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2022年，來不及好好告別他們】無何有之鄉

我在叮叮噹噹的響聲中恍恍惚惚地下了車，沿著德輔道上的電車路走到東邊街；空氣中飄散著似有若無的鹹味、時而濃烈，時而夾雜著其他不知名的味道衝上鼻腔，讓人為之一怔，不禁忽為奇想：這裡的人和事早已滄海桑田，也許這氣味混和歷史的塵埃，持續穿行在那古舊的時代與現世的時空。這想法是那麼的魔幻與怪誕，可又是那麼的實在。

站在這腳下的一方土地上，眼前重疊了昔日的「三角碼頭」商船泊岸，苦力在來回搬動貨物的歷史場景。百多年前，這片土地是殖民時代最古老而唯一有著明顯現代市政規劃的山城。自1840年開埠之初，近海邊碼頭有渣甸怡和貨船的倉庫，西面有駐軍兵營，一條連接東西走向的皇后大道剛剛開發。我所身處之地──西營盤之開發約於1853年間，當時第三任港督般咸(Samuel George Bonham，任期1848-1854年)在上環、西營盤一帶開山闢海，開發大片土地，以九百九十九年的永久業權吸引上海、廣州和內陸的商賈富翁前來購地建屋，現任的在上者又在做同樣的事，歷史就是這樣來回往復；在《遐邇貫珍》記錄西營盤「發蹟」的咸豐年舊事：「近來粵東內亂，省垣震驚，唐人以本港為樂土，故挈眷源源而來」。亦即太平天國(1843-64年)亂後，大量的移民人口南來，安置於一街、二街、三街等，從土地契約登記可見，大部分的土地買賣記錄為1869年開始。因此，當時人口頓時從1848年的21514人升到1853年的39017人。這是一個完美的呈正方形的土地規劃，依蜿蜒山勢而劃定，由海邊直達山丘最高處一條條山道，俗稱「長命斜」。中間街叫做正街，旁邊分別是東邊街及西邊街。1857年，維多利亞城被劃分九大區域，西營盤屬城內的第一約。在這裡，我們可以找到香港最原始行業的痕跡，如紙紮店、鹹魚店、海味店等，這些都是殘舊的、傳統的、甚至是藏污納垢的。但是隨著都市化和現代化的步伐，特別是那象徵「現代性」的龐然巨大洞窟(西營盤地鐵站)建成後，大量舊式樓宇被收購，或拆卸重建，第一街、第二街在推土機下湧現急速的變幻，我今天看見豎立在原地的，下次再見已成空，從來不告而別，便已銷聲匿跡！

回顧這裡以前的發展，那是一種緩慢地流逝，有時接近靜止的時間，是幾乎不動的古老社區。如今新與舊間的交替，轉瞬即逝間的虛幻，總是讓人分不清眼前的景象，只有直沖到鼻息中的鹹水味，一股陳舊味讓人感覺到自己確實站在近正街街市的地方，讓人想起了1860年代中的憲報(Gazette)中一則關於屠夫血腥的故事：一個住在正街上的華人，家中養著豬，上床睡人，下床養豬，殺豬在房中，並刊憲說明之。也許當時的殖民政務官非常驚訝竟有此等荒謬之事，歷史的怪奇檔案總是日新月異，如今憲報登錄的是醫管局局長廢針紙的故事。山城終究在亂世下湧起著一種「平庸之惡」的臭氣。是誰在淡漠黑白世界中加上那一道濃重的腥風血雨味道呢？當西環上空捲起黑煙，踏上那陡斜的石地，迎面而來是那充滿雜味的灰塵，這是一個貫通歷史的時空，同樣地，這個時空裡也有著滿載歷史的人，生生滅滅，諸行無常。

無常才是我們的日常，日常中不告而別也是常態。沿著斜坡走到第一街，在街角的一間養老院後門，我頓然想起了要乘這一丁點空餘時間，去探望疫情後一直沒看望過的姨婆。當我的手觸上密碼鎖上正要按數字時，腦海中卻空白了，竟然想不起這一組數字，然後怔怔地在心底默想著疫情前每個星期都會來按這組數字，不禁地一邊懊惱著自己的善忘，一邊正想要按門鐘呼叫職員開門時，又突然浮現了兩個月前已病逝的姨婆及那草草進行的匳葬儀式，我彷佛看到自己那天戴著口罩在接到電話通知時氣喘噓噓跑到養老院，用最快的速度按上這組密碼數字(那時候是多麼快捷和迅速啊)，來到養老院見姨婆最後一面的情形。人是空空的，周遭也是默然靜悄悄的，各種不同的畫面在我身上不停轉換，原來歷史和時空從來是如此冷漠和孤寂，什麼都不再是有的了，而人卻悽悽然佇立其中。如果這個時候，剛好有人在對面看到這一幕，定會感到十分莫名其妙：面前這位戴著口罩的女子，手伸到門鈴處卻忽然定格了，雙手掩面潸然淚下。她是遇上什麼事嗎？在抬起手的那個須禹之間，我才驚覺姨婆已不在多時了。我茫茫然地、如虛似幻來到這裡，卻憶起了那一場來不及告別的永別。

