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書有價書無價】賣舊書那些事兒

文學館一年會有幾度舊書傾銷，後來成為這個窮組織的收入命根。早期是「舊書有會」，一位文化人放一批書並附一個座談，像陳慧就做過一兩次。城中二手書店大量湧現，成為不少「獨立書店」的入門踏腳石，都是因為有文化人搬家或教授退休，大量棄書，連點算買賣都不夠時間做，只能批量放棄。文學館和我在這方面的聯繫特別多，安排人手收書，往往一家就是幾百本。據說搬屋工人見到多書會爆粗，我們當然不這樣，見到二千書，只會嘆息，然後拍照。一次攢夠二千以上的書，就可做類似pop-up書店的舊書傾銷。我們主打文史哲藝術書，書況多是好的，提到名家名字便成質素保證，讀者學生都上門來。

書是一種特別的商品，它在某些人心目中會有驚人的價值，但在另一些人眼中只是廢紙。因此賣者和買者的眼光之重合最為關鍵，整理者要懂書，更要找到懂書的顧客。許多暢銷書並不保值，例如明星和dj出的書，過了熱潮二手時常常是滯銷的。政治時事的書也看熱潮，不過這幾年時勢特別，便好像易賣一點。書行有商業眼光的會知道，文史哲書才是長銷類別。把書價標得太便宜並不一定保證銷量，那個供求曲線不與日用品相同；以前有家二手書店所有書都標10元，到最後這盤生意我想做得不會太好。在商品化社會，賣書更需要解說，尤其我們短期賣書，不能像傳統舊書店那樣靜靜陳列就算，幸好也有臉書和ig，同事們識玩，我提供衛星式宣傳，每次開賣前做live，把書照貼到二手書群組，後來更倚仗ig story。或長或短，書是很需要別人指出價值的。

文學館的書多是免費收來，所以我們也不會標得貴。後來就好像成了炒家溫床——文化記者鄭天儀來幫襯，拉我到一邊低聲說你這裡有幾個炒家在場，我望望，也不覺面目猥瑣，心中也不生惡感。畢竟也是靠書討生活的人。多次有文化版記者問我對炒家看法，問我介不介意自己的貨被人轉手賺很多，我又真的不大介意。比如黃碧雲的書炒價一定是四位數字起跳，董橋在內地是天價，但我們賣三五百。所以我做生意也算是蠢了，又不上孔夫子網。當然後來也稍稍標高，文學館也要生存嘛。有次大概是劉美兒給出夏宇《粉紅色噪音》，標價831，算是在炒家和讀者之間求平衡。真恨炒家的，是《春宵苦短，少女前進吧！》的作者森見登美彦，他寫京都的舊書巿，節慶中通宵成行成巿，其中炒家要受嚴厲懲罰，因為他們屯積居奇，讓真正的愛書人無法買到。咦，這倒也對。

想著炒家做生意會不開心。比如做live時，本來想像著，應該是喜歡書或者信任我的讀者，看了我介紹便覺得這書值得，而以我標的價買。有時想著這書珍貴，要是入了炒家的袋……便會不想介紹，有時做live就一疊聲說「不要買不要買」。若變成容易賣的不介紹，只介紹偏門冷僻的——這也不好，愈賣愈冷，與售賣邏輯相違，自己與自己過不去。所以後來又只想著那些買到書開心雀躍大叫「連這本都有」的面孔。售賣有時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但願我只與愛書的人有關，與炒家無關。做事有時是要把不相合的東西從視野中排除（儘管其實存在），才能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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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拿書去賣，往往是因為書櫃（及地板）完全爆滿，甚至搬家，不得不為之；到後來配合文學館賣書，多只拿幾本出去湊合一下，意思意思。我是很不捨放書的人，不看完的書總覺得要留著，難得看完了的也還是要留著以便翻查（我畢竟是靠書討生活的人），總是記得把少數幾本看完的書放售後又不得不買回來的痛苦經驗。像《亂好》（A Perfect Mess），為不整齊者辯護，我已引用過好多次，但放了之後又買回來。我記得有一次序言書室的李達寧親自上門收書，大概拉了一喼四五十本書走，在電梯口微笑著說「跟它們說拜拜吧！以後就不是你的了。」我當即大叫一聲心如刀剜，馬上掉頭關門。真是賣仔莫摸頭，一摸眼淚流。

