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 X 黃俊達講座紀錄:以「文學/身體」修辭、闡述、感受生活

報導 | by  馮曉彤 | 2023-02-07

身體是即時、好動、反射性、本能、甚至野性;相比之下,象徵思想靈魂的文學則是靜態、沉穩、有智慧、把人從動物中分別出來。但是兩者是否必然對立、不可兼容?翻開書頁,幾乎所有文學作品敘述生命時,都是以身體為本位出發,由眼睛、鼻孔、手指、耳朵、舌頭、與肌膚感知這個世界。


由香港作家米哈與綠葉劇團藝術總監黃俊達主持的「文學與身體」,探索兩者模糊未知的邊界,並反思身體、情緒、心靈、以及文學如何互為影響及對話。米哈從個人成長經驗出發,自有記憶以來,他對身體的印象就是神祕、規範性且充滿禁忌,並引用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及艾里斯·楊(Iris Marion Young)的學說,闡明社教化下的身體如何限制個人發展。至於黃俊達就認為,身體與意志互為影響,如果不能擺脫自己對身體的既定規格,自然難以實現心境自由。他又舉出關於腰骨的廣東話詞語,例如「攣弓蝦米」、「趷起條尾(意指脊椎)就知你想點」、「有腰骨」等,及其對應的個人精神狀態,解釋身體與心境的密切關係。



身體作為最大公因數 盛載生活


「體」字既解作人的身體全身或部位,又是我們經歷及感受所有事情的載體,配詞有「體驗」、「體會」、「體現」等,本應與我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在社會教育下,我們與身體之間似乎被架置許多屏障。


米哈說起自己兒時對身體的認識,不是從父母老師口中知道,也不是從活動或體驗探索得到,而是來自幾百頁厚的《朗文初階中文詞典》其中印有男女裸體圖像的一頁。在密密麻麻又沉悶的黑白字詞裡,這張裸體畫像,連同動物、植物及天氣現象等基本知識,成為字其中僅有的彩色印刷圖畫,為米哈打開對身體的認識之門。


不過,一幅裸體圖又能教你多少東西?手掌、手腕、手臂、大腿、滕蓋、腳踝…… 這些指涉不同部位的詞彙,只構成小孩對身體碎片化的理解:「我對這件事記憶很深,因為身體就像是禁忌,只能以窺探姿態了解他,而且只有字典一頁,就再沒有補充或其他途徑。」


黃俊達認為,只有坦誠面對及打開自己的身體,才可把思維從社會傳統中解放出來,達至自由。在講座裡,他叫米哈嘗試以身體做焦慮狀態,並與觀眾一起留意細節——呼吸急促,眼睛周圍張望。對黃俊達而言,藝術依照「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模式運作,旨在不同人差異中發掘共通的表達,例如當人焦慮時,呼吸就變得困難急促,這是不受種族、年紀、地域所限的人類公因數。他也從醫學角度分析:「呼吸急促是很累,所以有些人焦慮到有情緒病。」


心靈上的焦慮,可否透過身體紓解?黃俊達提到近年愈來愈多人打坐、做瑜珈,從而提升專注力、昇華心境。他又引用日常生活的例子:「呀媽常說『趷起條尾就知你想點』,其實『條尾』不就是脊椎。為甚麼呀媽總是叫你坐直,不要『攣弓蝦米』?因為它影響你狀態。」



文字與身體:有種感受叫無法言明


說到身體與文學的關係,黃俊達說大家可思考:「如果身體等於文字表達,會是甚麼模樣?例如直述句:『你俾我』(邊向米哈伸手要求),就很直接;但如果我交叉手說『你俾我』……」頓時,整個氣氛變得很怪異,令人猜疑他說這句說話的用心。


雖然我們平時習慣以語言表達,但黃俊達說,身體也可以是符號,只要憑藉不同的節奏、力度和狀態,即可表現各種修辭技巧:「如果其他人行得很快,但我很慢?有些行為藝術表演就是走60厘米,但走了一個鐘。」


