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

現象 | by  Edith So | 2018-09-15

自殺與其他死亡方式不同,表面是主動,是「選擇」結束生命。與之連結的想像,是某種性格典型:懦弱、不理性、不正常,當然還有最常見,最輕易的,抑鬱症。

 

把自殺歸因並等同成「病」,就好像編織物背面的錯雜線頭,明明牽扯龐大社會因素,卻刻意被視而不見——固執地閱讀所有反證,建立一套混淆不清的觀念,轉換成提倡精神健康,從而掩蓋種種生命真相。

 

我們每人都是個體,根本不能斬釘截鐵下定論。但偏偏,人們總愛站在發言的位置,將問題歸究個人,標籤,把他們圈起,然後以直線因果去堵住種種複雜思考。在此脈絡之下隱去了深層隱微的權力運作,毋寧就是blame the victim。

 

我不是在鼓勵自殺。只是,如果我們看不到死者生前所受之苦,那就等於,他們死後依然受著暴力。常常記起《盧麒之死》中的兩句話:

 

無法說盧麒是自殺,也無法說是他殺,死亡有『第四可能』。原因不明,存疑記錄。

 

非死不可,只能如此。

 

無法說是自殺,也無法說是他殺。我們都害怕第四可能。

 

一個人身處社會所受的種種壓迫,及其被掩蓋生命史[1],對我來說,就是非死不可,只能如此的,第四可能。

 

拒絕理解:退化成一隻單細胞生物

歸因,是典型現代醫學思維下的產物,背後的意識形態是治療,而不是理解。大江健三郎《換取的孩子》[2],黃碧雲《盧麒之死》可說是以文學方式為自殺「尋蹤」。雖說書寫沒有通往所謂真相,但由此,我們看到社會的隱性暴力,及對悲劇應有的理解。

 

孟克的《吶喊》巨大而無聲,想是每個血肉之軀都經歷過的情感狀態。可是,在遠離情感的時代,個體所有失落挫折,都被框架成病理修辭;所有社會問題,都被納入為情緒問題(而不歸入社會結構與權力關係問題),而情緒,亦只會被病理化,令情感無處安放,同時隱沒社會真相。殺人不用見血。貝拉迪(Franco Berardi)的《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便說過,現代人在資本主義下所面對的困境,令許多暴力或邪惡有犬儒的意識形態及合理化的藉口。

 

身而為人的悲哀,並不是處事之難,而是對生命的漠視。漠視,僵滯,繼而漸漸腐化。但當然,我們可以繼續別過頭,拒絕理解,像退化成一隻單細胞生物,那麼一切就可以視而不見——包括自己,以及社會上每個活過,和活著的身影。

 

〈生活〉:網,怎樣的社會讓人活不下去

北島的單字詩詮釋了人的生活狀況:網

 

網,錯綜,被束縛,如同一個人的生命結構,及社會的共犯結構。

 

卡在這樣一個強大而不解的威權社會,就如民困愁城[3],並非凡事都是病。而自殺,也不是一種「選擇」。將一切病理化,亦等同無視社會的結構問題。

 

現代自殺學之父史奈曼(Edwin S. Shneidman)認為,「最危險的字是『惟一(only)』,當人認為自殺是惟一選擇時,就無法看到其他選擇。」但既是惟一,又何來選擇?這樣說或有點粗疏,但能否這樣理解:昔日相信的種種事物,如公義、自由、情操、原則、愛及更多價值被悄悄抹掉。城市像一場病變(不是人的病變),一撮人投機取巧金錢至上,一撮人漸感平庸無力攤薄反抗力量。善感的人易對自身及整個世界質疑,鬱悶,痛楚,如在心裡埋下計時炸彈,由點點無力的小爆炸開始,感到沮喪,慢慢積成絕望[4],最後逼入絕路。像石田徹也冰冷的畫:人成為機器,被困在生鏽機械,被畫成工具畫成傢俬。孤立,被切斷,被箝制,無法解脫,宛若一切徒勞,最後在社會結構裡卡死。但一切,依舊陰森冰冷。叢林的秩序,也更加鞏固。

 

正能量:冇勇氣,大把人慘過你啦

一直以來,很多人都習慣一種「既然有勇氣去死,點解冇勇氣生存」的說法。針唔拮到肉唔知痛,一個人的苦難與掙扎,不是一句「勇氣」就可以穿越的。這種反客為主的論調背後,突顯的是「食鹽多過你食米」的優越感;「人生勝利組」的傲慢麻木;或更甚,深層的權力秩序。我們社會的畸型文化。

