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絕跡茶餐廳的非主流飲品「唂咕」，對劉偉成來說，那份質樸的苦澀，卻不但與童年生活有關，甚至連結到其上一代因戰亂而分散各地生活的家族史。

對鄧烱榕來說，從廉價日本裝飾的港式壽司店買到的「踎躉壽司」，一兩盒幾十蚊，不是劣食，而是「踎躉」時特別想食的Comfort Food。當然，喜歡的不是壽司，而是那些豉油混假Wasabi的味道。「雖然現在已經不會再流淚，但還是會被嗆到的，只要你落Wasabi落得夠重手。」

現實裡手風差的人永遠要比手風好的人多，而就算你行幾多狗屎運，最上盛的麻雀大師就是懂得如何在運氣離你而去時逆境自強。無論現實環境有多糟糕，一日未打完鋪牌一日還有摸牌的機會；打牌尤如做人，三分摸手七分技術，可能到最後不要說叫糊的機會，甚至連章都未入，你還是可以在有限的條件下發揮無限，不求勝利，輸少當贏，又上了人生的一課。只要你願意在摸爛牌時不放棄，堅持用心打下去，久而久之其所鍛鍊出來的功力，自不然就在克服迎面而來的、任何未知的處境時淡定表現。

這一年「見字如何」成為風行網絡的句式，來到花蓮讀書的蘇朗欣卻說，比起見字飲水，在對未來不可能有確實掌握的日子，今日唔知聽日事，何苦還要約束自己？既然不想喝，就拋諸腦後。

從學習禪修到禪繞畫，從成為刺青學徒到刺青師，但這番離奇的經歷，與過去幾年社會周遭發生的種種相比，陳慧形容，都是不值一哂。直到在街上認識了六個孩子，有男有女，在他們每個人的右手手背，各紋上一個字，彷彿便因而有了意義。

從名車名錶，寫到電影音樂，資深傳媒人佘宗明，過去兩年卻自覺渾渾噩噩，也虧欠了很多人。即使努力未必有成果，仍然執意翻譯馬奎斯的名著《百年孤寂》，是因為想用自己喜愛的方式，在這個時代留下一點有用的印記。

戒不戒煙，可能是很多人畢生最難堅持的事情，但沐羽覺得，叫人戒煙的人，跟共產主義者可能無分別，「人絕不應該叫別人戒煙，這是情緒勒索，全是健身工業和現代醫學的陰影⋯⋯」

最初出版於2005年，去年由香港文學館復刻再版的杜杜經典文集《飲食魔幻錄》，勞緯洛形容，此書不但是一部有關地方飲食的博物志，同時也是一部活化城市記憶的召喚書。故物重現，並體現在日常飲食中，是一份不想記起、卻又未敢忘記的深幽情緒，對於這座城市的一種奇特的愛。

離開廿多年的教授工作，馬傑偉退休後修心修身，即使在學術界備受尊崇，亦要面對自己的情緒和弱點，出版新書《七情上面：苦難時代的情緒自覺》，記載重新發現自己的過程，也嘗試為身處苦難的城內人，提供心靈上的容身之所。

當疫情使我們無法行旅，城內自由的空氣又愈變稀薄，周遭社會因各種荒謬而瀰漫的陰霾，自不然令人有種想飛出去的渴求。今期「無形」以雀為題，像善言且具智慧的鸚鵡，越山飛來同步過冬的紅尾伯勞，或是天亮前現身的烏鴉，不同作家都訴說著他們與雀鳥相遇的故事。苦難當前，集氣保命，只為他日拍翼再飛，見證重生。

測字，是以字形為象，窺視天機。雖謂預言天機，但黃戈認為，字象詮釋乃出於我心，相同物象，都可以被詮釋出不同答案，未必是天道，而是作者的建構與安排。天命茫茫不可逃，文本以外，所有天機，都是被安排的結果。

聽說很多人希望2020年從未發生，新年伊始，命運的迷霧與社會的低氣壓，會否令你對命運更多提問？《無形》在去年九月曾做過一期「如果，命運能選擇」，主要聚焦以選擇面對命運的主動性；而今期則以占卜為題，著眼命運不可迴避、人被動迎接的一面；在「不可抗力」愈益強大的今天，也許有更多人從心底共鳴。

我們自幼就聽過一則傳說：「澳門大多數人都知道賭博害人，所以自制能力甚高，我們以賭賺錢，自己卻是不賭的。」這類冠冕堂皇的說話，經常有人公開講，好像很有道理，但又有多少人會真心相信呢？其實我們身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嗜賭的親戚，他們通常是賭光了積蓄再問人借錢，最終輸得傾家蕩產，要靠家人代還賭債，然後大家就很有默契地不再提起這名失敗的賭徒，只會暗暗慨嘆對方家門不幸。

儘管澳門是個以賭業見稱的城市，「書」跟此地似不吉利，然而獨立書店依舊頑強在這麼一個小巧而昂貴的城市存在著。李懿走訪十多年後在連勝街重新開業的「边度有書」，以及位於聖祿杞街、緊挨著「瘋堂斜巷」的「井井三一繪本書屋」，擺脫旅遊景點的頭銜之後，道阻且長，它們仍逐步朝著社區書店的方向繼續前進。

顛覆董啟章的人，只有董啟章自己，新作《後人間喜劇》意外地是一部搞笑式的科幻小說，與過去動輒數十萬字亦不容易消化的文學巨著相比，他有放下嚴肅學院派，扮演笑匠的自覺，然而，今日香港正是一個沉痛、悲觀，開不起玩笑的時代。但為什麼不笑呢？董啟章 2.0 說，笑才是最顛覆，最頑強的一種抗爭。

每天起床上班，下班回家，約會上街，我們都不可避免地置身在文化遺產與當代建築並置的狹小道路上，這裡不只是一個視覺上的奇觀，其實也見證了高度加速與壓縮的發展歷程。只是我們從小到大都麻醉在「澳門地少人多」的咒語中，以為土地可以像個蛋糕那樣切成很多塊，一塊賣幾錢？空間的想像總是走在時間的想像前面，就連「借來的時間」這種論述都欠奉。政府每年粉刷外牆、修復、保育的文物建築，就像一帖劇變世情中的精神穩定劑，人們在紛紛擾擾的現實中，只要走進了泛黃街燈照亮的歷史建築群裡，便獲得了一剎的心靈慰藉，以為這裡一切還好好的，沒有改變，穩定而和諧。你問很多澳門人，澳門有甚麼「與別不同」，不忍說「賭場」的人都會講：「世界文化遺產」，然後你問，這個那個建築的歷史故事呢？它們在甚麼時候建成？大部份人都啞口無言。再一次，空間勝過時間。

香港與澳門雖然親近，在潘國靈眼中卻有著一種旅遊的想像，從大伙兒的親戚團，到成雙成對的情侶遊，以至近年以文化藝術、文學與電影為由的見聞。回歸後澳門在「世界文化遺產」的城市名片上花過功夫，又能否有效洗去娛樂博彩業這個過於耀目的土豪面貌？

昔日的澳門是一個被黃色全面接管的城巿。如袁紹珊所憶及，有奶黃色的教堂，賭場的金黃，街巷的琥珀色燈光。還有周末飲茶的燒賣、奶皇包、校門口的咖哩魚蛋、路環葡撻，已經消失的黃色電召的士和黃頁電話簿。然而，澳門近代建築用色大膽，色彩豔度之高，於亞洲首屈一指，虛偽的繽紛，卻主要為討旅客歡心之用。城巿色調的變化，也是時代變遷的明證。

香港和澳門兩座城市之間，一直保持著既親近而又迥異的複雜關係，同聲同氣，身世卻不盡相同。今期《無形》以「澳門時間」作為主題，邀請不同作家撰文，以「時間感」對應澳門的人文風景，也嘗試一探澳門「人的真實」。

疲倦、自戀、再度疲倦，是駱頴佳在新書《情感資本主義》嘗試以理論處理的命題之一。此書本是駱研究近代情感文化理論及哲學的一次爬梳及反省，卻沒想到經歷浩大的反送中運動。書不易讀，正如過去一年很多情緒，都難以放下，但從訪問中可以明白，駱並不是要否定憤怒，只是不要讓憤怒轉移視線。持續地憤怒是必須的，但長遠的路要怎麼走？

仲夏夜，屯門，蕉林，小情人，火微溫，稿紙化灰，故事灼痛人心。90後小說作者王証恒，重寫張愛玲經典的《赤地之戀》，以文字為底片，務求讓讀者窺見夏夜微光。

邁克談張愛玲，話題落在馮睎乾整理的張愛玲晚年未完成散文《愛憎表》，「讀者有幸再一次漫遊祖師奶奶的童年和少女歲月，夕陽無限好的unplugged版在手，除了可以對照《私語》和《小團圓》，還能够找到種種夾縫裏的小趣味。」《愛憎表》裏引了兩句《葡萄仙子》歌詞，後者乃是中國流行曲之父黎錦暉一九二二年編寫的兒童音樂劇，原來張氏曾在《金鎖記》寫過，一九七六年寫給鄺文美的信上再提過一次，九十年代初散文又提，想來都與張愛玲念念不忘的童年回憶大有關係。

當我們為張愛玲堂而皇之地慶祝百年冥誕，黃念欣卻在探問張愛玲作品對香港中額（Middlebrow）文化的改變。中額小說文類包容度高，有時會將成長小說、懸疑偵探、浪漫愛情甚至兒童文學混雜，較諸通俗和嚴肅文學更有社會反映力。而據學者研究，讀中額作品的讀者多為女性，亦多為中產。如此一來，讀張愛玲是否成為中產階層的證明？

