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幅十九世紀末的世界地圖是這樣的:地圖以麥卡托投影法繪出,赤道位於地圖下半三分之一左右的位置,誇大了北半球陸地的面積。地圖上沒標示國界,只以醒目的紅色填滿了當時仍然被英國殖民的陸地。按土地面積計算,十九世紀末是不列顛殖民帝國最鼎盛之期,殖民地遍佈地球不同時區,在地圖中尤以被嚴重誇大的加拿大領土最為耀眼。日不落帝國之名,就是這樣來的。
但最初,不列顛只是文明邊緣的荒野。時間退到一千九百年前,來自當時世界文明中心——羅馬——的凱撒將軍,漂亮地征服了高盧人,並順勢橫度英吉利海峽,擊敗在不列顛島上的布立吞人(Britons)。數十年後,羅馬人征服了半個不列顛島,並建立行省,史稱羅馬不列顛。但不論是羅馬人還是布立吞人,跟後來的英國人都沒有直接的血統關係。在超過一千年的歐洲文明演化過程中,英國一直在文明邊緣,在帝國衰落早期,羅馬人就已經棄守不列顛,退回大陸,政治權力的真空令各部野蠻人進佔原羅馬領土,終於形成諸多部落化的小王國——所謂野蠻人(Barbarian),當然是從帝國—文明中心論角度看,歷史常識告訴我們,羅馬亡於野蠻人入侵,他們也隨之帶來了中世紀的黑暗時期。但我們同樣可以說,帝國是自行衰落的,異邦人只是被權力氣壓牽扯到後帝國的真空場裡。
對強大帝國的迷戀,是基於政治上的安全感。社會契約學說暗示了一種二元想像:人類社會要麼在失序中殺伐不止,要麼建立一個有秩序的國家。國家愈強大,秩序愈能維持,互相征戰的原始狀態才能結束。不幸是歷史也早就證明,強大國家跟止息殺伐沒什麼關係,古帝國常是封建暴政,當代強國則多有獨裁極權。強國主義者往往只看到族群(民族、國家等)之間的橫向鬥爭——我們一般稱為「戰爭」,卻無視文明暴力中有一種形態是從上而下的、也是在族群內部微觀地運作。傅柯曾經改寫過克勞塞維茨關於戰爭本質的名言,克勞塞維茨說:「戰爭是政治以另一手段的延伸。」傅柯則反過來說:「政治是戰爭以另一手段的延伸。」兩種說法的差別在於,克勞塞維茨視戰爭為政治問題一時無法解決所作的權宜之計,戰爭的最終目標,還是為政治服務;傅柯則是把政治本質看成跟戰爭雷同,按他的思路,國家治人,就是國家以政治之名,卻行戰爭之實。一種推向極端的說法是,國家,民之敵也。當人民不敵國家,解決方法只有三種:一是順從,二是將國與民之敵對關係戰爭化,美名為「革命」,污名為「叛亂」;而三,則是離開避敵。
我總是把「離散」跟「避難」、以及「對龐大帝國或文明中心主義美學的厭惡」聯繫在一起。即是說,離散總是包含著一點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對「政治/戰爭」的憎恨。中國自古有天朝主義思想,同時伴隨產生水滸精神:周代的始祖亶父帶著族人逃避殷商統治,騎上馬匹,走到西陲的河水邊,才安身下來。至於避暴秦者橫渡日本,或遁入桃花源,抑或是金庸小說主角最後十之八九退出江湖,說到底都是一般意識:國家不仁,幸好國家總有帝力不到之處,要避暴秦,可以落草,可以西逃,也可以飄洋海外。正如羅馬國力再盛,也過不了英格蘭北部的哈德良長城。
但以上所說的,只是人類避難的前現代史。我總覺得天朝式或古帝國式的政治主義無法作為現代政治想象,主因是現代世界已很難再有「方外」的想像。當代左翼把全球資本主義理解為新帝國、獨裁強權則把「影子戰」跟「超限戰」操作得愈臻熟練,可以兵不血刃,就能染指全球任何角落,對諸眾(multitude)行使克勞塞維茨稱為「戰爭」、傅柯稱為「政治」的操控。而這件事甚至不是當代才有,恰恰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當人們把兩場發生在世界局部地區的戰爭喚作「世界大戰」,我們也終需面對一個現代性的命運:世界再沒地緣意義下的「域外」了,人類避難所地,亦只能在「域內」去找。
