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一句到尾】訪《噪/詞》周耀輝、hirsk——離散年代，以想像介入城市
在這急劇變化的大時代裡，離散對香港人來說已變得不再陌生，電子音樂人hirsk與填詞人周耀輝的跨界合作，推出專輯《噪噪噪噪切》與詩集《噪/詞》，以音樂和文字記錄被消失的城市。沒有了旋律的限制，文體也難以定義，它可以是音樂詩集，也可以是設計裝置，歸根究柢，一切源於想像，同時還有我們對這個城市的執著，以及我們建立這種想像的權利。
「有幾可有啲咁嘅嘢玩」
相識於「文藝復興夏令營」的周耀輝與hirsk，真正合作始於年前的《靜靜雞摘13個如果》計劃，當創作專輯的概念尚未成形，仍然處於自我懷疑階段的hirsk，就已想到在音樂路上與自己甚有淵源的周耀輝。從夏令營的相遇到再次合作，中間歷經將近十載，周耀輝由此說起彼此的緣分。「當時的《靜靜雞摘13個如果》，我覺得最好有個soundtrack讓參與者跟著走，剛好hirsk回港開始做音樂，一拍即合，沒想到他會倒過來體會我的文字，因為我從來不覺得交左啲字畀人，對方會銘記入心，直到有這個project。」冒昧找來周耀輝合作，hirsk起初覺得能請對方「寫一隻（歌）已經好好」，文案寫成「透明的詩集」，不過因為聲音是透明而隨之想到，但hirsk說「耀輝嘅字令佢變成真係透明」。沒有平日寫詞的限制，周耀輝坦言「有幾可有啲咁嘅嘢玩」，最後包辦全碟十一首詞作，除了是為貫徹專輯的完整性，從中也得到了鼓舞的力量。「我是繼續需要有好多不同界別、年齡的人告訴自己，因為我的字而感覺到有創作的力量，所以當有創作實驗音樂的年輕人，覺得我的文字可以呼應到，我當然覺得有興趣。」
自言遊走於流行邊緣的周耀輝與hirsk，這次的合作模式也相當富實驗性，專輯裡的歌曲皆沒旋律，周耀輝所填的每首詞作也無法「唱」出來，但這種蘊藏其中的獨特音樂性，hirsk感覺與周耀輝對「流行」的想法不謀而合。「一首唱唔到的歌，也可以有歌詞，我覺得幾有趣，加上耀輝本身其中一項最主要做的事，就是填詞，所以他會有這種工藝，讓它有種更特別的音樂性。其實我所謂很實驗的音樂，也是比較照顧聽眾，希望一個如我媽媽的師奶，覺得唔familiar之餘都知道我做緊乜，會有個溝通的慾望，這種性質與耀輝做pop的背景，好像也很配合得到。」
寫詞多年，這次沒有了旋律的限制，周耀輝在填詞的過程，同樣找到箇中樂趣。「流行音樂對我來說，是關於節奏、聲音、押韻，而這種做了三十年的經驗，其實會繼續不斷呼喚著我，即使它不會有hookline，但我都會諗一兩句扣住人，讓他們停留耐少少，長短句也會如此思考。」慣性的填詞經驗，讓周耀輝還是按捺不住，為其中一首譜成唱得到的歌詞，至於是哪首樂曲，周耀輝說，留給聽眾自行發掘。翻看專輯裡的每首詞作，篇幅有長有短，周耀輝自言寫詞時沒多思考長度，一切隨心。「我想每篇文字的長度或短度，自己會有種跌宕，不會連自己都覺得悶，尤其hirsk沒給我限制時，更要好好利用這些元素，所以也沒特別思考應唔應長。跟以往寫歌詞不同，我不會聽hirsk的音樂聽到熟，但我聽完就開始醞釀想法，長或短也是它自己走出來的。」以文字呼應hirsk的音樂，並在彼此的共識之上發揮，對於城市，對於時空，周耀輝有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如何不讓它淪為陳腔濫調，周耀輝將此當成是給自己的小遊戲。「我不想讓它變成懷舊的project，但未來係點，包括我們寫文字的人未來係點，香港文字的未來係點，這些都會有我自己的投入來作呼應。」
開放解讀，不止於單一想法
專輯與詩集的命名，源於對噪音的想像，但該為「噪」配以甚麼詞語，hirsk苦思良久，找來之前在「埋班作樂」認識的填詞人雷暐樂，一起度橋。「我想這個字是關於香港、關於緬懷，也想跟非音樂的聲音有關，但又不希望太過明顯，於是就從「噪音」開始思考，因為它本身已帶著不同層次，當聽到或者錄低時，已經有著過去的意思。」反覆搜尋，找來「噪切」的配詞，得知詞組來自朱自清的散文〈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內容亦剛好與音樂有關，正合hirsk本來的構想。「文章利用擬聲法，來形容樂器『噪噪切切』的聲音，然後我發覺『切』字也很合適，例如我的創作過程，就是將很多聲音『切開』；又例如『親切』與『關切』，亦很符合nostalgia的主題。我再將『噪切』砌成一個節奏，像其中一首歌〈天空之城〉，全首聽起來就像是『噪噪噪噪切』，感覺幾好玩，就馬上決定要用這個名稱。」無心插柳地找來的配詞，意外為專輯帶來更多想像，尤其「噪切」的粵語發音，hirsk與周耀輝都覺得為專輯更添本土元素。「廣東話會有擬聲的效果，國語則沒有了『CH』的感覺，因此title也要用粵音讀，否則缺少了percussive的感覺，更加切合香港。」