認識宋以朗，或因為他是宋淇與鄺文美的兒子，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卻未必知道他是統計學博士，又搞金融和網絡科技。在家中接受鄧小樺訪問，更是說話卡通，好用潮語，儼然老頑童。今年是張愛玲百年誕辰，新近出版的《紙短情長》、《書不盡言》刊出張愛玲與宋氏夫婦六十多萬字書信，其實宋以朗早知會有爭議。回顧這十幾二十年，「張腔」大盛天下，著作必然暢銷，但近年張愛玲的遺作出版操作，他稍顯遺憾地說，一開始不懂做，到懂得做時遺稿已所餘無幾。

張愛玲百歲誕辰，本就是兩岸三地以至全球華文界交功課祭祖廟的時刻，本期作者陣容、擬題望可看出《無形》用心與一貫方向，邀得黃子平、黃念欣、邁克幾位張愛玲長期研究者撰文。 王証恒與梁璇筠分別「重作」〈赤地之戀〉與〈封鎖〉亦有二次創作之意，黃鈺螢的〈問張愛玲〉、蔡炎培的「某一種張學」詩輯各作，鄧小樺專訪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同樣值得一看。

Disco Elysium也是一隻沒有選擇的遊戲。之所以這樣說，源於玩家幾乎無法改變整座城市的現實。

在「樹枝」上畫了什麼，這些選擇改變了甚麼，結果我們成為了甚麼，誰都不會猜到。

我要跟其他疑似個案同車？其實，我可以自己開車到隔離中心的，就像到警署自首一樣。

但現在不同了，我們令這些力量產生矛盾，加速它們的碰撞，大家便知道，喂，你唔好以為我地幾百年來都唔出聲啊。

那時我竟然還沒有想過，那可能是最後一次可以體現自己心意的投票行為。

本於立法會民主派初選新界西出線的區議員張可森，以一個謄寫員的故事，道出選擇的真實和虛假。

不知你今天過得如何，外面靜了很多，我們還能做什麼？但每次想起，有發生過，就是有發生過。

文藝人一般不喜歡選舉——但也許消失了的選舉除外，其理就如「自由就像空氣，你只有在窒息時，才察覺到它的存在。」

真正的神偷，更能在下流的肉身裡，修練出貴族的靈魂。

她在班上不知不覺地消失了。不知怎地，大家對這份「消失」感到習以為常。

上一代的人偷渡來香港，許多是為了求生存，有人是為了自由，但或者更多人是為了兩餐。

就像偵探片的偵探常說的「罪犯總愛回到現場」那樣，第二天我重訪書店，主要是想看看老頭可曾發覺失了一本書。

她常在熟悉中翻揭出陌生的感受，或者乾脆指引我們看一看迢迢遠方的東西。

一晃眼，是十二年。李智良終於要出版他稱之為「第 2.5 本書」的《渡日若渡海》。《渡日若渡海》裡，敘事者像散步一樣走過城市的每天，每個片段積疊成遭遇他人的短促經驗；李智良試著問這樣一個問題：關於那些沉默的他者，該如何寫？

在絕壁般的現實前，文學就是我們的鑿壁偷光，心領神會。

丙+，與一句用詞 不妥當，的老師評語 成了他睫毛搧動時 所擒住的景象 他佇立讀寫障礙的邊緣 譬如倒轉的字 譬如顛倒的城市 一切在他眼中，讀

固態液態的哲學性矛盾，導致「Iron」－「Man」這個命名，本就置於一個難以調和的生命狀態。

他是一個說謊者，一個偽造的人——而他能到達最深的剖白是：「寫作是因為恐懼世上沒有一個人愛我。」

那麼在二十一世紀，我們要如何走向社會主義？是要打碎、馴服、抵制，還是逃離資本主義？

我們能否從這樣的清單中，讀出一個人的整體形象，勾勒出一套完備的邏輯，想像清單的其餘？

以女同志、性別流動為主體的小說，盡量呈現不同的女同志面貌，既有純文學、愛情、也有犯罪、懸疑，脫下標籤、類型後，大抵都是人的故事。

總之要填補心虛，對自己說我在北京住了超過二十年了，該可以合格領取書寫北京的入門證了。

壞時代也可以生產好事物，正如戰爭時期可能有很好的葡萄收成，成為酒史上值得記住的一年。

香港這些年也算拿了爛牌，不吝是連續三把鴛鴦六七四，更壞的可能還在後頭。馬家輝說，堅強的要素有三：「選擇、善良、意志」

鳳凰木開得正茂，底下傳來陣陣電鋸的引擎聲，「我們這個城市已容不下任何璀璨的美，」她說，「一見到它出現，馬上要派人把它除掉。」

害怕街上傳來氣味。害怕一切揚聲器，害怕每次與人討論未來之後，彼此靜默。

似乎剛放學回家，女孩還穿著學校制服，雙手捧著一個瓷碟子，盛裝了一整碟的太太米糕。兩家人本來就沒有甚麼仇怨，都說美食可以化解一切，明明喊甜，家人卻一下就把糕點都吃光了。一口一口都是白雲藍天。這麼多年過去，我總是會想起，那時候的天空似乎比較藍。有許多時間，可以看著白雲一朵一朵棉花那樣緩慢地移動著。馬來女孩的校服也是藍色和白色的。她轉身走回去的時候，風把裙擺吹得亂顫。風也把那株蝶豆花吹拂起來，每一朵藍色的花都在枝枒上，不住地搖晃。

六月《無形》以「夏至」為題，於此極致之時，倏然展開最高處和擺盪的風景。張婉雯談夏至的陰謀，電影導演黃飛鵬則說，革新取決於日子過去後所產生的意義；詩人廖偉棠以詩來訴說，「再出發」的真正涵義；寫作人作者講述死物無情砍殺生命，我城被摧殘的悲涼；李昭駿當監考員亦猛然醒覺，有些人的夏天，原來永遠停留了在去年的空間。 動盪之中，猶幸尚有亂世愛情故事撫慰心靈，鄧小樺訪馬家輝新書《鴛鴦六七四》，面對大時代，每個人都會被迫檢視自己軟弱的一面，如何超越命運，就是「認定你的命運」。今期還收錄第五屆「香港文學季．字立門戶」徵文比賽的公開組冠軍作品，並以郝立仁所繪的藝術創作收結，讓讀者暫且忘卻眼前的煩憂，就讓我們咬緊牙關，沉著應對，捱過黎明來臨前的黑暗。

就是「楊牧」二字及其代表的台灣現代詩，自少年時代拍擊我浪蕩的心，自此飄揚不知何往。

吵架是源於餅卡。這是第一次婚後收餅卡。從前，每次收到餅卡，我都是用來換方包和七元一件（以前只要三元八角）的「精選蛋糕」，也就是那些樸實無華的朱古力撻、鮮果撻、椰撻、拿破侖……而不會選體積相同但貴價四五倍的高檔貨。三十元一件的所謂天使餅、撒旦糕，在我看來不過是 Fancy，馬克思主義角度講叫做資產階級玩意。

說到貓，楊牧確是像極了貓──厚積薄發，候機而動。在他寫及貓的那些詩句裡，能夠明顯看出他放鬆了緊繃的語言的肌肉，交付給身段如水的貓咪們去延展、去舞蹈、去自在跳躍與變形。我不知道楊牧究竟有沒有真的養過貓，但我想他必定曾面對著夏午的日光、蹲下身驅伸掌撫滑一條柔若無骨的貓背，從那渾然的無防備無欲求之中，他允許自己褪開一切必要的示範，以低音呢喃「貓貓」去征服（我私自揣想的）一切禁錮他僵硬他規定他需索他之物。

不寫時事評論文章，只抒發個人的深層感受，蔡子強的新作《百年修得同船渡》，字裡行間流露的盡是感性。時事評論以外，蔡子強以中文和詩詞道出自己的感情。

鍋子下油燒熱煎香就可吃的蘿蔔糕，概念上既是超前了時代的「快餐」。

如每次吃到港式瑞士卷，那種情感連結就會浮現，在有意無意之間，總會從味蕾繞過回憶直達心靈深處。

閉關在家，一日三餐得想辦法解決。李維怡記錄自己從起床開始，想好未來兩天煮什麼，到吃完晚飯的瑣碎點滴，樸實簡單，卻是你和我的抗疫日常。

吃糕點減壓悅人，喜歡烹飪的人說做糕點都是減壓的。

對許多日本人而言，311大地震是不可磨滅的傷痕。於我而言，倒聯想到福島核電廠的輻射……還想到1986年的切爾諾具爾核事故。最近一口氣追看了五集的電視片Chernobyl，劇集將真實故事以戲劇化的方式呈現，這場人為的災難，真教人觸目驚心；謊話連篇、濫用權力造成的禍害，亦令人不寒而慄。仍記得，看完最後一集的那個晚上，我老是做惡夢。

