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來過，影像永恆 ────《海鷗來過的房間》導演孔慶輝、編劇葉玉君創作對談
澳門電影《海鷗來過的房間》像股小旋風掠過台灣、香港，再駐停在它的家──澳門，隨著它取得的傲人佳績：金馬獎三項提名入圍（最佳新導演、最佳音效、最佳攝影）、香港國際電影節「火鳥大奬」新秀電影競賽（華語）最佳導演，也在小城掀起有關電影與創作、文字與影像的思考和討論。
導演孔慶輝說，其實他拍《海鷗來過的房間》是想為自己心裡的問題「搵答案」，的確，藝術工作者的創作不一定是為了向讀者或觀眾提供現成答案，更多時候，是創作人藉著作品提出問題，和讀者或觀眾一起去「搵答案」。那麼，催生出《海鷗》的問題究竟是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大概要去回溯創作之初的源起，回到影像背後的那些文字，在層層疊疊的構想、字字句句的探索之間，尋找創作人的提問和回答、思考和靈感……
都說《海鷗》是一齣「沒有劇本」拍成的電影，但其實早在2014年，孔慶輝就和長期合作的編劇葉玉君及一班朋友開始醞釀《海鷗》的故事雛型，「自己很想探討創作者和角色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舞台劇演員出身的孔慶輝一直覺得，作為演員，拿到劇本和角色之後，就立刻要進入一個陌生人的生命裡，「在這過程中，你需要知道自己是什麼，行路的姿態、講野的節奏、對人的態度……當你要進入另一個角色的人生之前，你必定要非常了解自己，而這一點對我來說是非常難的。」所以，當後來決定要拍一齣長片的時候，他就決定就從此入手：「人應該怎樣了解自己？（在電影裡出現的）劇場演員、小說作家，我是想藉這兩個角色來探討這個（主題），這大概就是我的初心吧。」
電影創作的構思初期，導演和編劇大約每隔一、兩周就開一次會，大家互拋一些有趣的意念或主題出來，看有沒有可能發展成一個故事，「當談到人如何面對真實的自己這個主題，」編劇葉玉君回憶，「大家都覺得很有趣，於是就基於這個意念繼續發想下去────在劇場裡，如果角色和劇作家可以溝通的話，他們會說些什麼呢？如果有一天，有個角色走出來，要和劇作家傾偈的話，他又會說些什麼？比如，問你點解要整死我？我明明唔想咁，你點解要我咁樣？」
兩人都記得，《海鷗》的最初版本是一個瘋狂的黑色喜劇設定：故事發生在澳門崗頂戲院的後台，有一班戲劇裡的角色跑了出來，在現實世界裡生活，然後他們突然意識到「咦？原來我們係角色來架？」────「當角色發現自己是角色的時候，他們的反思會是什麼呢？」憶起往事，編劇和導演都笑言，「當時我們都覺得，哇！呢個故事勁呀！」於是拿這故事去參加在澳門舉辦的「粵港澳電影創作投資交流會」，雖然最後沒有成功闖關，但也收獲了不錯的評價和口碑。
幾個月後，孔慶輝又跑來找葉玉君繼續傾，葉玉君就提出不如寫一些自己擅長的東西，「澳門編劇的風格大多比較沉鬱，我也是。」於是兩人就開始發展其他不同風格的故事版本，後來碰上澳門文化局推出「電影長片製作支援計劃」，有150萬製作資金補助，於是他們決定一試，整理出較完整的劇本和分場大綱，而故事也變成了一齣「公路電影」，「主角變成了一個中學老師，他同時也是一個作家，一次和學生去畢業旅行的中途，他們的旅遊巴遭遇劫匪，但老師發現那劫匪原來是自己書中的角色。」孔慶輝回頭爬梳故事修改的脈絡，一方面因為自己本身就很喜歡「公路片」，另一方面比起當初的群戲，兩個角色的設定更簡單易處理，「但故事的核心沒有變，仍是希望探討作者和角色之間的關係。」