我沒有親身的戰爭記憶,但聽過、讀過不少。戰爭是殘酷的,這個說法並未觸及人們關於戰爭的情感記憶。更切身、更符合集體記憶的說法可能是:戰爭令人恐懼。因為恐懼戰爭,人便得避難,而兩次大戰(尤其是二次大戰)則改變了人們逃避戰爭的模式:防空洞終於被發明了。空軍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人們戰爭模式,陸軍未到,空軍先至,空襲既成了軍事行動中的重要戰術,也構成了平民對戰爭恐懼的原始記憶。美國畫家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有一幅名為《免於恐懼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的作品,畫中有一對美國夫婦,妻子正為睡得正香的一對孩子蓋被,父親則拿著報紙站在一旁。通常的解讀是,父親在報上讀到的是關於1940年德軍對倫敦進行大規模空襲轟炸的新聞,這對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父母,則把心思全繫於一對不知戰爭為何物的孩子身上。於是,此畫就產生一顯一隱兩重意涵:顯是在沒有戰爭的美國國土上,孩子尚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而在畫裡沒繪出來的倫敦孩子,這種自由則被戰爭剝奪了。
據說空襲是經歷過二戰的倫敦人最深刻的記憶,從1940年9月起的八個月裡,倫敦被德軍持續轟炸,四萬多平民死亡,十萬幢房屋被毀。德國希望以此擊潰英國人的鬥志,怎料卻激發起後來被稱為「大轟炸精神」(Blitz Spirit)的英國國民集體意志。很多人都會看過一張英國海報:直度紅底,海報上方有個英式皇冠,皇冠下則以一行一字的格式印上「KEEP CALM AND CARRY ON」 (保持冷靜,繼續前進)。這句著名的戰爭口號跟倫敦人對空襲的恐懼記憶無縫接合上,便成了一種命運共同體式的愛國主義。
當時英國政府為保護平民,先把大部份兒童撤離城市,再在城市中興建防空洞。有些歷史照片顯示大批倫敦人逃進地鐵站內躲避空襲的情境,但其實,更有代表性的「防空洞」(Air-raid shelter),則是一些比地鐵站式大型防空洞更孤獨、更私密的小型防空洞。
有一種叫「安德森防空洞」(Anderson shelter)的設計,是一間可躲藏六人的小型鐵屋,屋外鋪上沙包。重點是這種防空洞可直接安裝在平民的房屋裡。原來當時的倫敦人寧可在空襲時留在家裡,也不去公共防空洞,於是政府才特別發明出這種很個人化的防空洞。後來更有一種叫「馬禮遜防空洞」(Morrison Shelter)的設計,它基本上只是一個餐桌般大小、可藏兩人的鐵籠。空襲來到,人們二話不說就躲進這個在客廳上的「防空洞」;空襲過後,人們從「籠」裡出來,又回到家中的「正常生活」。倫敦人就是用這種方式,將戰爭恐懼融入生活裡,進而大幅增強對戰爭恐懼的抗逆力。
至此,所謂「免於恐懼」,已不是指從恐懼之地(如戰場,又如專制社會)逃出來,找尋方外的烏托邦(Utopia)。而是:既然世界即恐懼之地,只有防空洞這類異托邦(Heterotopias)才能保證「免於恐懼的自由」——「免於恐懼」的最佳方法,不是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而是與恐懼共存,直至你可以克服它,那才有戰勝「政治/戰爭」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