現在已經是3月9日，除了確診數字變多以外，領導做show時似吃了興奮劑；香港人的處境似乎沒有甚麼變化。

街坊說，牛可能不相信自己竟然未死，也有人說牛根本不相信自己會死。水牛離開了推土機後，嗅嗅地上的木棉花，吃了幾朵。

這批詩作裡，對於「變化」的注視與歎惋是一大主題。一方面來自於時間之必然，另一方面，也與中港關係與開發主義有關。開放中國大陸遊客自由行十餘年以來，香港鋪租翻漲數倍，沖刷力極強，擠壓老店小店生存空間，那既是集體記憶，也是人情網絡，港味生活的基礎。加上房產商品邏輯下，縉紳化（Gentrification）範圍越來越廣，城市成了一部成長機器（Growth Machine）。這機器不但無法叫停，還有擴張、加固的傾向。

是甚麼令我們在這樣的一個非常時期，缺席在對方的生命當中，忍受著斷聯的無奈？圍牆內外的生離，李林風的切膚之痛，或許我們也能身同感受。

《香港第一課》緣於十數年前在中大新聞系開設的課堂，全書分為「認同之爭」、「制度之爭」、「往何處去」三個部分，嘗試透過三十六條問答深入香港的社會結構，或說，重新認識香港。

除了做翻譯、搞學術之外，孔慧怡的個人著作不算多，二零一七年出版《不帶感傷的回憶》奪得二零一九年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娓娓道來那些已然逝去的文化巨人，粒粒巨星，劉殿爵、黃兆傑、也斯、張佩瑤，各種因緣際會下匯聚到香港這彈丸之地的人，楊宗翰、宋淇、鄺文美、高克毅、馬悅然、謝燁，套用她在後記的話：「現在回顧，那可說是香港的黃金時代。」

「日常」的名目下，人是容易習慣和遺忘的生物。寫是一種記憶的方法，在隔離中以經驗接近彼此。這一期《無形》就以「疫症一天」為主題，邀請不同作家記下防疫生活中的日子，以文字築下路徑。

與其說抗爭者杯葛藍店，我更相信這是自由市場會發生的常事，一間公司滿足不到大眾的期望，消費者自然拒絕在該店消費，就如TVB沒有根據事實報導新聞，自然在自由市場的機制下沒落。

香港作家韓麗珠的兩本新書剛好在這動盪之時出版，一本是小說集《人皮刺繡》，另一本是反修例運動以來的散文結集《黑日》；前者是尺寸如手掌般的小書，後者有不易攜帶的重量。兩本書的關聯是，它們都帶有傷害的痕跡——小說是她的個人困惑，散文集則是遭遇社會運動時的情感出口。面對不同層面的傷害和痛苦，她的方法是，寫作。

黃在中國本是帝王之色，陳煒舜為今期《無形》開出宏偉前奏，緊隨其後有藝術家黃嘉瀛與黃店貮叄書房的文章。李日朗寫黃色地圖、謝傲霜以黃姓入題、色情諧謔談「警嫂甜古」，都為「黃」開出多元向度。在抗爭與戲耍之外，本期還有韓麗珠、孔慧怡兩篇寧謐溫婉的作家訪問，在歷史行進時持續寫作。

酒店房間不斷轉換，每打開一道房門，他看到的都是一式一樣的床：被單都攝進了床褥下。沉悶的整齊。這裡是酒店的床，不是你的地方，雙腳不可以亂伸岀來！他愈來愈不確定，哪裡才是自己的地方。……

酒店，帶著一份莫名的曖昧。在人來人往之間，每個也像過客般在酒店逗留，彼此卻在同一個空間裡交錯，濃縮的情感在此處綻放。或許因此，酒店往往成為不少電影或文學出現的場景。《無形》編輯部精挑細選以下十間經典酒店，搞笑驚悚靈異愛情樣樣有齊，總有一間能牽動閣下心緒。

陳天偉忽然說：「那些勇武的只是經驗太少，最噁心還是那些行行企企了半天就說身體不適要後退，回到家裡寫兩首詩，覺得自己已經很了不起的。」蘇志健笑著說：「他們是抗爭詩人嘛，我覺得是社運渣滓。」

但睡意戰勝恐懼，我閉上雙眼，用粵語說了一句：「打擾曬唔好意思，但我真係好想瞓覺，請您畀我瞓啦，唔該。」

一句「酒店，有落」，蘊含著體面上流的顯示，也是難以啟齒的秘密流出。與酒店遙遙呼應的，還有六月以來的香港抗爭，秘密而親密，表裡不一。余婉蘭以其賽伯格元素、近未來體小說的設置，自與真實的我城呈鏡像。紅眼同樣以抗爭現實為背景，寫出上流人士的可恨之處。 最讓人肯定自己身處現實的，是撞鬼。旅人鄒頌華寫了北國酒店撞鬼的親身經歷。只有撞鬼，最讓人肯定自己身處現實。所以，酒店，或者也有中間與過渡的性質，像陳麗娟〈倉鼠大酒店〉中的流離與晃動，鄧小樺寫的酒店介乎現實與抽象，也有抗爭與情史，無跡可尋而深刻。《無形》編輯部亦呼應文本，組織〈下一站，十大經典酒店〉稿題，總有一間讓你產生共鳴。

而前線的寡言、偏激與危險易碎，讓我覺得自己終於可以重新接近自己本來的言說世界。

不過，小說人物跟真人畢竟還是不一樣的。「『作者跟人物的關係』與『父親跟兒子的關係』，很多人會拿來比較，這些比較都有趣的，但事實上我又感覺到有些東西很不同。」

有時候，我會在對面的席位上發現一個腹大便便的孕婦，好像一個烤箱，烘焙着未知的糕點，使整個場景變得更奇異費解。我總是無法在離開前鼓足勇氣，向對方索取製作配方，至今仍未揭開當中的秘密。

屏幕裡，韓國正在下雪，男女主角正在手牽手浪漫地溜冰；媽媽半攤在梳化上看得津津有味，而我只是氣餒地盯著手上的高跟鞋。

決定了不再用八達通了，我買了一個小小的卡通零錢包（原來現在很難買零錢包！），教阿女數自己的車資；可以接觸形狀不同的錢幣，她似乎相當興奮。

「其實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好的『老竇』。」訪問裡，「爸爸」曾這樣形容。「爸爸」只是隊友稱呼他的代號。事實上，他是一位三十多歲的未婚男子，也是反送中運動裡的前線抗爭者。

當我們一日學不懂怎樣與地球，即大自然共生共存，繼續妄想自大地以萬物之靈自居，我們便要一直在這個「末日」輪迴中受苦受難。又或許，只有放下「人類」這一種執著，才能如佛陀般，超脫於這種屬於「地球」的「靈魂」的輪迴之劫。

從16歲瑞典女生Greta Thunberg獲選美國《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足以證明氣候問題備受全球關注。然而，當權者的執迷不悔，與氣候變化帶來的危機，同步催化著世界末日的降臨。沒有人確實知道最終能做到甚麼，改變甚麼，但林超英保持著的信念，是「生物本該求生」。有些事情，非只想著成功才去做。

午後，明微經過橋間，終於看到了——一隻隻鳥的屍體橫陳在橋上，沒有彈跳，沒有躍動，就這樣，靜靜的，眼目圓渾，像小豆子。

那時候，啤酒已經發酸。我們決定抽籤，讓運氣不好的那個人去探路。一座災後的空屋，被野豬踐踏過的花圈，泥土很刺鼻。河裡有蝌蚪、染血的棉花、子彈殼和針筒。禿鷹從低空飛過，水從頹圯中湧出。

「世界末日」呼喚人們對時間和生活的想像，因為迫切，所以想像。2019年，香港的動盪之年，《無形》編輯部以至我城香港，都在經歷一段疼痛的時期。今期《無形》邀來本地劇作家陳炳釗，講述一段在我城烽煙四起之際坐飛機到另一個城市，卻有倖存感覺的「末日之旅」；對神秘學有所研究的媒體人鄧烱榕，講述「末日」揭示的可能的文明浩劫。 末日既是想像，當然也有文學涉足的空間。80後詩人陳暉健的〈世界末日〉和90後小說作者洪昊賢的〈潛行〉，各自以不同取徑，以文學創作回應末日的諸種面相。末日大概是人類不能逃過的命運，但林超英在專訪裡斷言拒絕袖手旁觀，只因身為大自然生物的一份子，努力掙扎求存也是我們的責任。在此躁動時代，末日感油然而生，在這漫長黑夜裡，但願我們一起做個守夜的人，守護我城。

兩人一起時過著狄俄尼索斯式的放縱生活——不是喝得酩酊大醉，就是進行S/M式的交歡，也思索著同樣的問題：倘若人透過在理性的範圍之外探索，遲早會在夢裡，在喝酒時或在共享的性愛銷魂狀態中，發現「存在」與「虛無」、生與死都是「一回事」，那麼，「偉大的尼采式探求」，或任何其他的甚麽探求，究竟目的何在？

《台灣同志文學史》的緒論所具有的參考價值是紀大偉著重處理「同志」在台灣文學的一份「現代性的報告」（Tongzhi Modernity），而這種現代性的展現即是權力競技場的展現。紀大偉透過追蹤權力場的運作，發現三種角力痕跡，包括「本土vs國外」、「壓制vs興盛」、「主流vs非主流」。在閱讀香港文學內同志書寫的過程中，我發現紀大偉的視角對香港同志文學研究相當有啟發性。而同樣追蹤著權力的氣味（因為「同志」本來就是被各種權力共同建造出來的），我也得以窺見三種角力的痕跡，成為支撐「香港同志文學」成為範疇的證據。