我的姨婆，一生命途坎坷多舛，生於1926年的順德。那時候，她們家人口眾多，父親妻妾成群，兄弟姊妹極多。在她五、六歲時被拐離家，轉賣到廣西梧州山村的一個農人家庭做童養媳。二、三十歲時喪夫，一直守寡直到孤獨老死。她雖然沒生養孩子，年輕時一直在別的家庭裡幫傭，帶大許多孩子。在她五十多歲時，意外地與我們家外婆她堂姊相認，七十年代後來到我們家，帶大我們家姊妹。在我結婚、生孩子時一直還在幫忙，在家務上指導菲傭、生活上總是指指點點，頭頭是道。在她約八十多歲時，她說要回到順德居住，並投靠她以前帶大的姪女，常言道是還鄉終老。不管在香港生活多久，她們那一代的人總是自稱「寓居」、「寄寓」或「旅港」於此，篤定到了葉落歸根時，總是想著要自己終究要魂歸早已陌生的「故鄉」。不是有這種情況：就是在填寫自己身分證資料的時候，我們總是被問及「祖籍哪裡？」。古舊的一代，不管你身在何處，無論對「故鄉」的印象多深多淺，總是會被一種假設註定所有生命的終點：「回歸故里」或「葉落歸根」。上一代的海外華僑從來不缺這類衣錦還鄉的故事。我們這一代人，總覺得自己跟上一代不同，當我們握筆填上祖籍時，心中有些遲疑，有些不肯定，到底腳下這片地方是我們的故鄉嗎？尤其在經歷2019年那場波瀾壯闊、驚濤駭浪的劇變後，我們的祖籍一層一層墨化了，形跡難辨了，驀然回首，原來我們和上一代一樣，都是身處「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而我們卻不知「家」該在哪裡？所以，當我們真要告別自己的故里，這會是一場怎樣的告別呢？

唐朝詩人賀知章回鄉時感嘆道：「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從2009年到2019年，姨婆居住順德十年。這是中港地區最融洽、交流最頻繁的年代，大量的內地遊客來港消費、「雙非」兒童在港誕生、投資買樓移民成為新名詞等，同時也帶來香港社會各種的衝突與矛盾。作為「香港人」的姨婆在內地成為「異鄉人」，看病用香港身分證，沒有醫保，根本無法得到適當醫療服務，這時候她又回流「鄉港」了。這個「港」已不再是她最初「寓居」的港了，也從來不是她夢裡「葉落歸根」的地方，卻成了她最後的「故鄉」。我把她安排到寓所附近的養老院，方便空暇時看望她。可是沒過多久疫情爆發，養老院禁止探訪，她的健康也漸漸地從清醒狀態到無法說話及神智不清的狀態。在她過世前的兩三個月，我根本無法見到她，因此所有的記憶仍停留在養老院後門自由出入的畫面。這就為我的失神找到合理的解釋，我不自覺舒了口氣，然而揮之不去的是我生命中的而且確存在一片「空白」──我既沒有和姨婆好好告別、也沒有讓她安心離去，而這片空白是無法填補的，生命無法接納空白，我也不能接受沒有解釋的空白。

究竟這片「空白」始於何處？記得疫情管控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情況下掩至，所有的嘈雜聲、崩塌聲在傾刻間嘎然而止，一切浮沉歸於寂寥。我們在居家隔離，隔去疫症感染的同時，也隔去我們對過去的記憶，不確定的生活氛圍下亦阻隔人與人的關係，在頹喪中讓人們更易掉棄對將來種種的幻想。人們活著但也懷疑著人生；冷眼旁觀著身邊所有發生的事情但也沉默著；熾熱的心躍動著但卻悲鳴著無處容身。困著的、病著的、染疫的、隔離的，有時候在很遠，有時候卻很近。所有的生命似乎都在感受著前所未有的慌亂與不安，感受自己眼睜睜地看著年老一輩的來不及告別，感受那如切膚般天人永隔的遺憾，感受自我折磨與來自煎熬的埋怨。這些有違人心的事看著看著，有一天變得理所當然而順理成「章」了。回想起來，我似乎只聽到自己在龐然巨大洞窟內，在那長長的通道上奔跑的腳步聲以及自己的喘氣聲，在人來人往之間迴盪著。如果思念是一種味道的話，那天慌亂中的鼻息甚至處於「無色聲香味觸法」之五蘊皆空的狀態。顯然地，沒有告別的離去，是一段空白的記憶。

