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

自殺與其他死亡方式不同，表面是主動，是「選擇」結束生命。與之連結的想像，是某種性格典型：懦弱、不理性、不正常，當然還有最常見，最輕易的，抑鬱症。

把自殺歸因並等同成「病」，就好像編織物背面的錯雜線頭，明明牽扯龐大社會因素，卻刻意被視而不見——固執地閱讀所有反證，建立一套混淆不清的觀念，轉換成提倡精神健康，從而掩蓋種種生命真相。

我們每人都是個體，根本不能斬釘截鐵下定論。但偏偏，人們總愛站在發言的位置，將問題歸究個人，標籤，把他們圈起，然後以直線因果去堵住種種複雜思考。在此脈絡之下隱去了深層隱微的權力運作，毋寧就是blame the victim。

我不是在鼓勵自殺。只是，如果我們看不到死者生前所受之苦，那就等於，他們死後依然受著暴力。常常記起《盧麒之死》中的兩句話：

無法說盧麒是自殺，也無法說是他殺，死亡有『第四可能』。原因不明，存疑記錄。

非死不可，只能如此。

無法說是自殺，也無法說是他殺。我們都害怕第四可能。

一個人身處社會所受的種種壓迫，及其被掩蓋生命史[1]，對我來說，就是非死不可，只能如此的，第四可能。

拒絕理解：退化成一隻單細胞生物

歸因，是典型現代醫學思維下的產物，背後的意識形態是治療，而不是理解。大江健三郎《換取的孩子》[2]，黃碧雲《盧麒之死》可說是以文學方式為自殺「尋蹤」。雖說書寫沒有通往所謂真相，但由此，我們看到社會的隱性暴力，及對悲劇應有的理解。

孟克的《吶喊》巨大而無聲，想是每個血肉之軀都經歷過的情感狀態。可是，在遠離情感的時代，個體所有失落挫折，都被框架成病理修辭；所有社會問題，都被納入為情緒問題（而不歸入社會結構與權力關係問題），而情緒，亦只會被病理化，令情感無處安放，同時隱沒社會真相。殺人不用見血。貝拉迪（Franco Berardi）的《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便說過，現代人在資本主義下所面對的困境，令許多暴力或邪惡有犬儒的意識形態及合理化的藉口。

身而為人的悲哀，並不是處事之難，而是對生命的漠視。漠視，僵滯，繼而漸漸腐化。但當然，我們可以繼續別過頭，拒絕理解，像退化成一隻單細胞生物，那麼一切就可以視而不見——包括自己，以及社會上每個活過，和活著的身影。

〈生活〉：網，怎樣的社會讓人活不下去

北島的單字詩詮釋了人的生活狀況：網

網，錯綜，被束縛，如同一個人的生命結構，及社會的共犯結構。

卡在這樣一個強大而不解的威權社會，就如民困愁城[3]，並非凡事都是病。而自殺，也不是一種「選擇」。將一切病理化，亦等同無視社會的結構問題。

現代自殺學之父史奈曼（Edwin S. Shneidman）認為，「最危險的字是『惟一（only）』，當人認為自殺是惟一選擇時，就無法看到其他選擇。」但既是惟一，又何來選擇？這樣說或有點粗疏，但能否這樣理解：昔日相信的種種事物，如公義、自由、情操、原則、愛及更多價值被悄悄抹掉。城市像一場病變（不是人的病變），一撮人投機取巧金錢至上，一撮人漸感平庸無力攤薄反抗力量。善感的人易對自身及整個世界質疑，鬱悶，痛楚，如在心裡埋下計時炸彈，由點點無力的小爆炸開始，感到沮喪，慢慢積成絕望[4]，最後逼入絕路。像石田徹也冰冷的畫：人成為機器，被困在生鏽機械，被畫成工具畫成傢俬。孤立，被切斷，被箝制，無法解脫，宛若一切徒勞，最後在社會結構裡卡死。但一切，依舊陰森冰冷。叢林的秩序，也更加鞏固。

正能量：冇勇氣，大把人慘過你啦

一直以來，很多人都習慣一種「既然有勇氣去死，點解冇勇氣生存」的說法。針唔拮到肉唔知痛，一個人的苦難與掙扎，不是一句「勇氣」就可以穿越的。這種反客為主的論調背後，突顯的是「食鹽多過你食米」的優越感；「人生勝利組」的傲慢麻木；或更甚，深層的權力秩序。我們社會的畸型文化。