訪問在岑子杰二度受襲之前。當晚正值特首林鄭月娥首場「社區對話」，民陣召集人岑子杰坐在筆者面前，正看得入神；不是新聞直播，而是一本香港同志詩人的詩集。後來他提起自己逛書店的經驗：「當我打開一本好正的詩集，讀到一首好正的詩，我會心跳加速、站不穩、超級興奮的我看到靚仔也沒有這樣的狀態！」

19. 我們會在床上等待黎明 19.1 平息我們，因為我們的眼睛 19.2 看見所有 19.3 眼睛（除了我倆的）都盯着我倆

問到黃耀明有否想起哪首歌，寄語正在爭取民主平權的香港人。明哥稍稍思量，片刻就說起《光天化日》的歌詞：「愛裡找不到恐懼／只恐怕找不到愛侶」。人生而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縱然活在荒誕日常，有愛未必能驅散城內的恐懼，也無法抵抗同志遊行十年首被禁的命運，但信我們對著青空許願，能在恐懼裡找到值得留低的希望。

無論光明黑暗、雨日晴朗，同志運動一路走來，總是濕氣濃重的。關於這一路的同志運動，從同婚通過首日為朋友當證人說起，沿途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然而，最好的時代來臨，最壞的也來了。同婚之後，還有很多場硬仗要打，人權也非形單影隻，每個議題互相扣連，而在人權的這面網之下，我們都是共同前行的同志。

十一月本是同志遊行的月份，縱使今年遊行很難獲批，《無形》還是決定以同志為題，探究香港的同志運動之想像和方向。為了更與當下形勢互動，本期採取新的結構，將岑子杰與黃耀明的訪問置前，並請來李薇婷寫香港同志文學評論，台灣青年作家李屏瑤寫台灣爭取同婚合法化的運動記憶，黃裕邦詩的備忘錄文體見規條對欲望之中介。在香港搖搖欲墜的時期，《無形》繼續迎難而上，與香港人一起反抗，加油。

甚麼也看不見，甚麼也不被看見，把苦難丟進荒蕪。但社會總是沒錯的，錯的總是我們自己，總是那些最平凡最普通的人。弱勢，權力，罪惡，正義，被拉，被鎖，要你有罪，你就有罪。被制度默認，縱容，乃至鼓勵，撐到最後一刻，為甚麼會連憂患亦無處容身，終被迫向自戕一途。問題困在腦袋裡，四周的物件會繞著打轉，如同浮木失去平衡。不停問，不停問。又如同一個懸空的人，一直懸在不敢看向的窗邊。

活著為求甚麼？為了活著，我們又要做些甚麼？那夜，山人沿山線組發亮的人鏈，讓劉偉成醒悟自己並非苟且活著。也許，我們會對前路感到迷茫，也許，我們在黑暗裡找不到光明，但當感到無力失望時，想想那夜在獅子山上組成的人鏈，想想因它而結聚的每點渺小力量，那點照耀著的光芒，全世界都在注視著，而它，也是我們活著的意義。

他走進地鐵站，連舉高雙手或拿出身分證的時間都沒有。他被眾多武器淹沒，那些制服看起來就似火山、海嘯、地震與龍捲風。原來人可以同時像那麼多種天災，他想著，如果把這些東西都寫進課本裡，同學們會如何理解呢。

當黑，聽起來是個很負面的詞語。然而，對自幼患上罕見皮膚癌，天生一身斑點的陳偉霖來說，當黑不過是他的根本。「哇，點解你會咁㗎？你啲嘢會唔會傳染㗎？」聽過種種難堪的說話，陳偉霖漸漸明白到「黑色肌膚給他的意義」何在。與白無緣，今天的他，衣櫃裡99.9%的衣服都是黑色，之所以穿黑，是要讓人更專注於他的黑。

黑色藏污納垢，黑社會古惑仔、舞場高官達人、後巷清潔工、送外賣送速遞，大家都愛穿黑衣。只有心裡有鬼的人，才會將黑衣看為邪惡，將穿黑衣的人，看為害群之馬。

而且我始終相信快樂抗爭（這個概念跟無政府主義是緊密結合的）的必要性，即使現在已經到了革命前夕生死存亡的關頭，但我們仍然可以向意圖製造恐怖的權力展示：政治抗爭不只意味著你們所信奉的殘酷、暴力、血腥，快樂抗爭的方式本身就昭示了我們的選擇、我們與恐怖權力是兩個世界的人。我們這樣也是告訴那些不去抗爭的人，讓他們明白，喔，做一個反對派原來可以這麼快樂。反對派不一定就是被迫害、生活在黑暗與痛恨裡，他可以捍衛自由的同義詞：幸福。

於是，我發現，黑色於我，已經代表自由。 近來不少人用政治的眼光，問我為甚麼穿黑衣服。 事實上，從小到大年來，我的衣櫃，幾乎只有黑色衣服。 也許因為白天的身份、角色、崗位、責任太壓抑。 到了黑夜，才像回家。

黑色是一種有代表性的顏色，意思是說，它常常遭到標籤。有光就有暗，黑色時常代表著對現狀況的反撥，哀悼，現實的影子，致命的補充。我有時覺得黑色根本的意思就是「相反」。黑色也醞釀恐懼，隱藏著不明的危險。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水並非一成不變，它在冰點以下化作堅硬的冰，遇熱時氣化於空中；看不見但不代表它消失了，時刻存在於我們一呼一吸之間。

生於邊緣而遠觀萬化的夏曼，或許一早就清醒地感受到身體中的道之所在：「你不能跟我說，儒家思想是全世界的中心思想；對我而言，我的身體早已在履行莊子思想了，這就是我海洋文學的本質。」

止戈為武，正是李小龍截拳道的精髓：攔截的拳術，靜待對方靠近進攻，以己之長攻彼之最近處，後發而先至，截擊來勢，對方每每出手即愈打愈傷，漸漸失勢而放棄打鬥，以此達到止戈之目的。這種消解自身的武，不單是以技術及運動為主的武術，亦超越打仗實戰，武鬥打擊的武功，截拳道是一種武藝，是哲學，是拳術，是道。作為香港人，我們都渴望和平，但面對失治之城的濫權暴力，我們只能以武制暴，而在新時代除了相信群眾外，我們亦能從截拳道中學會，我們亦能相信自己。

雄仔叔叔講故事。

「咦？佢又喺度。」每次在live或臉書見到何韻詩夢遊的身影都暗自一驚，她總是企得這麼前，而且，幾乎是每一次，點解可以連眼罩都冇？從雨傘運動走到今天以「反送中」拉開序幕的抗爭主場，五年來香港人經歷了多少，何韻詩也就經歷了多少。近日的文宣講得好，「黃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連大家都開始有「核彈都唔割」的覺悟，就知大家有幾想贏，不只要完勝林鄭、摑她一巴，更加要贏回香港人的良知。大家堅持不割席，問何韻詩點先會割，她答得堅定，除了強權，其他點都唔割。

「Be water, my friend」，其實不像是口號或標語，它往往更像是一個眼色，甚至連微笑都不到，只是嘴角輕輕的牽動，身體與身體之間在陌生和親密緊急轉換錯位的一下，跑吧，手足，齊上齊落，雖然，我們還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和樣子。

魯先生唯一記得清楚，是自懂事以來，村裡的喜氣早已經消散掉了——母親臉上經常罩滿愁容，囑咐他和其他兄弟游泳，沒日沒夜的操練游泳。在魯先生的童年裡，泳技是一項遠比學習要重要的技能，魯先生曾經問母親，可是國家裡缺游泳好手呢？母親臉色一沈，只把他摁到水裡去，道：「管那麼多！學好再說！」

電視新聞報導他獲派最偏遠的公屋／報導另一個他年輕三十年再為生活打拼／還報導還有一個他一覺醒來康復了／他們都不認識的他拒絕任何報導

雖然在言叔夏的散文裡，常常會讀到一個深居簡出的她，但她說其實自己很喜歡旅行，而且都不會想家（只會想貓）。「我上次來才知道，香港的緯度 比台北還要低，今天來特別看一下飛機的衛星圖，好像跟高雄差不多。」香港跟言夏叔出生的高雄遙遙相對，一樣炎熱，潮濕，多雨。八九十年代成長 的言叔夏，經歷過所謂的港片時代，張國榮的戲，王菲的歌，林夕的詞，然而直到2016年，言叔夏才首次來港，「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今年出席香港文學季講座，是她第二次來香港，「那次來很多人都告訴我，香港已經不是以前的樣子。我常常聽好多老師背後的香港朋友說一些老香港的風華，當我真正來到這裡時，那種斷裂感還滿明顯。」

中老年大廈你何必傾斜／油漆剝落，記憶的聲音空寂／曾有一種新建的美麗／曾有嬰兒似的笑／為這都市給吹一口氣／吹一口氣給下一代／中老年大廈，你何必傾斜

幾乎所有作家都寫過關於居住的作品，在香港這更是太核心的問題，可稱痛中之痛。二零一九年香港文學季展覽「自宅字築」的概念是以俗稱寶蓋頭的「宀」字部的九個字，串連作家及藝術家的組合。本期刊載的是展覽中五份全新創作的小說與詩，他們也是書寫香港居住空間的重要作者。

