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占緊你卜緊你】笑匠的抗爭：《後人間喜劇》與董啟章 2.0 年代

初讀《後人間喜劇》，確是有點滑稽，曾誤以為是致敬法國文豪巴爾扎克浩瀚巨著《人間喜劇》的後現代香港版，結果大錯特錯，只是囉唆蠢鈍廢男主角胡德浩的異國奇遇記，而字裡行間那種歡樂詼諧的感覺，七分戇豆，三分波叔，卻不太屬於過去我們所認識的董啟章。甚至有個錯覺，喝著伯爵茶開始聊起何以動盪一年卻寫了部「搞笑系」作品的董啟章，跟印象中那個「學習年代」的董啟章都有點不同。用科幻概念來解釋，象牙塔裡圍爐辦讀書會的董啟章，已更新為董啟章 2.0，那年的文學巨匠，今日有種扮演笑匠的自覺。生逢亂世，但其實沒有不是開玩笑的時候。笑不是療癒，不是港豬安逸。董啟章 2.0 說，笑是最顛覆，最頑強的一種抗爭。

惹人討厭的科幻小說

董啟章，從此稱得上是香港文學界的 Christopher Nolan。《後人間喜劇》算是半部科幻小說，董啟章 2.0 新寫作風格，妙在跟同年上映的科幻大片《天能》居然「撞橋」。若有玻璃心影迷翻看此書，說不定質疑他逆行時空，先行偷走 Christopher Nolan 的驚世劇本。董啟章眼睛瞇成一條線：「電影我都有看，它的科幻概念是幾得意，但未至於令我著迷。我們不算特別『撞橋』，雖然都有借用『熵』（entropy），不過他是用來演繹時間順逆概念，我沒考慮這一方面，書中想說的主題是秩序和混沌。」

其實《後人間喜劇》都有提到包括《銀翼殺手》（舊譯《2020》）等經典科幻片，同時引用了許多 Cyberpunk 元素。董啟章從來不只醉心鑽探文學理論，「不算資深科幻迷，但有很多作品我是喜歡的，例如《攻殼機動隊》，我會看遍所有電視劇、漫畫、劇場版等等，《阿基拉》都有看。」發酵經年的科幻夢，終於寫成《後人間喜劇》一書，卻可能只是部半湯半水的科幻小說。起碼不是要跟劉慈欣《三體》一較高下的那種。以荒誕喜劇包裝的這個科幻故事，真科幻與偽科學兼具，有著許多不正經和虛構的部份。正如他曾經說過，其出發點不是太學術，反而是不學無術。

「我都預計過，定位上是有點飄忽。但我是真心想寫一部科幻作品的。我明白有些只是掛羊頭賣狗肉，例如駱以軍的《女兒》、《明朝》是否科幻呢？」董啟章笑著揶揄其多年筆友：「我覺得他那些完全是假科幻，哈哈。他不是真的想過要認真對待科幻的部份，只不過是作為某些概念，寫自己想寫的作品。」又說：「那些不算是科幻小說，但比起我寫的那些，我是認真過他很多。」

董啟章形容，這次不是「假科幻」寫作實驗，書中不少設定，是盡量符合科幻類型小說的特質。故事主人公胡德浩，跟董啟章本人一樣，都在大學有教職，卻不是文學院出身（更對文學藝術一竅不通），而是研究模控學（cybernetics）的行內權威。恕我資質所限，於網上查閱半天，完全掌握不了何謂模控學，誠如書中胡德浩的權威性自嘲，是解釋了都沒什麼存在感的一門學科。至於董啟章寫小說的一貫作風，偷換概念，混雜偽學術語言，以假亂真，寫到似層層，都司空見慣 —— 例如書中就以「康德機器 2.0」對虛無主義大師康德幽了一默。冒著疑似眼高手低的風險，涉足科幻類型小說，但董啟章強調，他是真的有認真研究過模控學。

「是最近兩三年的興趣，初時是因為看到 Katherine Hayles 寫的 How We Became Posthuman（後人類時代：虛擬身體的多重想像和建構）。那本書很出名，作者本是理科出身的，後來卻轉而做文化研究、文學理論。書中既提到模控學過去幾十年的發展，再分析一些作者覺得主題相關的科幻小說。」董啟章對模控學的認識及興趣，大多來自此書，然後又對書中提到的學者和小說有過一番研究，期間亦開始埋首構思他聲稱真材實料的《後人間喜劇》。