性格特質與社會結構的關係並非二元對立，但人們總傾向將社會問題標籤成個人問題。因為victim blaming很安全，不幸只會發生在「有問題」的人身上，這樣便成功把自己區隔，並同時區隔同理和愛。

還記得「辦法總比困難多──愛惜自己愛惜家人」這個廣告嗎？廣告中有三位曾經克服困難的知名人士現身說法[5]，並高呼「加強正向教育，關心精神健康」之類的口號，再配以「精彩人生由我選擇」的tagline，當然，還附上求助熱線——這是我們政府的「處理方法」。

原來，珍惜生命是建基於「大把人慘過你」，困難可以簡化為不夠「正能量」，就像書店非常暢銷的self help書，以幾條速成公式指導你如何解決問題。再透過主流體制的「關心精神健康」抽離責任，使不同個體成了一種講法底下的同一種人。最後，用一句「由我選擇」跳過原因（因為self help就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取消問題，又或者消滅提出問題的人。

人不是電池，情緒不只有正／負，更多是模糊，混雜。正如寫這文章時，我至少經歷著希望、感謝、疲累、沮喪、思念，來來回回。現象並非一朝一夕，簡化或避而不談正揭示出這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一種排除異己，無眼見乾淨盲的意識型態。這絕不是理解，而是無知亦涼薄的，假幫助。

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

攤開手掌，掌紋錯綜交疊，人人不同，有血有肉，怎能如此輕易歸因與指摘？或許這是基於一個前設：是他，不是我。

的確，自殺這話題對大多數人來說都太複雜，太敏感，太沉重。故每當悲劇發生，人們便急著找出一個說法。但一個又一個生命這樣死去了，他們生前的絕望被埋沒、扭曲，量化成具體數字，概括成空泛無力的「自殺現象」。

常常覺得，在奮力守護一樣事物之前必須先愛上它。但生命，並不是一個人自身的正／負極互相戰爭，也無法單靠「愛」取勝，它需要更強大的，正義。如果我們相信生命可貴，相信人人平等，其實就沒有誰的生命價值比誰的較高或較低（套用Judith Butler的話，即脆危的生命（precarious life）與可活的生命（livable life） [6]）。生命需要條件才能活，創造與維護這些條件，是我們的共同責任，惟有這樣，才可活下去——或者相反，沒有條件，活不下去。

我記得去年讀到黃碧雲這段文字時深受震動：

自殺是最強烈的抑鬱：我活不下去了，生命那麼醜惡，你們每一個還生活著的人是那麼醜惡。

自殺令我們每一個還活著的人羞慚：你說你說，你的生命有何價值，令你可以毫不羞愧的活下去。

我們還可以怎樣回答[7]。

是的。我總是活得羞愧。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活不下去。但，我至今仍覺得，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

[1]早在1897年，涂爾幹《自殺論》已將自殺放諸整個社會層面來看，以宏觀社會學（Macrosociology）解釋自殺行為，而不單單視為孤立的個人動機。

[2] 當年伊丹十三自殺之後，媒體說他因為婚外情而羞憤自殺。大江健三郎質疑此說，因為他跟伊丹交情極深，卻不知他為何自殺。媒體卻說得言之鑿鑿。於是，他寫了《換取的孩子》，藉以表達伊丹不是社會所說的因婚外情而自殺，他認為人的自殺背後必定有更沉重，更難以解釋的理由。

[3] 借用了甯應斌、何春蕤：《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

[4] 加州大學的Jonathan Turner長年研究集體情緒。他指出正面情緒有助社會團結及維繫共同的道德感，但負面情緒如憤怒、恐懼，多出於社會制度的不公平與有違良知，直接情緒會轉化為更複雜的「進級情緒」，一則化為強烈的變革訴求，二則壓抑為強烈的無助感與疏離感。轉引自馬傑偉〈香港重現「跨境文化政治」〉，《邊城對話：香港．中國．邊緣．邊界》。

[5] 經歷婚姻離異的藝人謝寧、癌症康復者保齡球運動員胡兆康，展能藝術家楊小芳。

[6] 911事件之後，Judith Butler在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談及生命的脆弱與無常，書中以眾生平等的立場，要人們承認生命脆危，這亦是承認對他者的責任與義務。

[7] 黃碧雲〈無人相認〉，《明報》世紀2008年11月4至7日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