我們被告知，因為我們是宇人，所以我們的名字都以宀為部首。以宀為部首的文字只有四十九個，扣除保留作公職名號和制度稱謂的用字，作為個人名字的選擇十分有限。聽說很久以前，情況不是這樣的，不過自從某個詞被刪除後，我們對於從前的事便愈來愈模糊了。我知道的最久以前的事，是我的祖父母叫寬和容。這是我父母告訴我的。關於祖父母和他們的時代的其他，我一概都不知道了。至於我對父母的記憶，也開始漸漸淡忘，但我記得母親叫做安，父親叫做定。

「嫁他那天我就有不好的預感。」帶喜嫁他那天突然提早來潮，男家慌亂了，結婚來潮是大忌，他們唯有從船頭至船尾鋪上紅布，帶喜上他家的船時，和一眾女眷唱嘆歌，咒詛自己家︰「你紅我重紅，你騎馬我 騎龍，我富貴你外家窮！」帶喜自此兩條小辮挽成髮髻，心事重重。有次出海，颱風要來，帆給霍霍亂吹，鶴佬人的大哥給飛揚的帆繩割掉後腦，就在帶喜面前，頭就飛掉落海，自此帶喜甚麼也不怕。後來她沒處可逃，在起霧的夜跳海，髮絲紛亂像她小時聽過的水鬼，起霧船就不敢航行，鶴佬人當她死了最好，一家都說帶喜入門後帶來厄運，早死早著。

香港在英國人到來之前本是一個人口稀疏的小漁村，令這地方後來迅猛發展的是隨英治開始而來的外來人口。他們移居來港的原因眾多，有的謀求更好的經濟發展機會，有的因為這裡能夠提供一個讓他們可以安全棲息的地方。按當年一位港英官員的描述，「英國艦隊抵埠之後，大批船民聞風而至，他們向艦隊供應軍需及生活用品……艦隊提供的庇護很快就把我們的海岸變成了盜匪和鴉片走私販的天堂，實際上，這個天堂適合於所有為中國法律所不容、並且有辦法逃離中國的人。」

「第二屆香港出版雙年獎」頒獎禮，已於前天（7月17日）首日的香港書展舉行。典禮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致辭期間，有出席人士默站抗議，身穿黑衣，舉起「撤回惡法」、「抗議警暴」、「反對監控」、「出版自由」及「推雙普選」等白底黑字的紙牌，向政府表達不滿；邱騰華沒有因示威中斷發言，典禮之後，僅以一句回應傳媒：「香港是擁有出版自由，表達意見的社會，社會大眾可用和平方式表達訴求。」「第二屆香港出版雙年獎」頒獎禮，已於前天（7月17日）首日的香港書展舉行，不少獨立出版社亦有幸獲獎。典禮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致辭期間，有出席人士默站抗議，身穿黑衣，舉起「撤回惡法」、「抗議警暴」、「反對監控」、「出版自由」及「推雙普選」等白底黑字的紙牌，向政府表達不滿。邱騰華沒有因示威中斷發言，典禮之後，僅以一句回應傳媒：「香港是擁有出版自由，表達意見的社會，社會大眾可用和平方式表達訴求。」

王晶親自編導監製，旗下星王朝出品的《賊王》，全名《追龍II︰賊王》，特邀香港四大影星梁家輝、古天樂、任達華及林家棟聯合主演。故事情節雖屬簡單大路的警匪動作片，但警世意味完全超越（毫無關係的）前作《追龍》，甚至勝過在2016年同樣以香港賊王張子強為角色藍本的《樹大招風》。

原本已著手安排逃走路線的人，得殖民宗主國恩賜，面前多了一道敞開的閘門。 我們一家四口受惠於居英權計劃，獲得英國國籍，最終卻沒有選擇落戶英國。1993年底，我們展開了超過二萬五千公里的長征︰從啟德機場出發，經洛杉磯、三藩市、夏威夷，再去溫哥華。我父系一支多半在美國，所以我們一家也申請了綠卡；母親有親朋在加拿大；但我們又從溫哥華飛越半個地球來到南半球，取道新西蘭，最終在澳洲悉尼落腳。其後爸爸回港繼續工作和學業，像那年代很多已婚男人一樣，展開「太空人」生涯；我們姐弟二人則換上新的校服，在一月的炎夏開展新的校園生活。

六月午後，不時有烏雲蓄勢湧起，蟲豸在低氣壓中提早出沒；今年六月，很可能是碧波押——這塊在油麻地佇足三年多的社區藝術空間——最後運作的時光。去年年底，香港藝術發展局因「場地未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為由，不再予碧波押續約。現今就如黃碧雲所寫的︰「甚麼條例，愈收愈緊，地方都關了。碧波押要關了，賴死到六月底。」「賴死」二字，使盡全力。

繼一百萬人走上街頭，又有二百萬人懷著更悲憤的心情遊行，似乎整個城市都無路可逃了。這是一個必須要立即處理的政治問題，否則這將會變成整個城市秩序、政府管治的不穩炸彈。但對所有人而言，又何嘗不是一件難以逃避的事——中立不是一種選項，任何靠市民「搵食」的人，都會有發聲的期望。

馬克思一思索／馬克白夫人就發笑

每年，這個時候，主啊／這個，地方，好小好小／呀，是不是好，只是小／又不。好。我呢你知啦，／只是它七百萬份之一才……

訪問張婉雯那天，我們選在理大校園見面，在露天茶座坐下之後，直昇機偶爾飛過頭頂，卻無損我們談話的興致。想不到訪問過後不久，她就傳來稿子，由直昇機連結世界，一篇談及戰爭與和平的散文。原來她早在默默觀察，難怪張婉雯筆下的故事，平凡得來卻又驚喜處處，因為現實生活就是這個樣子。「從來都諗唔到會起人工島咁誇張，痴線㗎。」現實呀嘛，係咁癡線㗎啦。

恰恰是這種革命的純粹性及其由「自由」而迸發出的詩意，使我在讀罷洪慧〈借火〉一詩時當即想起了哲古華拉。飛蛾撲火真的是自取滅亡嗎？我想在洪慧看來飛蛾不是撲火，而是借火，燃燒生命是它天然的職責。

有一群先知不斷把手按在聖典宣誓／信誓旦旦，像領導人

如果說攝影有一種宿命，那應該是與時間相互籠罩、無法割離的特質。艱難地爬上坡，前往與攝影師黃勤帶的訪問地點——外國記者協會——時，腦中一直盤旋著「宿命」一詞。去年多次爆發言論自由受威脅事件的外國記者協會，其在雪廠街的選址是由港督麥理浩提出的；而黃勤帶的最新攝影集《Secret香港樞密1842-1997》中，也剛好錄入了一張飯局座位表，顯示著麥理浩曾與習近平父親習仲勛同台並坐。透過相片再看眼下、甚至未來的中港拉扯，不免有歷史輪迴之感。

外交部發言人澄清說，我國尊重創作自由，只不過無法坐視勞動人民被剝削；據了解，該廠成年工人每磨一個口子，只有工資六毛，童工四毛。可是，靈通消息透露，發言人用字違禁，已遭罷免。

三十年是甚麼概念呢？無三不成幾，三十年就是幾十年。六四是幾十年前的事，南京大屠殺也是幾十年前的事。你會為南京大屠殺揪心嗎？你可能還剛剛為平成最後、令和改元而歡呼。

流水一般無聲而不止，文學館的媒體虛詞無形就做了一週年。草創改名字的時候，有勸諫說名字裡有「無」字的媒體不大吉利，我當時笑笑便算，始終傾向保留「虛無」的頭聯。

我是連十二星座的次序都數不出來的那種人，但出生必有時辰，那麼就十二個之一總會中一個，而我抽中的是金牛一隻。自己沒有甚麼研究，卻常會和朋友談及我到底哪裡金牛了，而被說中了的部份老是令我很驚奇。

對真實定義得愈實在，這種東西就愈是虛浮和不存在。反過來，真實不是要去定義，而是要去「接近」，這也是我現在辦「香港真實影像協會」的初衷。

在一個創作夏令營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所有最古怪的、難搞的同學都會被分配到 May Fung 導師的小組裡，接受「 特別訓練 」；而他們最後提交的共同創作，卻又總是出人意料得好。 所謂「特訓」，包括六點起床，晨跑，早操⋯⋯這些動作跟創作又有何關係？然而在May 的眼中，創作的自由與成長也源於紀律，這也是一名金牛座藝術家的執念。

捱夜傷身，人人都把這句話掛在嘴邊，「我今晚要早點睡」就跟「食完呢啖聽日唔食」一樣，是個天大的笑話。那為甚麼還要熬夜呢？

《無名指》是一次對上述現代主義文學狀況的逆向實驗，李陀三番四次表示過，要繞過以普魯斯特、喬伊斯和吳爾芙等現代主義文學名家為代表的心理描寫套路，回歸以「對白」呈現人物為小說手段的偉大傳統。李陀列出來的標竿是曹雪芹和托爾斯泰，我們也輕易感受到他在小說創作上的復古態度。

知道事物的名稱與理解它的運作方式，完全是兩件事情。金牛，我想到偽鈔。

「我只能隨時撞死任何一個遇見的人／然後嘗試不同的坐姿、聽琴」

十二點始終驅使著金牛座。工作早八晚六。逢五休二。 日子像照抄火車時刻表。白線後排隊上車，禮貌的距離，不快不慢的應對。白襯衫用熨斗犛出線條，鼻子讓日子牽著，那樣勤勤懇懇，孜孜矻矻，還不是為了十二點一到，刷張機票。為了某一個十二點，醒在異國床上。狂歡個幾日夜以為自己避開十二點。其實是滿足了十二點。