「但是否只是想模仿、試寫一部令讀者覺得正宗的科幻作品？要寫科幻小說，是否就要跟隨讀者預期，他們覺得科幻小說應該如何，我是否就要這樣寫？我又覺得不一定，不需要設限。但在這個位置，其實它就變得不像科幻小說。」董啟章提到，新作出版之後，聽過一些始料不及的意見，譬如有台灣資深科幻小說書迷批評：「前面很喜歡，但看到結尾就不行了，見到開始出現許多不邏輯的情節。從正宗科幻的角度去看，書的前半部份都很邏輯理性，但後面可能有些我們所謂的後設形式。我喜歡真真假假，疑真似假，這個狀態就有許多無法解釋的位置。從某個角度看，他肯定是覺得我亂寫、寫得不認真。」

「如果讀者對科幻小說抱有某種預期，就會不滿 ——『完喇？』『你講晒啦？』—— 科幻小說一般需要滿足邏輯一致性，有虛幻之處，就一定需要提供圓滿解釋。但文學上的後設，正正是它能夠不可解。」董啟章形容，這跟觀眾投訴《天能》情節複雜，看到一頭問號的「科幻失格」有點不同：「《天能》那種不解釋，是你覺得它不夠清楚，或者因為太複雜，看電影的那一刻讓人覺得好混亂。它只是不解釋，但你要解釋的話，其實它解得到，而非本質上不可解。但我寫這本書，到後面的真假問題，是一個雙重、二元的結局，真又得，假又得，主角所經歷的事情到底是真是假？現實世界的暴亂是否真有發生？這種不解釋，是不可解。就算要我去解釋，最終都不可能有答案。」

但這可能就從故事情節與科幻佈局，延伸到科幻小說與文學作品，於創作動機上的分野。董啟章隨即答道：「是的，我最近經常會想，兩者會不會有本質上的衝突呢？這個詞語永遠都要被質疑 —— 純文學，是否真的存在？」稍頓一下，他是有點在意《後人間喜劇》所開拓的、過去並無接觸的讀者群：「當我嘗試寫一個類型小說時，兩者原來是真的界線分別，你不可以隨意『撈埋』。讀者對你的作品有戒心，覺得董啟章分明『想玩嘢』，過去你都不是寫這些作品，你就不是認真的。當你貿貿然走入去，就會踩到他們。他們會先入為主認定做嚴肅文學的人是看不起、存心嘲笑類型小說，但我的想法不是不尊重，不是要搞亂檔。」

「其實我好認真的，是認真地不認真。」董啟章苦笑，似乎發現跟故事主人公一樣身陷囹圄、胡塗犯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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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後重生與喜劇的覺醒

通俗而言，嚴肅文學與類型小說好像分庭抗禮，但實際情況剛好相反，董啟章最近終於體會到，愈是 hard-core 的類型小說書迷，對作品愈是嚴肅：「任何一個類型小說，例如推理、科幻、武俠，愛好者身上都有一種莊嚴的感覺，類型小說不代表它被隨意閱讀，其實他們看得很認真，就是因為他們喜歡，所以專精，對整個體系運作都很清楚，即是有『行規』，不可以被打破，更不可以隨便用來開玩笑。」

認為董啟章不認真的另一原因，亦毫無疑問與筆風有關，胡鬧諧趣之中，玩笑多了，喜劇語言卻有點輕浮。「喜劇和科幻，似乎不是能夠天然放在一起的概念。不知道有沒有其他作家能夠寫到好好笑、很喜劇形式的科幻作品。」但可能就會變成一些 cult 片、邪片。董啟章把頭一點：「沒錯，總之你一打算搞笑，都是覺得你『想玩嘢』，對科幻的態度不認真。」

「但我有時會想，為什麼不可以笑呢？為什麼科幻不能搞笑呢？」董啟章轉而探問：「以我有限的科幻閱讀經驗，無論小說或者電影，全部都很嚴肅、很黑暗，大家對未來的想像充滿恐懼和鬥爭。但為什麼一定要黑暗呢？世界末日都可以好好笑呀嘛。」