疫下的我們，總是來不及告別，沒有好好道別、更沒有好好地悲傷，沒有哀弔的過程及儀式。我們假裝或確實忙著抗疫、忙著檢測、忙著上網課、忙著讓自己忙著，讓自己沒有時間去感受「被困」的時光，沒有時間去想所有一切不尋常的事，努力把不是常規的措施當成常規，接受了這種被常規化的日程。漸漸地，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生活常態不再是自己想要的，不期然間，我也已告別了自己，那曾經是活生生的、既有憂愁也有快樂的自我。我如同牽線木偶般移動，秋風起時涼風中再也沒有帶來一絲來自應許之地的期盼。生命進入了寒冬，如鹹魚成群成堆浸泡在鹽酸中，倒掛在麻繩上曬乾。

不久之前，傳來遠方生於1936年的李怡先生病逝的消息，隱約想起了他的《失敗者回憶錄》，想起三年前他說過的每一句話、每篇文章、每個行動都讓人動容；他的哀傷是我們的痛、他對香港的深情也是我們的所愛、他站在年輕的前面，而我們就站在他的後面；他離開這裡與我們遙遠的相望，他在彼岸充滿期盼地等待著，而「日轉星移」，我們卻默默地佇立於原地。如今他在白先勇筆下的台北天空如大星殞落，海峽中線每有戰機盤旋其間，我們同樣未能為李怡先生好好地告別，我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連嘆息也在輕悄悄地進行，淡淡然地放下那曾經閃耀的音容舊貌。我們希望告別，但卻未能告別。隨著香港「伏爾泰」李怡先生的離世，這是沒有告別的告別，我們確切知道我們已經告別了後殖民歷史的灰塵，從此和光同塵，無論「內卷」或是「躺平」，再也沒有飛過滄海的勇氣，我們都是失敗的一群，連告別也顯得如此軟弱無力。

我們所景仰的、生於二、三十年代的學者逐漸離場，他們都歷經中國近代史的顛沛流離，縱使去國懷鄉、一去經年，卻不忘初心──憂國而憂民；傳承著二十世紀所信仰的五四自由主義的翅膀而來，可惜蒙上二十一世紀的專橫荒誕的陰霾敗興而歸，那一代典型的知識份子是否豁達地參透世情，逝者如斯，則未可知也！可是在「失敗者」的城市中，從犄角旮旯中找尋歷史的塵埃、探索那陳舊的氣味，究竟是羅大佑的「東方之珠」的餘音裊裊？還是如蘇東坡在歷經幾度貶謫及離散後，「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的豪氣？ 抑或是最近大獲票房佳績的《明日戰記》電影中的「否極泰來而重生」的希望？還是八千里路雲和月，隔著太平洋，遙遙相望，從此歸期未有期的嘆息？凡此種種，皆是懷者與逝者在不可預期之告別中的百般情意與虛妄。

我們準備好告別了嗎？事實上，這些年來，我們已經是一次又一次在送別的曲調中輪迴，那些死生契闊的跨越從最初的嚎啕大哭，撕心裂肺，捶胸頓足，乃至準備好從容的姿態去面對驚濤拍岸的各種神態，我們已經排練許久了。我們送走了昨日叛逆勇敢的自己，我們送走了同行的兄弟，我們送走了親人；在大嶼山下昔日熙來人往的赤鱲角機場，帶著妻兒老小的離散者把心中所有的驪歌唱遍了，沒有長亭，沒有古道，沒有晚晴，更沒有送行的知交，在深夜的微醺燈照下，只有長長而落寞的影子獨自舔著飄零的苦楚，這片單薄、孤單的魂魄，散渙著離別之苦，但是比起要偷偷別去這塊土地，從此浪跡天涯，可又真的淘空了這片漂泊的孤魂，試問歸家何處？

當我們登上凌霄閣最高處，極目四顧所及維港兩岸，這片曾經屬於我們的風光，那九百九十九年的約定，五十年的盟誓，在硝煙中散去。從此山城飄紅離人淚垂，西去故人再無歸期，盡是東風催落紫荊太匆匆！我們來不及告別自己的親友和景仰之士，每一次的「來不及」，都讓我們疲乏的心靈叩問當初那份直面風暴的勇氣及逆風而行的熱情，縱然我們可以瀟洒地嘆謂：「哪管風雨或晴天，清風或明月，任憑誰與我同坐，星漢燦爛人不還，罷了！罷了！」然而告別是為了下次的再會，即使相會是在那「無何有之鄉」，或在這片充滿歷史幽魂的棲息處？想到這裡，我的思緒又飄到那定格於門鈴前的女子，人是空空的，如鹹魚般靜默，靜默是這當下的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