東西,如何使之有足夠的空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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