「能不能夠讓笑與科幻並存呢？我是覺得這個想法有趣，所以才會嘗試。但結果，可能令我變得很乞人憎。」

顛覆董啟章的人，只有董啟章自己。與過去動輒數十萬字亦不容易消化的文學巨著相比，他有放下嚴肅學院派的自覺。董啟章 2.0 時期，從艱澀回到遊戲人間，輕鬆幽默，平易近人得多。有意拉近與讀者的距離，卻沒想到《後人間喜劇》迎來意外的小失敗 —— 冷硬高深的文學巨匠，變成不認真和乞人憎的胡塗笑匠，這件事本身都很有荒誕感。

「這個轉向是一個進程，從過去幾年的《心》、《神〉、《愛妻》一直演變過來，都傾向慢慢在語言上加重喜劇感。我開始覺得好笑是很重要的，它未必一定是諷刺，有時是滑稽、有少許胡鬧。」但董啟章強調，這並非等於寫作上變得不認真：「我反而是認真尋找，笑這件事在小說、文學上的可能性。」

開始探索笑與文學創作的關係，與董啟章近年心境改變有關。「從 2010 年《學習年代》之後，直到 2015 年，我再沒辦法寫小說。」董啟章形容，當時受到焦慮症和神經衰弱困擾的自己，簡直像漸凍人一樣，覺得無助，亦萬念俱灰：「曾經嚴重到無法說話，全身虛脫。我以為自己很快會死。」期間看過許多醫生，都找不到病因。「全部醫生的說法都不同，但全部都醫不好。後來我去了禪修，心境有所好轉，所以就寫了《心》這本書。主要是因為病得太久，覺得鬱悶，不如重新寫一些東西。」

「寫作是無法治好一個人的，它不是用來醫病，可能純粹是為了證明自己未死。其實《心》都開始有一種笑的念頭，雖然它不輕鬆，是取笑自己，笑我為何那麼無用，但心態上可能已經放開一點。」

「其實一直不想看精神科，常聽人說，千萬不要服食醫生開的那些藥，會食壞腦。」而這份恐懼，不多不少都來自董啟章接觸過的科幻小說。「但最後終於看了，都有一段時間持續服藥。後來兩三本書，都是在這段時間寫完。大家都好像覺得服了藥，人生就會玩完。但我又覺得狀態很好，哈哈。」擱筆多年，病情穩定之後，從此一年一書，《心》、《神》、《愛妻》、《命子》、《後人間喜劇》，董啟章改變了過去的嚴肅寫作套路，愈見輕盈、歡樂，既私密，而又幽默，脫胎換骨判若兩人。都可以說舊版本的董啟章已死，董啟章 2.0 誕生，笑匠覺醒，同時放下了吃不吃藥，有沒有病的這些心理包袱：「我服了藥反而又寫到書，還寫得比以前順暢，創作力似乎不錯，對吧？我自己都解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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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否開不起玩笑

科幻小說不能用來開玩笑，但可能只是對於《後人間喜劇》最溫和的批評。探問笑之大義的董啟章，書中描述來得既合時 —— 而又不合時宜，無疑是在禮崩樂壞的風口浪尖，他仍踏著愚者的步姿，打算講個笑話給你聽。

董啟章的小說虛虛實實，而《後人類喜劇》亦將他到新加坡駐校授課與香港的政治事件結合起來。故事開場，男主角胡德浩（a.k.a. 模控學專家董啟章）正在前往機場的路上，正好遇上去年反送中運動的「和你飛」示威日程。

其實到新加坡是再之前一年的事情，現實中兩條時間線，卻在這部科幻小說裡重疊起來。「我是 2018 年下半年到新加坡教書，那段時間，已經做了很多模控學的資料搜集，亦在閱讀康德。又真的因為百無聊賴，晚上開電視追韓劇《鄰家律師趙德浩》，小說裡的角色，從名字到形象其實都是來自此劇。當時小說已有雛形，但當然未有關於香港政治的部份。」

