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澳門時間】戲劇城市現場

講到口臭。疫情時期的劇場表演闢出線上播放的新戰場，於是劇場人之間爭論，媒體也追問︰「劇場不能在現場看，還是劇場嗎？」我想問的是，在現場看的，你肯定它們就很「劇場」嗎？所謂「現場」，「場」成為空間之爭，「現」的時間意識常被忘卻。

Site-specific的演出（常常被稱為「環境劇場」）曾經成為澳門劇場一道難得被外地朋友看重的風景線，藝術家在正規劇院以外的場地舞文弄墨，暫借廣場、社區街道、文物景點等公共空間，宣示藝術家對澳門這片土地的話語權，然後要捍衛的地景繼續消失，表演者一去不返。過去二十多年來，不管創作人或評論者大多數都將「環境劇場」的焦點放在「空間」上，事實上這些在非常空間中的演出，如果脫離了非常時期釋出的限制與條件，其成效即大打折扣。舉個例子，2003年香港導演陳曙曦執導的古希臘悲劇《禁葬令》（原名《安蒂崗妮》），在澳門離島氹仔越南難民營的遺址上演，全劇不但利用了難民營的破落氛圍，由於演出時剛巧是每年一度澳門政府舉辦的「國際煙花匯演」，由於難民營可以看到從南灣海面升起的煙花，導演將時間的向度也放進演出的設計裡，讓安蒂崗妮劇終自殺時煙花盛放。如果不是當時的煙花、當刻的死亡，觀眾便不能見證那個雙重的悲劇感。

劇場創作人李銳俊在《聽風的卡夫卡》（2007）的演出文宣中寫道：「當周圍世界變得日漸陌生，當『失去』成了生活其中一個主題——這樣的年代已經來臨。」那時候我以為演出中想哀悼的是「周圍世界」，然而一回頭，這個戲要談論的其實是「這樣的年代」，但那時候我們還沒有足夠的「失去」來體驗時間的壯烈，舊建築被拆除，老街區被改頭換面，我們都以為是「場」的消失，其實是「現」的不全，我們無法再在那個時刻那個空間中，經驗「現」、「場」。

有時，我們還是忘記了要向「傳統」學習。「空間」制約了戲劇演出的條件，但事實上戲劇性的敘事，卻是一場關於「時間」的遊戲。故事裡幾十年前的不倫之戀種下幾十年後的亂倫關係，劇作家用一間屋一天時間就揭露出來；電影發明了，戲劇家又想到，演員從一個燈區走到另一個燈區就經歷了兩個時空，對電影的剪接技術作出反擊。數位時代早就降臨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劇場不過又再一次面對空間的制約與高度壓縮的時間，只是遲或早的問題。戲劇的本色正是在受到制約的空間裡，讓多重的時間相遇，有時交錯，有時並置。

而我認為澳門，正正就是那種「空間制約」、「時間壓縮」的戲劇城市。

【無形．澳門時間】給我一片黃色的澳門時間

每天起床上班，下班回家，約會上街，我們都不可避免地置身在文化遺產與當代建築並置的狹小道路上，這裡不只是一個視覺上的奇觀，其實也見證了高度加速與壓縮的發展歷程。只是我們從小到大都麻醉在「澳門地少人多」的咒語中，以為土地可以像個蛋糕那樣切成很多塊，一塊賣幾錢？空間的想像總是走在時間的想像前面，就連「借來的時間」這種論述都欠奉。政府每年粉刷外牆、修復、保育的文物建築，就像一帖劇變世情中的精神穩定劑，人們在紛紛擾擾的現實中，只要走進了泛黃街燈照亮的歷史建築群裡，便獲得了一剎的心靈慰藉，以為這裡一切還好好的，沒有改變，穩定而和諧。你問很多澳門人，澳門有甚麼「與別不同」，不忍說「賭場」的人都會講：「世界文化遺產」，然後你問，這個那個建築的歷史故事呢？它們在甚麼時候建成？大部份人都啞口無言。再一次，空間勝過時間。

近年社區文史導覽、講座的數量與日俱增，相關不相關的民間社團、政府部門爭相舉辦，藝文界更開發出不少結合導覽與表演的活動。這些大部份免費參與的活動大受歡迎，一額難求，澳門人似乎對自己的歷史愈來愈感興趣，愈來愈渴求從各種途徑知得更多。那些「哦哦」聲忙著拍照的參加者，其實是因為眼前一個可見可及仍然存在的舊建築而驚訝，還是因為這個建築物所帶來的時間想像——已經消逝的時間，與當下我們身處的時間相遇——而感嘆？

疫情高峰期，上網讀了幾篇講19世紀澳門鼠疫的文章，那場疫情的漫長不是今天我們能夠想像的，據說當時鼠疫高峰期過後成了風土病，十幾二十年都有人死，也因此開啟了政府澳門公共衞生政策，也影響了城市規劃。每晚我從工作室回家，不免也需要穿越一個泛黃的、被保育的歷史建築群，有次參加社區導覽，導覽員說這裡曾經是那場瘟疫的重災區，現在路上整整齊齊的佈局，人們來打咭、來拍結婚照的景點，正是鼠疫以後，政府進行一場大清拆之後重建的。

晚上稀疏的行人都乖乖戴著口罩，歷史建築群凝固了多重的時間，我們習以為常的方向與步調，穿越了忘卻與安慰。

（此出版計劃由澳門基金會贊助，並獲澳門筆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