以身體直接地表現是一種方法,但原來在日常語言裡,不同的身體部位本來已帶著一種印象。米哈舉例指「城市的心臟地帶」或「head of something」,一說就明白是指關鍵位置:「我們用文字描述身體,有趣的是,身體又影響文字。」


然而,在柏拉圖身心二元論下,西方社會曾有段很長的時間,認為身體次於腦袋。米哈提到不少文學作品及故事:「就算身體不是非常厲害,主角可以用brainy(腦力的)意念贏得名聲,敵過力大無窮的對手。這種推崇智力的思路一直延伸,最後就是對高大威武的制度的抵拒。這種印象佔了現代文化很長時間。」


雖然西方哲學長期賤視身體,提倡靈魂至上,但在最誠實的文學創作中,許多作者無法以言語表達自己時,也會以身體為本位出發,感知各種情緒和慾望。米哈提到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拜倫的作品,包括「更暗一分,少亮一分,幾可損及難言的風韻」(出自《她走在美的光影裡》)、「我久欲一嘗的紅唇,還有那輕盈緊束的腰身,我要依偎著那定情的鮮花,它們勝過一切言語的表達」(出自《雅典的少女》)及「我將為妳長久嘆息,直到太深無法說得清」(出自《當我們別離》)。


值得留意的是,從以上例子可見,擅長言情詩文的拜倫,也不時因為驚豔而陷入無言以對的處境。在文字的局限下,身體成為了另一種非語言的表達、觸及心靈。



身體與性別政治 甩去框架的可能?


隨著時代進步,愈來愈多哲學家由身體反思權力關係,推翻身心二元論。米哈提到「空間政治」,即是人身處在空間的高低、前後、遠近,皆無聲地影響了我們對自己定位的理解:「現在這個空間(講者與觀眾處於同一水平)相對平等,但很多大學演講室都是向下傾斜,因為它一定要你望著,而且是有所謂的『中心』。但很奇怪的是,講者那位置又要升高一級、加個台,其實就是賦予權力給他。」


他續說:「創作人常說的『敏感』,就是意識到尋常的東西背後,都有邏輯。兩個人就有政治,其實身體也一樣。我們常說女性扔皮球的動作,跟男性不同。」呼應美國女權學者Iris Marion Young《像女孩般投擲》一書,指女性「通常膽怯地、沒有把握地、猶疑不決地接觸一些事物」,因為她們缺乏對她們身體的信任,於是產生一種「無能的、沮喪的和喪失自我意識的」感覺。


這種表現並非因為生理差異,而是父權社會下的產物:「女性不能完全展開身體……是因為我們常教育女生走路慢些,而且不能有太大搖擺,否則就有其他意味,就是所謂manner(舉止);相反,男性不斷被鼓勵擴展身體。其實『gendered body』即是經過學習的身體,受到規範。」


米哈又提到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性別即述行」(gender is performative)的說法,指出性別認同是通過行動確立:「我們只是在演戲,後面有劇本。」曾在法國留學的黃俊達,更指出規範性的身體不單與性別有關,也與民族習慣及文化有緊密關係:「你只是看不同國籍的人打招呼,也很不同。日本人比較恭敬,美國人就很chill(輕鬆開朗)」他又說,這些日常溝通的習性也會擴散到演出,因此亞洲藝術家通常比較內斂、保守,並尤其擅於演繹痛苦、堅毅、被人鞭死的角色;相比之下,西方舞蹈多以放射式呈現,拉得很闊。東方就總是在個圓裡面,要人窺探你在做甚麼。」


黃俊達又說:「因地而異的各種世界觀,也在建築上體現。所以廟宇有門檻要跨過去,教堂總是向天伸展」呼應之前提及的空間政治。


在各種社會規則與條件下,我們能否達至真正的自由?也許吧。既然身體與意志互為影響,在消沉、沮喪、無話可說之際,不如搖動身體,把一切有形無形的枷鎖和框架通通甩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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