放書之難，無非是因為書本帶有夢想的性質——書中夾帶著許多「其它可能的世界」，而這些世界又是由自我主觀映照而來，亦即許多個其它世界中的其它版本的自我。You are what you read, 那麼只要你讀愈多不同的書，就可以擁有愈多不同的自我，理論上是這樣。所以放棄書，除了現實功用考慮外，最難以跨越的其實是主觀的願望：放棄某個自我，某個曾經存在過的自我，某個未曾實現的自我。最不足為外人道的其實是最後一項。固然要我放棄讀過的文學理論是迫我割捨那個分析文本如同分開紅海的昔日自我因此萬難割捨，憑什麼要我放棄未讀過的數學書和物理書，放棄把數學和物理融入文學的可能性，我為何不可以是這樣的人？這樣掰下去，書當然就沒空整理出來賣了。

不過在別人的店裡看到自己的二手書，感覺又沒什麼，反倒是想它們快點被人買走。回想起來我賣自己的二手書倒也順利，從2003年第一屆牛棚書展就是大賣的攤檔，至後來的幾屆九龍城書節都有一個「鄧小樺自動找贖小書檔」，人從來不在，人們乖乖給錢，主辦單位也隻眼開隻眼閉讓我非法路邊擺賣。如此想來，書一如情緒或創傷，收藏自閉就是無盡的深淵，售賣乃可視為轉化或治療，即使是重新把你自己包裝給世界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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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喜歡賣書，在零售時我願意自己一直保持歡快。很早時我就有一種直覺，要把自己賣的東西和自己買的東西區分開來——這是一種動物求生本能，否則一個嗜書者做書店店員首先會自己買到傾家蕩產。而每次賣舊書，我自己買下的書總不過十本。收到的全部書都是由我標價的，一做六至十二小時，當收到黃碧雲、董橋、青文、牛津的書，我就作生意人式的仰天長嘯，今鋪冇死了。收到自己很喜歡的書，就放在臉邊親愛摩挲幾下，過後就等它出閣，動情程度不過如此，可謂發乎情，止乎禮，沒有傷他悶透。

比較唏噓的總是關於香港的書。香港出版社旋起旋滅，尤其文化評論類的出版社很不好認，有時過幾代，連本來出名的作者都要解說，因他們已淡出或到別處打拼了。當然我不會在此列名以免傷人心。還有一類「香港研究經典」，像《從過渡跨越千禧——七人視藝評論自選文集》，關於麥顯揚蔡仞姿曾德平等藝術家的視藝評論，我每次見到都如獲至寶，因為這些文章現下再找不著，也再沒有這麼高端的文藝評論園地，這個類別可說是由根開始斷絕滅種了。它有一個這麼時效性書名，原意味著這些藝術家後來應該會各自累積到一整本關於他們個人作品的評論或研究，香港藝術也應該累積到更全面而深入的時代性研究——但，沒有。它沒有被取代，本身是悲哀。

最唏噓的一次應該是嶺大的陳清僑教授退休，之前李歐梵教授退休也給過我們一千多書，但在我們之前他已經讓學生們拿過一輪了，但僑叔並沒有這樣做，他是全部讓我們去收，後來他的學生都語帶幽怨地說「為什麼他不告訴我們？啊！」慘叫。二千多書，當日的紅白藍擺滿一整條走廊。那裡面就有很完整的一個人生軌跡：書角大多有簽名，首先是在外國舊書攤的文學經典，多是現代主義如喬伊斯吳爾芙；再來是馬克思主義，英美的書都有，這是文化研究的根源；香港文學，流行文化研究，這是英文系出身轉向香港研究的一個轉折；而從左翼的角度看，先是有民間刊發的社運刊物，後來有比較具規模的《基進論壇》等，出現以「文化研究」為招牌的刊物，後來裡面的文章結集為牛津出版的一系列文化研究叢書，《情感的結構》、《誰的城巿》等，都是我學生時代已經買不到的經典；再後來，就有一系列通識教育成科的準備材料，推動成科的書。這是很完整的軌跡：抗爭的大學生—評論—研究生—教授—成新科—中學普及教育。一個將反叛創新思維納入教育體制的長遠行動。而我收到書時，通識剛被宣佈殺科。整理這堆書時，我前所未有的唏噓，可以動用「難過」這個詞。唯有打趣自己可能撈亂左羅永生教授的書。（但兩人一起退休清書邏輯上應是雙倍難過吧……）

賣書過後我們多不留書，給一家相熟二手書店全部免費取走。有次收了六千書，賣賸四千，估計這家店不能全部收走，我約了其它二手書店來收，還參照他們的書種風格而分別替他們各自選書打包。有次太多賣不掉的大本書，我們先找了廢紙婆婆。能夠好好照顧書，自我感覺十分良好；如果收到不好的書，就狠狠扔地上踐踏痛罵。世上有很多樹都是無辜犧牲了的。至於那些優秀而無人知曉以至湮沒的書，那就是葉慈所說：「我們曾有過的作為和思索， 有過思索和作為的人士， 都必將漫流，然後稀薄像灑落在石頭上的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