到 2019 年初回港，開始構思這部小說，準備動筆之際，香港變天。反送中運動的開始，亦成為全書的轉捩點。「當時其實很猶豫，是否要繼續寫一個完全跟現實無關的喜劇，內心很不舒服，甚至不是很想再寫。那不如大膽一點將兩件事重疊。」於是，董啟章便將新加坡的自身經歷嫁接到 2019 年的香港。「胡德浩就在香港最動盪的時候剛好離開，來到新加坡，而他有個女兒，正在香港有份參與社運……」

科幻奇想以外，小說所圍繞的社會主題，對康德那一套虛無理性主義的批判，對制度、民主、公民的探討，革命是否可行，某程度都沒離開過香港烽煙四起的政治現實。「制度可否包容革命，這其實是一個先天矛盾。康德的學說亦無法解決，他明明講自由、議會、共和國，但他是不喜歡革命的。因為體制本身不可能包含革命的權利。革命永遠在體制的權利以外，就算是一個再民主的國家，憲法都不可能容許革命。『當民眾不滿政府，而沒有其他改革渠道，就有權革命』，任何體制都不可能納入這種條款。」

在敏感時刻寫虛無的康德，寫虛中有實的科幻政治小說，董啟章意識到這方面會受到批評：「很有可能兩不討好。從保守立場來講，這本書明顯同情抗爭，對社運觀點是正面的，但從另一面來看，卻可能覺得你寫得不夠盡、不直接。」他接著說：「而且還是一部喜劇。原來喜劇是可以那麼乞人憎。講科幻、講政治，各方面的人都不喜歡你。」「但為什麼大家對笑那麼反感呢？真的不能夠笑嗎？」董啟章收起笑容，緩緩的說：「笑曾經被一度相信是有顛覆性的，如果你讀文學理論，巴赫金探討嘉年華、中世紀狂歡節，笑就是一種最反權威的行為。但在今日，大家覺得某些事情不應該笑。都可以預計到有人很不喜歡這本書，這段時間那麼黑暗、那麼憤怒，你怎可能笑得出呢？」

而《後人間喜劇》的進退失據，都反映了香港小說正在面對的兩難局面。不反映政治現實，就可能離地，活在平行時空。然而，書寫政治現實，卻有消費抗爭的嫌疑。尤其是產生過程比較慢的小說創作，所有迂迴形式都好像突然變得犯眾憎：「像黃碧雲最近亦引起爭議，她高調表明冷漠，隨即就受到批評。但介入的方法是否只有一種？後少少、側少少，是否就不夠呢？大家對一個作家的要求是什麼呢？是否要去到最盡，走到最前，寫到即刻被捕，要為了作品而入獄？如果不是，就覺得你只是利用政治，但是否不能用其他形式去處理？」

嬉笑怒罵，行文滑稽、喜感十足的《後人間喜劇》，封面一襲鮮黃，今時今日，儘管有人不喜歡，都算是旗幟鮮明。文學與政治現實的距離愈來愈難以拿捏，但距離歸距離，格調要分明，如果有一部上乘的文學作品，藝術層面嘆為觀止，然而政治取態不相為謀，不同路數，董啟章聞言，仍然笑著，但說得直接：「那都是要批判的。確是有些爭議性，我們一般覺得近代文學是不會附和政權以及主流，亦一定包含了某種反抗意識。但這種觀念其實是現代才有的，尤其讀西方古典，維吉爾的詩大部份都是頌讚古羅馬帝國，但它是文學經典，文學技巧高超豐富。」董啟章接著說：「但當然，在今日這個時代，我們信念不同，會覺得文學不應該如此。即使你技巧再高，如果你是粉飾太平，或者幫權威講說話，我們都不會接受。」

董啟章想了一陣，文學界好像都沒有逢迎政權而又寫得出色的例子。但電影、戲劇其實是有的。董啟章轉念便說：「那意味著文學已是邊緣，投身文學的人，本身亦已經在邊緣。如果想走入主流，有附和權威傾向的人，今日未必會選擇文學創作。」

亂世笑匠董啟章 2.0，最後認真地開了個玩笑：「具體來說，我們這個時代暫時沒有見到。反正想附和政權的人，寫出來的作品都一定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