莎士比亞年代的占星術，分自然占星術（astrologia naturalis）和法司占星術（astrologia judicialis）兩種──前者是對大自然、天體等物理事物的觀察和預測；而後者著眼於星象對一個人的影響，靠近我們現代人對「占星術」的理解。

我一直認為文學與星座有許多相通之處——都包含對於不可解之物的詮釋。我常覺星座命理等等不在占卜預測之準與否，而在詮釋過程中，對於自身、命運、他者、過去與未來的詮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肯定與否定撞擊如星塵，不置可否轉瞬又成為水落石出，又在命運的沙塵暴後把一切抹掉從頭寫來。算命是一個認命的過程嗎？算命應是一個創造的過程。

「四月是最殘忍月份，荒原上長著丁香，把回憶和欲望摻合著，又讓春雨催促遲鈍的根芽。」艾略特的〈荒原〉定時敲擊心窗。一個年輕人走上前，劈頭問道：「你是讀哲學的吧？」我吃了一驚，下意識怯了一怯，低聲道：「請問有甚麼指教？」他盯著我的眼，繼續大剌剌地道：「我看網上是這樣介紹你的。所以我有一些問題，想你回答。」我還未來得及問是甚麼問題，他已把問題拋了過來：「怎樣才可以成為一個哲學家？首先要看甚麼書？」

2015年10月6日，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至中山廣場的路上，由兩千多件學袍與黑衣組成的隊伍靜默行過，氣場凝肅。校園裡的遊行並不多見，這次行動由四位港大教授發起，為的是抗議校務委員會無理否決陳文敏出任副校長，影響學術與言論自由。當日，遊行發起人、時任法律學系主任何錦璇的一句發言還令人記憶猶新：「（陳文敏）做了多年院長及系主任，如果只是一個nice guy，也不會得到這麼多同事尊重。」

和那永遠深居在幽暗的地下室、不斷自問慾望和意志的表和裏之關係的盲人的處境不同，以知識妝點、宣揚去昧的這類場所，常是一副陽光高垂的臉孔，孔外綠蔭濃密，周圍屋價惠揚；內部堆疊著文件、列排著電腦，若翻識其內容，多數可隨刻廢棄，無所傷害；在流晃的空氣中，無蹤的沈默再次無蹤，是一座巨大顱腔內無止境地傳授和交談佔據了每個人的顱腔。

他狠心削平十年山脈／她決意割啟大河源頭／雙塔間互相傳遞著尖叫／如是，一條窄巷的山水／長夜間枯榮有時

談到「愚」，魯迅該是這方面的專家或權威。在創作上，他筆下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華老栓，無一不愚，而且愚得非常經典；此外，他出資印行過一部影響深遠的小書，此書絕對夠得上是「以愚攻愚」的經典。

我經常也會和自己玩這個「猜反義詞」遊戲，重新思考一些本來相反的字詞，看看會不會找到其他合理的新想像。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生」與「死」，作為生命的「開始」和「終結」，「生」、「死」二字很自然是相反字；但如果相信生命有輪迴，那麼「生」與「死」便只是一種互相交替的延續；而在哲學上，因為有「死」，才顯出「生」的價值；有「生」，才賦予了「死」的意義，兩者又更像是互為因果，並非相反關係。用這種方法玩下去，有很多約定俗成的想法，都可以被顛覆或轉換成新的意象。例如將「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改成「夕陽無限好，好在近黃昏」，在完全相反的意境裡，你覺得哪一種「夕陽」更美？又例如「love at first sight」和「love at last sight」，哪一種愛更動人？

我和多數人一樣，因胡波的死亡而認識他；但在認識其作品以後，卻從此忌諱提起他的死亡，因為如果讓死訊壓壞死者優秀的作品，是大不敬。我先讀其中短篇小說集《大裂》，後才去看電影《大象席地而坐》。於我而言，以胡遷之名寫的這本書，比電影更高一籌。

前段時間和朋友錄播客，談的話題是互聯網考古，從上世紀末的撥號上網談到了近年有事沒事刷手機的生活，末了，有朋友提問：如果今天的互聯網讓你那麼焦慮，你最懷念以前的甚麼？

談愚說癡，朱少璋老師從魯迅鉤沉印行的小書《百喻經》講起，《百喻經》由南齊天竺法師求那毗地翻譯成漢文，魯迅在佛教經藏中覓得此經，僅印行一百冊，像〈磨大石喻〉的故事一樣，可以是「鐵杵磨針」之意，也可以是「用功既重，所期甚輕」的教訓，文人對書對文字的癡，說不定也是一種愚？

前段時間和朋友錄播客，談的話題是互聯網考古，從上世紀末的撥號上網談到了近年有事沒事刷手機的生活，末了，有朋友提問：如果今天的互聯網讓你那麼焦慮，你最懷念以前的甚麼？

「Hi, Daddy... It's my last night at Bangkok.」迪宏猶豫了好久，終於把訊息發送出去。從木樓梯那邊轉出來的穿著圍裙的侍應，捧著精緻的木餐盤，繞過兩個正在樓梯旁拍照的少女，朝迪宏這一桌走過來。

首先設定人物樣貌和膚色／能力和性格，還有家庭關係／這創造全都按照著自己的形像／或者稍加修飾，反正只有自己知道

我記得黃麗群寫過不喜歡出門，但沒想過到香港接受訪問時，還是會把場地拉到自己的房間。她說她今天應該不會離開旅館，如此堅決，我完全被這股不出門的決心所打動。出版了小說集《海邊的房間》、散文集《背後歌》、《感覺有點奢侈的事》的她，曾任媒體編輯，現為自由工作者。

我一度無法適應近年的電競世界。那種由Warcraft III發展出來的五對五即時團隊作戰，甚至有同好組成團體在網吧日夜真人「團練」的競技遊戲。不適應並非因為系統改變所衍生的技術問題。

紙媒文學副刊之死，一半是客觀大環境，包括網絡世界版圖無限擴張；另一半是文學人應負上責任。不買書不看文學雜誌是其一 ； 自殘是其二。

「妳可以救救我嗎?」她在上課時接到這個奇怪的WeChat短訊，從名字判斷，發訊的應該是男人。她這戶口是新開的，很乾淨，和過去的她一刀兩斷。

Oculus是美國一家研發VR科技的公司，據說入職該公司的新人，都會收到小說《一級玩家》（Ready Player One），公司創辦人Palmer Luckey曾說過，「科幻小說的存在是件好事，因為科幻小說作者真的很有創造力，他們能設想出任何技術的終極用途，又有很多不可思議的想法。」

「 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中國傳統文化就像廢園春色，兀自開放，如此安份守己，也如此空虛寂寥，知音難求。十四年前，白先勇將《牡丹亭》起死回生，掃清了園前落葉，在園外徘徊的人，慢慢被園內春光吸引，到得園中，才道一直錯過了如許風景，捶胸頓足，委實太遲。春光乍洩，也有人像白先勇，在園內驚鴻一瞥，卻注定為它痴迷一生，留園一輩子——「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白先勇與《牡丹亭》，可能是另一個柳夢梅與杜麗娘的故事。

那一夜，又可能是那一日。不能準確說明時間是因為當時張開眼的一刻，身處的地方是一個不見陽光，放滿紙品的倉庫。卡其色油紙包裹著一疊又一疊書本似的東西。有個叫梅姨的女人搬來幾疊這樣的箱型東西砌成桌子椅子叫我坐上去。

阿木與妻阿茹分離已有年餘，決定分手當天，街上不知何故封起路來，警察在管制人潮，人潮中舉起的是些口號，擋住他們去路。他和她婚後各有所愛，卻因著身體還在互相吸引，所謂床頭打交，才到床中間的動作未完就已經和好，不如初，卻在最原始的森林嗅著熟悉又喜愛的氣味。

問老媽當初為甚麼要這樣命名一個無辜的嬰孩？她竟然說是因為易寫、易記！「 易寫 」或許是，「 易記 」卻不見得，整個中小學的歲月，沒有一個老師或同學讀對了我的名字，總是「 小紅、小紅 」地喊叫，益發在叫喚「 妹仔 」，彷彿注定的勞碌命！

「為什麼你沒叫過她媽媽呢？」我問。父親開著車，我坐在後座，那年我小學。他和副座的母親對視了一眼，沒有作聲。事過多年後回想起來，早春的風仍有些冷。那是我離父親最近的一次。

世間七彩，本沒有固定的意義，卻被分成冷暖調子、 演繹出五十層灰度。 美國文化中，黑白之爭寫滿兩 百年的歷史;而中國文化，則世世代代都少不了紅。 新年伊始，紅色揮春在店鋪懸掛，紅色春聯又貼滿 門楣，我應邀搜索成長記憶中的「 紅 」，驚覺原來我所有關乎紅色的記憶，竟無一可以脫開意識形態。

《無形》二月號出版之時，適逢農曆新年及情人節，難免令人想到以「紅」為主題。紅，最直接的聯想，非紅色莫屬。但紅又不只顏色這麼簡單，魏時煜眼中的紅，開宗明義形而上，有人的地方就有鬥爭，而鬥爭就是政治的本相，於是我們一生下來，就跟意識形態脫不了關係，連白毛女的白髮，也沾上了意識形態的顏色。