內容圍繞離散主題，年前離鄉別井到美國留學的經歷，讓hirsk開始思考「家」與「身份」為何物，亦是寫成這張專輯的契機。當城市急速變壞，關於移民的討論不絕於耳，在這種情緒之下寫詞，周耀輝說自己也會受到衝擊。「第一首歌〈點心〉，我是有點帶著自己去到荷蘭，經歷好耐先食得返點心的想法而寫。新一代的人離開香港到外地，要吃點心當然容易得多，但我不知道他們的心情會如何。用循環來說是很膚淺的講法，佢唔係話一代就係一代，而是大家在經驗和歷史上面互相呼應，過程中也會看到以前的離散，現在的離散，究竟我們將會點呢？」如何解讀，兩位創作人都說，留待觀眾各自想像，就如大碟的最後兩首歌曲〈尾班車〉與〈美好世界〉，從樂評與朋友聽到的迴響，都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解讀。「有人會覺得它很peaceful，有人覺得是世界末日，反應很極端，我覺得很有趣，因為件事本身可能就需要這種雙面，尤其我一開始的動機，並非想要文字註釋音樂，而是開放解讀，文字並不會令它更清晰，反而更加抽象，可以再有不同演繹。」與周耀輝的合作，為hirsk的音樂帶來更多可能性，對於有人理解自己的抽象想法，並對此作延伸回應，讓他更覺感動。「作為音樂創作人，我看到耀輝很用心去理解我沒以文字表達的東西，當然裡面會多咗或少咗，但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就像落過註腳再繼續將它打開，是很美麗的一件事。當我嘗試用抽象方式表達想法，有人明白之餘，還以文字回應，這是很深層次的感動。」
為了切合主題，專輯與詩集的設計，都刻意被弄得不似一本書，在周耀輝看來，這種「有好多重的解讀」，正代表著它的「噪」。「如果將它重重疊疊，會有種好煩的感覺，當我最初看到這個設計時，就覺得創作人明顯不想讀者接到一本詩集，而是希望我們自己思考，讓我們難以靜止於一種想法。」設計新穎，就連裡面所採用的文體，周耀輝也無法找到合適的詞語來形容。「我喜歡嘗試不同文體，有這個機會，讓我嘗試不知道屬於甚麼的文體，咁我咪寫。透過訪問，重新共建出這件事的意義，原來可以這樣做一個包含音樂、文字、設計、裝置的creative project，其實也是我們對於創作的想像。」這本連創作者自己也笑言「唔知可唔可以當成一本書」的作品，周耀輝最希望能夠做到的，是讓它能夠以某種方式介入這個城市。「用現在的形式來介入城市，顯然並不足夠，如果甚麼也不理，它真的應該變成一個installation，介入在一個城市裡面。」與hirsk翻閱著如屏風般的設計，周耀輝興之所至，想到另一種介入城市的方法。「大家每次坐地鐵時，將它當成報紙拿起來閱讀，這個就是介入，如果它作為一個裝置，就應該這樣做。歸根究柢，最後也是關於想像，我們有機會一起做啲嘢，提出新的想像，我覺得在這個時候是需要的。」
繼續認為自己有權建立想像
面對城內的各種陰霾，要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情，談何容易，但周耀輝覺得在如此時勢，仍然有創作者願意想像，聽過音樂和看過文字的人，也可發展出他們的想像，如此種種都是當下重要的事。「正如我建議將它拿到地鐵或公共地方彰顯出來，也是要繼續認為自己有權力去參與這個社會、這個城市、這個公共地方，有權建立我們的想像。假如我們認為這是最應該這樣做的事，就一定要有能力這樣做，即使周圍的十個人，只有一個，覺得做啲咁嘅嘢幾得意喎，但它代表著某種天真，代表著對於這個城市，我們仍然有自己的執著，做自己認為應該要做的事。」然而，在這個時代，做些沒有歌詞的音樂，是否搵嚟搞呢？周耀輝卻始終認為，「就係要咁樣」，正如他們兩人的音樂生涯，也是源於當年各自離開政府工作，不想再過墨守成規生活的想像而來。「我覺得文藝仍然是最能幫到我們的東西，所以當hirsk邀請我參與這個project，第一下已挑起我自己的想像，原來有一個人，想像周耀輝不單是個詞人，這已經是很釋放的事情。」形容自己「浪漫得來很細膽」的hirsk，回想當年放棄薪高糧準的政務主任（AO）工作，但hirsk卻很清楚知道，從他辭職的那刻開始，就決定要做點自私的事情。「辭職之後，我做的很多事情，尤其屬於自己的project，最極端可能只想著要先滿足自己這個聽眾，過到自己那關，已經完成目標的大半。或許正因這種自私，沒有太多顧慮，才會更容易做到比較另類的東西。」
因為不想再過沒有想像的生活，曾經做過政府工長達六年的周耀輝，當年也選擇毅然離開。現時任職大學教授的他，經常接觸年輕一代，看到畢業生思考自己將來要走的路，周耀輝反覆強調「想像」的重要性。「究竟之後應該走一條怎樣的路，其實也在於我們如何想像自己，抑或那個想像是別人加諸身上的？」時代教人感到無力，卻也重新燃點許多人的本土意識，如何支撐創作人繼續做下去，誘發對將來的更多想像，周耀輝覺得這是我們值得思考探索的事情。「文藝創作繼續sustain我們對城市、對未來的想像，但再要問的是，如何sustain這些人繼續做下去呢？我覺得無論點都要做，但希望多啲人一齊做，有些落手落腳做啲嘢出嚟，再闊啲嘅人支撐他們繼續做，所有運動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