 

性格特質與社會結構的關係並非二元對立,但人們總傾向將社會問題標籤成個人問題。因為victim blaming很安全,不幸只會發生在「有問題」的人身上,這樣便成功把自己區隔,並同時區隔同理和愛。

 

還記得「辦法總比困難多──愛惜自己愛惜家人」這個廣告嗎?廣告中有三位曾經克服困難的知名人士現身說法[5],並高呼「加強正向教育,關心精神健康」之類的口號,再配以「精彩人生由我選擇」的tagline,當然,還附上求助熱線——這是我們政府的「處理方法」。

 

原來,珍惜生命是建基於「大把人慘過你」,困難可以簡化為不夠「正能量」,就像書店非常暢銷的self help書,以幾條速成公式指導你如何解決問題。再透過主流體制的「關心精神健康」抽離責任,使不同個體成了一種講法底下的同一種人。最後,用一句「由我選擇」跳過原因(因為self help就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取消問題,又或者消滅提出問題的人。

 

人不是電池,情緒不只有正/負,更多是模糊,混雜。正如寫這文章時,我至少經歷著希望、感謝、疲累、沮喪、思念,來來回回。現象並非一朝一夕,簡化或避而不談正揭示出這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一種排除異己,無眼見乾淨盲的意識型態。這絕不是理解,而是無知亦涼薄的,假幫助。

 

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

攤開手掌,掌紋錯綜交疊,人人不同,有血有肉,怎能如此輕易歸因與指摘?或許這是基於一個前設:是他,不是我。

 

的確,自殺這話題對大多數人來說都太複雜,太敏感,太沉重。故每當悲劇發生,人們便急著找出一個說法。但一個又一個生命這樣死去了,他們生前的絕望被埋沒、扭曲,量化成具體數字,概括成空泛無力的「自殺現象」。

 

常常覺得,在奮力守護一樣事物之前必須先愛上它。但生命,並不是一個人自身的正/負極互相戰爭,也無法單靠「愛」取勝,它需要更強大的,正義。如果我們相信生命可貴,相信人人平等,其實就沒有誰的生命價值比誰的較高或較低(套用Judith Butler的話,即脆危的生命(precarious life)與可活的生命(livable life) [6])。生命需要條件才能活,創造與維護這些條件,是我們的共同責任,惟有這樣,才可活下去——或者相反,沒有條件,活不下去。

 

我記得去年讀到黃碧雲這段文字時深受震動:

 

自殺是最強烈的抑鬱:我活不下去了,生命那麼醜惡,你們每一個還生活著的人是那麼醜惡。

自殺令我們每一個還活著的人羞慚:你說你說,你的生命有何價值,令你可以毫不羞愧的活下去。

我們還可以怎樣回答[7]。

 

是的。我總是活得羞愧。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活不下去。但,我至今仍覺得,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

 


[1]早在1897年,涂爾幹《自殺論》已將自殺放諸整個社會層面來看,以宏觀社會學(Macrosociology)解釋自殺行為,而不單單視為孤立的個人動機。

 

[2] 當年伊丹十三自殺之後,媒體說他因為婚外情而羞憤自殺。大江健三郎質疑此說,因為他跟伊丹交情極深,卻不知他為何自殺。媒體卻說得言之鑿鑿。於是,他寫了《換取的孩子》,藉以表達伊丹不是社會所說的因婚外情而自殺,他認為人的自殺背後必定有更沉重,更難以解釋的理由。

 

[3] 借用了甯應斌、何春蕤:《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

 

[4] 加州大學的Jonathan Turner長年研究集體情緒。他指出正面情緒有助社會團結及維繫共同的道德感,但負面情緒如憤怒、恐懼,多出於社會制度的不公平與有違良知,直接情緒會轉化為更複雜的「進級情緒」,一則化為強烈的變革訴求,二則壓抑為強烈的無助感與疏離感。轉引自馬傑偉〈香港重現「跨境文化政治」〉,《邊城對話:香港.中國.邊緣.邊界》。

 

[5] 經歷婚姻離異的藝人謝寧、癌症康復者保齡球運動員胡兆康,展能藝術家楊小芳。

 

[6] 911事件之後,Judith Butler在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談及生命的脆弱與無常,書中以眾生平等的立場,要人們承認生命脆危,這亦是承認對他者的責任與義務。

 

[7] 黃碧雲〈無人相認〉,《明報》世紀2008年11月4至7日連載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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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h So

愈來愈不知何去何從,愈來愈不知從何說起。著有詩集《我這樣回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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