以「純港產法式旋轉型生活潮流雜誌」自居的《100毛》，早兩年玩轉紙媒及網媒世界，成為不少媒體爭相模仿的對象。隨著《100毛》紙本停刊，《藝文青》總編輯紅眼先撰文評述，《無形》總編輯鄧小樺亦隨即回應。適逢台灣作家兼《聯合文學》總編輯王聰威來港出席「香港文學季」活動，「虛詞」趁機邀請三位相聚，深入討論在網絡時代之下，港台文藝雜誌所面對的挑戰、機遇以至出路，經驗值與知識量兼備，值得收藏！

腸子湧腮，弟弟扁桃體發炎／北方的姐姐燙羊肉／給南方的弟弟看／弟弟縮回臭腳／昔日的夢想醃了他／未來的結局嘲弄他／鹹魚被放回冰箱／夢見黃粱飯

那些日子，我們有時要幫忙捉雞，讓爸用燒紅了的鐵器，烙掉二分一的上喙、三分一的下喙，防止牠們在黃土操場上互啄屁股。

「四氣歌」云：「四氣寒熱與溫涼，寒涼屬陰溫熱陽， 溫熱補火助陽氣，溫里散寒功效彰，寒涼清熱並瀉火，解毒助陰又抑陽，寒者熱之熱者寒，治療大法此 為綱。」溫里為穴位，按摩則有助驅除脾胃虛寒、腎 陽虛衰，大可緩解胃脹、消化不良、四肢不溫等癥狀；《靈樞經》論述食入五味，涉及五臟，諸如酸味入肝、 苦味入心、辛味入肺、甘味入脾、鹹味入腎；五穀、 五果、五畜、五菜俱各有五味，遂以五行規律解說五味與五臟之關聯。

我們總是透過彼此胸襟／那個隱形扣眼／看見馬，看見／一個量詞退下的皮／於驚恐中，看見

不管黑夜的黑／與零散的光亮／打開窗／打開世界的另一面／用最溫柔的聲音降落／不驚動任何人／沒有風／沒有震動

今期《無形》，結構上相當大刀闊斧:當中四分之三的內容，乃是香港文學季「氣味相投」展覽中的文學文本，另外就是重頭特稿，黃碧雲的〈 發霉的，被珍愛著——我的終度年華，五十六 〉。

不用虛想明天沒有痛苦，我們沒有得到誰的保障。如果平安一生在殘酷淌血的社會已成了一份奢侈的盼望，那本應如此的安穩景象已成虛無機率不必自作多情。我們只能在藏有善意的靈魂裡，與美好赴一場約。不怕窮得就僅剩這塊斑斑駁駁的內心，因為那處歲月靜好。

「平安」，原是一生的難，也是個好深的詞。當然，當時的我，沒有認真想像過，若他日決定做一個不介意離開主流而行之人，其實須準備承受甚麼事情？又如何能在世界中安頓、接納自己繼續前行？感謝今次邀稿，讓我稍為整理了一下，在明確地投身社會運動之前，我是怎樣學習這個詞彙 。

《獨行莫戴帽》所收文章從未結集，全書分三輯，輯錄了從70年代（第一輯）至2010年後（第二、 三輯）的文章：寫中學時代、親朋戚友、吃飯穿衣、看電影看醫生、旅行移民、潔癖罵人等種種日常。從青年跳接到中年，如讀著一個本色之人依舊如昔的骨架，淮遠的過去到現在。只是人在中年，或人過中年，必然會點染上一份中年情懷。

中國在各省一線城市安裝了逾二千萬個攝錄鏡頭，散佈在街頭、火車站、機場、球場、商場和大大小小公共場所等地方，覆蓋率達100%，而且全部都已聯網，並能做到人臉識別，即是說每個人都在被監視。無論你在哪個角落、是白天或黑夜、在行街吃飯或拍拖公幹……

《聖經》上有這麼幾句︰「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甘浩望神父的故事沒有《聖經》那麼厚，但要細細說來，也非易事，尤其當他的故事隨著香港發展行進，每一頁都擠滿黑壓壓的人影，你說甘浩望是漆黑中的螢火蟲？「發光發亮」說來俗套，他又不是落入煩塵的聖哥，況且他亦承認，自己也有驕傲與發脾氣的時候——甘浩望好真實——於是他將每一次挑戰看成是操練智慧的機會，在歌聲與結他聲中，繼續數算恩典與平安。

一向不喜歡跑步。跑短的沒有爆發力，中距離還可以，至於長跑，若不是高中時期為了應付「職務」，是絕對不會碰的。那時候同學總說「你這身形應該很適合練長跑」，自己是做運動員的，自然知道這些話不太合理。適合一項運動與否，跟身形沒絕對關係，尤其跑步，如果沒有必定要跑的理由，無論100米還是43公里，都跑不過去。

這段文字耐琢磨，有時也會發給比我疲累憂慮的朋友看，發時多刪掉第一句，因為不分時機對象的談佛論道讓人更累，知道「偷閒」要緊就行了。這個閒千金難換，感受上該是交融通泰，而不是窮極無聊，無事腦子飛轉更不算，體現在音樂上是某種留白、超離或有生趣的遊戲感。

那次討論專題題目時，編輯部一致投票支持「平安」——90後編輯沐羽直道：實在不知道甚麼是「平安」，就要做這個。是的，在動盪時代，美好昔日逝去、核心價值崩壞、本來被認為是基本尊嚴（如民主投票）的事物遭踐踏，善良的人們遇劫難，在自己的土地上流離失所，都在在呼喚我們重新想像何謂平安。

多巴胺是知名的荷爾蒙，因為許多科學研究都把愛情的感覺，理解為多巴胺在腦中的大量分泌。多巴胺實驗中，經常動用「愛情」話語的代表物。當一些資訊，比如照片上的愛人模樣，來到神經細胞上名為「突觸」（synapse）的小山崖，突觸就會釋放出能越過間隙的化學物質「神經遞質」，而多巴胺就是一種傳遞愛情、 慾望、興奮、快樂等情緒的神經遞質。於是，傳說中多巴胺就有個別名：「快樂物質」。

自家胰臟罷工，外來的胰島素總是不夠貼心，有時食量或運動量不定，血糖便飄忽起來。護士教我和父母預估食量和運動，自行調節該打多少度胰島素。一開始我拿來紙跟筆做算數，老是算錯，後來我算著算著就悟了：所謂預估，重點不在猜測事物如何發展，而是找個法子使事物朝著自己預估的方向發展。

「睇下你班微塵／愈自大愈無能／傷春悲秋 babies／睇我嘥心機 I'm fallen」，從〈蘇菲亞的波霸珍珠奶茶〉、〈油尖旺金毛玲〉、Don't Text Him，到即將推出的全新大碟《邪童謠》，挾帶著港大文化研究研究生身份的Serrini，一邊逆流而上、一邊生成女人，如此圓熟，且美好。

在台北T吧聽著各種絲連藕斷的情歌，65歲、帥得無懈可擊、後更年期的一身紳士輕輕靠過來說，現在許多年輕T朋友在打荷爾蒙針來更換性別，但我們對荷爾蒙究竟是啥東東卻幾近一無所知。各種荷爾蒙治療，創造各種新人類，據說創造各種新性別。我低頭無語，對於今天已然成為政治不正確，對於同志社群的走向，對於人世的關懷……

「虛詞．無形」誕生半年有多，半年來稿源不斷，承蒙各位厚愛。上月中旬，我們終於舉辦了首個作者見面會，二十多位作者賞面光臨，當中有文學館理事何建宗、文友張煒森、林雪平、蔣曉薇、關天林、陳子雲及張一村等，亦不乏初試啼聲的年輕作者，包括譚兆峰及鳥人，他們的作品在「虛詞」上反應不俗，後者更只是中六學生，慧根早熟，令人驚喜。

「時間向後，時間又奔前。」 陳智德沉默的時候，列車在他的頭上倏地掠過。就像詩作〈早班列車〉描述的一樣：時間只會如列車一樣前行，卻總在引誘我們回望，過去那些消隕渺散的破滅靈光。身處這個價值崩壞的時代，陳智德卻對我們說：「招魂」，可以提供超越現實的正能量。《這時代的文學》與《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就是陳智德鈎沉碎物，以筆觸招魂到當下的重要新作。

父親身為最後一個尼安德塔人，與母親過的婚姻生活並不長久，期間充滿認知差異帶來的困擾，像是肉食最佳熟度是幾分熟一類的意見分歧。但在母親心中，這樣的時光大概還是有美滿難得之處。畢竟父親二十六歲因為重感冒（他體內的免疫資訊過時了三萬年）過世的時候，崩潰的母親，才終於無法繼續招架探索頻道拍攝小組的採訪要求。在那之前的母親，如冰河般排拒一切，無視各種穿鑿或熱情。

讀政治經濟學出身的許寶強，將政治經濟學結合文化研究，以文化經濟學的進路分析近年香港的政治社會亂象，嘗試為香港把脈。《回歸人心：極權臨近的香港文化經濟學》結集許寶強近十年的文章，從一國兩制的消亡，威權管治，民粹政治與情感政治，談到民間如何自救，內容龐雜，但關懷的核心不變，那就是我們在這個極權臨近的時代，該如何自處？

那是發聲的時代，是嘲笑與大規模攻擊的時代，如果你還記得「試問誰還未發聲」、還記得後來對於「今天我」的鄙棄，那也可視為一首歌壓倒另一首歌的時期。那也是網絡力量對於「左膠」的壓制，也是對於「沉默的多數」的一次輾壓，在雨傘以後，好像很少看見這兩組詞彙了。我不太理解，好像一切政治口號在事件淡出後都煙消雲散了，可能因為那時我還是個大學生吧。