在這期間，孔慶輝和葉玉君寫了七、八個不同的故事版本，「我們一直在考慮該用哪個故事背景，比如角色是中學老師，後來我們想一想，說不如改成地產（經紀）吧，我們一直都在討論，看看在（澳門）這個社會，哪種角色設定最適合？中間有變過的可能都是這些，但想講的（主題）一直沒變過。」劇本經常反覆修改，編劇也被導演不斷「Ban橋」，但葉玉君覺得這過程也很有趣，「會知道什麼是我們不要的，因為當故事大綱寫出來後，落到分場的時候會發現，咦？唔係咁樣喎，然後我們就會知道，這不是我們要的，然後再繼續搵。當然這過程也是很困難的，因為未必知道究竟什麼才是自己要的。」
導演孔慶輝深有同感，「我覺得整個編劇過程有點像是在進行哲學討論，所以其實是沒有答案的，就變成很多時候大家都在磨這個concept究竟是什麼？究竟我們想拋給觀眾的問題是什麼？」
漫長的創作醞釀期始終也有盡頭，「電影長片製作支援計劃」的交貨死線在即，終於拖唔可拖，電影必須開拍之際，導演才發覺大鑊，「還沒有（完整的）劇本喎，人物還沒有台詞喎！我們只有一個故事框架，大概知道人物角色的走向，但怎麼拍呢？當時心裡好驚。」《海鷗》故事雖已有雛型，但仍有相當部分細節尚未確定，導演也不滿足於傳統的「表演式」創作方式，「有時我覺得，自己寫這個人物（角色）出來，好多時只是為了滿足自己去講某個議題，人物變成了工具──借角色之口去講編導想講的東西，我覺得咁樣唔得喎。」
就在初期仍糾結於「要不要開拍」的猶豫之際，孔慶輝就想：「咁不如試下再玩大啲」──「電影裡那些人物，怎樣才會有最真實的狀態呢？不如擺啲真的人物落去啦！」於是孔慶輝採用了「類紀錄片」的方式，影片中的劇場導演、演員、地產經紀、菲律賓租客、小朋友等角色，「很多都是真的人（物）來的，他們講的話（對白），都是在拍攝當下我大概告訴他們要拍什麼之後，他們自由發揮的。」孔慶輝說自己經歷了一個很大的轉折，就是最後決定用這種方式來「玩」。
出乎意料的是，這些本色演出的演員們，有時突如其來的神來之筆，甚至突破了導演和編劇的想像力，「返轉頭想，有些東西我們作為編劇未必想得出來，因為有時我們會『以目的為本』，為了劇情轉折而去營造某些場面，但想不到這些（素人演員的即興表演）出來的效果反而非常之好。」
到影片正式開拍時，劇本也大約只寫了20多場，但編劇和導演預計全片應有40多場戲，「有些只有大概的想法，具體會發生什麼還未想清楚」，所以拍攝期間孔慶輝會不時打電話向葉玉君「求救」，「就算個（故事）框（架）也在不斷調整，我會和她說今天拍了些什麼，有些新的情況出現咗，我們要怎樣改後面的情節線，怎樣行落去。」葉玉君形容這次創作對自己是一次「自信心訓練」，「整個過程有趣的地方就是，可能你掉幾頁紙（劇本）給他，他可能從中找到一個元素、一句說話、一個idea，就拿去拍了幾場戲出來，我們合作的方式就是這樣，我不斷地拋嘢給他，看看fit唔fit他心裡想要的。」
「其實戲裡一直在探討什麼是『活生生』（的人物），這樣（以素人參演的即興發揮方式）也正好看到了人物的『活生生』，」葉玉君說，「當戲裡的角色走出來的時候，如何和創作者互動？這也是最開始的命題────當你跳出這個框框的時候，這東西怎樣才算是『活』的？而不是死板地一味按照劇本、台詞。其實一個人的人生也是這樣的：當你意識到有個框的時候，你怎樣out of 這個框？怎樣去找到屬於自己的這種『活生生』呢？」
最後我問導演：你帶《海鷗》去過台灣、香港、新加坡等不同地區的華語觀眾群，現在回到澳門，覺得觀眾反應有何不一樣？「正如剛才說的，這套戲其實也是在探討一些哲學議題：人如何看自己？何謂自我和真實？這些其實也是很普世的。」孔慶輝回答，「我印象最深的是，電影在澳門公映了一個多月，大家都很直接feel到那種澳門人的感覺，比如澳門人的處事方法，他們的生活節奏、感到壓抑的方式……這是我比較開心的，好多時有人問什麼是『澳門電影』，我覺得，澳門電影就是你很忠實地拍出澳門人的生活、他們面對的問題，那就是澳門電影了。」
（左起：對談主持李爾、編劇葉玉君、導演孔慶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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