處暑過了，還在納悶今年怎麼沒風，突然就來了「山竹」，殺大家一個措手不及。說是「幾十年難得一遇」，「山竹」來得快，去得也快，但遺下的問題和影響卻像「短根樹」的根，都曝光了，一地醜陋真相——像瓶中信一樣，海浪漂送二十年前的膠瓶，卻毫不浪漫；打工仔返工如叢林冒險，一小時從侏羅紀走到無愛紀，穿越效果勁過大台；都說「風打出頭鳥」，豪宅名寓各自較勁，看看誰才是真材實料——但醜陋不如心寒，當高官誤認颱風為「天竺」，距離誤認與否認這個城市的人，其實不遠。

很多人以為濕疹小孩是會被欺凌的，的確有時候是會的，但是別人也只是實話實說，也不知道歧視。我記得在玩「狐狸小姐幾多點」的時候因為皮膚是紅紅的，於是總是被要求充當「狐狸」的角色。

「依家呢個世界就係咁，既無性，亦無愛。」八十三歲，崑南對性、對愛、對寫作的意志，從來未減分毫，他是文學界的能量守恆定律，堅信情色是生命，以致我們希冀，情色能救世。

《無形》要做「癢」的專題，乃偏重「癢」的不明確性——它是鮮明的感官觸覺反應，但指向不明，往往引發想像。

月亮從東方升起，夢裡，兩道身影在月色的塵柱間交換一個字，然後，我出生了。呱呱呱呱，他倆卻聽到「爸爸媽媽」，認了我，立即由泥土成人，無聲張口，驚訝於身份被造好，自此成為父母。父母凝視我的雙眸說 「媽媽。爸爸。」

《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成書，吳靄儀的自傳，既是立此存照，也記錄了同業所代表的信仰與價值。九七過渡、 捍衛居港權、反「23條」立法、力拒高鐵撥款……風雨飄搖幾世代，泰美斯女神的蒙眼布愈來愈鬆，但吳靄儀在旁監察，沒有放鬆一刻。

在讀完董啟章的新作《愛妻》之後，我第一時間想起的不是鍾曉陽的同名舊作，而是Her（港譯：《觸不到的她》 ）這齣講述人與人工智能戀愛的電影。

除了道盡賣文者的處境，《酒徒》也是一篇力求創新的小說，那醉醒循環，夢幻、現實與回憶交錯的意識流敍事結構、 開篇首句即為「生鏽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煙圈裡捉迷藏」這樣的詩化語言，在六十年代報刊大量公式化的言情、軟性文藝之間，顯得格外矚目。

《對倒》寫道：「那個時代已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是的，劉以鬯那個文學副刊的年代、動輒連載十數萬字小說的黃金歲月，早已一去不返，我們在感慨追思之餘，仍必須相信時代總踏著前人腳步滾動。

熱水壺沸騰、鑰匙被拿起、門鉸尖叫，木板櫃枱開合碰撞的響聲，追著蟑螂拍打，身體撞在家具床鋪的各種音色，刀具，砧板，杯碟必然會摔破，電扇葉與雪櫃變壓器嗡嗡隆隆，洗衣機轟動，牧童笛練習曲重重複複，辰時戊時哭鬧與笑，如連續劇的戲碼套路早已決定，門窗關緊還是會聽見，要把內臟一併吐出的咳嗽，對著怨偶或電話吐出的獨白，可是沒有殺人沒有爭產沒有橫刀奪愛沒有同父異母的男子突然出現也沒有那麼多醫生律師，厭煩沒有配樂沒有剪接。

鍾曉陽重寫《遺恨傳奇》的消息傳來，難免令人暇想連連。一來因為《遺恨傳奇》是鍾曉陽封筆近二十年前最後一部作品，一度標誌著她無法走出自己創造出來的文字陰霾，不得不暫別文壇；如今重寫，對作者本人和一直期待她有新作的讀者來說，都該是一件大事；二來年前她重出江湖續寫《哀歌》（成品《哀傷紀》），被視為延續了某種傳奇（故事裡的，更有故事外，關於作者本人的），這次她擺明車馬，從原作斬去「傳奇」二字，可會有甚麼微言大義？尤其是對於一度被歸類為「張（愛玲）派」的「才女書寫」來說，傳奇退場本身，大抵就有一定程度的詮釋意義。

在我們尚未理解、無力明白之前，那些抗爭早已發生並且完結。而我們所經歷過的喜怒哀樂，郭達年早已經歷過了。睽違多年，既是黑鳥解散後的新專輯，亦是首張個人專輯：《抱靈賦》的誕生如此輕盈並且意外，所負載的卻是抵抗了近半個世紀的靈魂。專輯英文名The Big Hug，意味簡單不過：在殘障的年代，郭達年給自己，給所有青年一個擁抱，抵抗敗壞，拒絕支配。

雖然「網絡」的多元理想、小眾發聲已被證明過無數次是泡沫夢幻影，但我還是如此記得對之的期待。由網絡的效應帶起，傳媒業中受過劉氏恩澤的各路埋伏一湧而上，小眾的香港文學得以在大眾領域登堂入室。看到有在書店工作的人說「終於可以大賣劉以鬯的書了！」這自然有點心酸，但我又想起更可怕的是，年前格拉斯過世，有間大書店組個格拉斯專題闢位陳列，結果只賣了一本……文學的事，在這個時代都不能視作必然，須要把握每個機會做推廣，否則再好的文學作品也會沒入沉默的海底。

總是在活人都睡去的時候開始寫詩，以為 這就能和死者唱和。 或者，至少驚動一朵花， 在夜露中一顫。

記憶無形，歷史卻有圖為證。我在檔案處閱覽室坐下，等待文件送來。那個空間，像是被一層厚重的靜謐包圍，稠密的程度，比我曾經聽過的聲音還要震耳欲聾。與其說這是一種壓迫感，不如說，是我腦海內重複的幻聽。

金龍樁臺上那三幾百尺地，四叔公每分每寸都躺遍了，雲石地台板，風涼水冷，硬是硬了點，鋪一塊紙皮就好，朝跑馬場那邊固然清幽，靠近灣仔這一頭亦不算吵雜，一個晚上躺兩個方位也是近便的。早十天半月，那金澄澄的龍還沒裝上，樁臺上空聊聊一隻大棚架就吊著幾幅油布，白天工地裡的人在油布下幹活煮茶打斜釘，日日磨到四時三刻就起來收拾架生，準五時，一個一個就扶著鐵梯下來了，末尾一個，還會得把梯給卸了扔到後頭。要上那十尺八尺的牆還用得著梯子麼？四叔公在對街遠遠看著就覺得好笑。

紙刊《無形》，網站「虛詞」。合起來就是虛無，我們該叫「虛無編輯部」。再尋找細微的東西：現在這個欄位「前置詞」，是類似編者前言的意思。「卷首語」之類的慣用詞，對我們來說都好像太重了一點—「前置詞」，一個會改變後面詞義的，小小輕微的東西，且不是中文裡的東西，一個外來語詞。一個熟悉到忘了出處的句子：我是我自己的陌生人。

人的尊嚴何在？珍貴的肉身，高貴的靈魂，還是那崇高的理想？電影《華麗的假期》以英雄歷程為視覺，呈現人們面對極權壯烈犧牲，在時代巨輪中從容就義。《少年來了》並不從大敍述中出發，故意刪去背景，以微觀視覺，直面少年們目視的一切，反映出他們最殘酷的體驗，不論在抗爭現場，牢獄中或死後遊魂，韓江都以溫婉而抽離的筆觸描繪，但當肉身在受難，抽離反而更撕心裂肺。

父親愛講舊時，每次我只有聽的份，畢竟他的回憶我並不在場。當他說起曾經在新蒲崗下班，暴動時被警察打傷。那是我第一次認識到「六七暴動」，以父親的回憶。而我無法想像那種痛楚，警棍是甚麼？藤牌是甚麼？直到雨傘運動以後，才找到些許連結。

4月1日，復活節。經過前一晚的受難日彌撒，復活節的早晨我因為陪伴親人而出現在台北某天主教堂，參與復活節彌撒。我坐在最靠近牆的位置，拒絕互祝平安。在一句一句關於犧牲、勝利和救贖的禱文和歌聲中，我趕緊低頭寫下關於宗教和救贖、市場與藝術、矛盾與虛偽的詩。

如果你去看「百度百科」，它會說，鬼是不存在之物，只存在於人的大腦裡，是迷信的人提出的修辭。一個無神論國家這樣認定。

我們住得逼壓、我們活得困窘……一開始我是想談土地的，卻不由自主的轉到生活空間去，兩者也許是二而一的，但地為甚麼那樣難說？

財政司長正在宣讀 橫街巷尾黑壓壓的一片 低空邊緣的烏雲層 浮浮濃色下去

越過了三十歲，老家的屋子在夢境裡逐軌道般地遠去了。像一列淡出的火車。我不知道那車廂上屬於我的房間是否亦被搖搖晃晃地一路晃進無邊的黑裡。三十歲以前，我一直以為自己會在這列車上，一起被駛進無有重力的黑洞中，和另一個車廂的母親與妹妹一起。她們都戴上了狐狸般的面具。即使母親不說，我也知道她的害怕。母親常很可憐地看著我說，婚姻是歧路，總有一天你會落車，和我們行不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