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偽歌舞昇平的時代，寂靜是一種選擇 —— 卓韻芝

可能我們都已經忘記十年前的香港是什麼模樣。那一年，離開了香港又再回來的卓韻芝開始做棟篤笑。雖然主題是薄倖即食的「One Night Stand」，但卓韻芝其實長情，這十年來無論死去活來還是呃呃氹氹，始終都叫「One Night Stand」，直到 2019 年為止。原因大家都明，黑夜太長，挑逗談情的風流日子早已消逝。

兩年後，卓韻芝回到熟悉的舞台，仍然是一場 One Woman Show，但不再是「One Night Stand」，而是帶著不一樣的聲音和覺悟。是「Sound Of Silence（寂靜之聲）」。卓韻芝劈頭便說：「今次不做以前做開的一夜情了，所以它亦不是棟篤笑。它的形式，會是歷年來最靠近書本的一次。」

去年「Sound Of Silence」就以實驗性質演過一遍，找了個小舞台，當時是真的印了本小書，卓韻芝就上台讀這本小書。不棟篤笑，卻似是一場讀書會。而這次舞台演出的真正契機，源於去年夏天，疫情爆發持續了好幾個月，卓韻芝答道：「身邊很多搞 show 和做舞台劇的朋友，都完全沒有工作。於是我口響響說找個場地，由我宣布搞 show，至少人人埋位有工開。當時純粹是這個很赤誠的原因。」為手足們的生計獻身集資，卓韻芝笑言自己一時衝動，充了大頭鬼：「夜晚回到家裡才覺得大件事。到底有什麼要說呢？然後就再沉思，現在內心最想說的事情，其實又是什麼呢？」

「那一刻很自然地，腦海裡冒起的第一句說話，就是醫院打來的電話，他們告訴我，你媽媽不行了。當晚我就是想起這件事，然後開始寫。」卓韻芝把頭一點。名為「Sound Of Silence」的舞台演出，或這場讀書會，便從她和母親的多年心結開始，書寫自己的生活經驗、動盪的社會，嘗試將所有事情接結起來：「置身在混亂時代，你在不知道自己還能相信什麼的時刻裡，回望自己來自哪裡，而他們跟你自己的故事，原來可以找到某種規律。」

無力之中反而找到慰藉

今年搬到 Art Centre 正式演出，卓韻芝說，形式上是會有少許改變，但仍取名「Sound Of Silence」，她無奈一笑：「我們終於知道今年情況變得比去年更壞，其實 Sound Of Silence 不就說中了今日香港人的景況嗎？這兩年讓我發現到，生活都只是殘象，唯有在特定時刻人們才會問及一些宏大的問題，問為何有天地、為何有生死、為何有你我，如何分對錯。」她淡淡說：「而當我想到這些問題，抬頭望天，往往只得到絕對的寂靜。是無答案的，又或者，那個回答其實就是寂靜。」

（黃柏熹攝）

Sound Of Silence 取自美國民謠組合 Simon & Garfunkel 於 60 年代發表的同名流行曲，原曲本身觀照了美國內憂外患的動盪時代，多年來被不少作品用作主題曲和配樂，Dustin Hoffman 主演的經典電影《畢業生》（The Graduate）用過，Zack Snyder 的反英雄科幻片《守護者》（Watchmen）用過，香港導演林超賢的搏擊片《激戰》都用過，有人用 Paul Simon 如詩的歌詞寄意社會公義，有人講成長掙扎、講寧死不服從的鬥志。卓韻芝想了一下，她聽見的是無力和安慰：「原曲有許多寓意，例如反戰、反歧視、平權，甚至關於生死，我們每個人都會聽到不同訊息。很諷刺的是，許多年前人們已經提出過這些問題，不但得不到答案，隨著時代和政權交替，我們今日仍然重複在問。以前人類解決不到的事情，現在科技進步，人人都有部智能手機，但我們依然解決不了同一堆事情。」

「但同一時間，可能因為我脾性古怪，我卻在其中找到慰藉。」卓韻芝解釋：「就好像我現在遇到的難題，其實我爸爸遇過，我爺爺都遇過，甚至連我太爺都問過同一堆問題。當你回望先輩們的經歷，便發現自己遇到的問題，都並非那麼前所未見。」卓韻芝突然苦笑：「原來我們是會找到一種終極的平等，哈哈。」

恐懼可以逼出一個小宇宙

在這個時勢重操故業，有話要說，卓韻芝顯然是個硬頸的異類。幾乎每日都有組織解散，有名嘴健筆宣布金盤洗手，抽身遠離高牆和紅線，難免有人好心提醒她謹慎一點，避免講多錯多，觸碰任何社會忌諱。

「無就假啦，現在每個人在 facebook 寫每一粒字都會自我審查，你影張相擺落 IG 其實都會停一停，想一想，今日到底幾多號，有沒其他事情發生。全部自我審查都已經植入大腦。」轉念一想，卓韻芝說：「在今日這個時代繼續創作，固然是難，但現在也是一個真正創作的時代。這兩年或是一場進階的教育，香港人終於承認了某些事情，說出了自己的愛與恨，恩恩怨怨什麼都有。」

處處噤聲，恐懼潛伏在人群之中，但卓韻芝說，反而因為這幾年的社會轉變，自己終於「識讀書」：「是香港令我讀明白了某些書。可能我比較後知後覺，譬如當初讀馬奎斯，只覺得這個作家寫小說很厲害，以前讀書很多時候真的只會讀到文字和句子，但現在我開始讀到作者在書寫中投放的情感，你是真的明白，因為你和作品有種情感上的連繫。」然後，卓韻芝提起《異鄉人》，期間眼神閃過一點複雜的感覺，也能想像，因為就跟她構思「Sound Of Silence」的初衷相似，甚至跟她自己的經歷相同。《異鄉人》故事開首，就是描述主人公得悉母親的死訊。

「我重讀了一遍《異鄉人》，過去我只會搬出一堆什麼主義和理論，下刪幾千字，想去讀懂它，但原來這本書是關於創傷的歷程，『母親死了，今天，或是昨天，我不確定』（Mother died today or, maybe, yesterday, I can't be sure），當 trauma（精神創傷）來臨，你就是會有一種失去時間規律的感覺，有些事情變得好慢，拉到很長，又有些事情不再記得有沒有發生過。時間感知有所改變，或者混亂，而那個正正就是創傷了。」她接著說：「但重要的是，面對創傷的時候你就會問及自己來自何處，是一個必然的經歷，而失去母親，就是最清晰的體現。你來自何處呢？當是某種隱喻又可以，當是一個真實情感的經歷亦可以。」

「現在我們就發現到 metaphor（隱喻）原來是那麼有用處。」卓韻芝笑著形容，創作真的可以治療創傷，因為有一個文學概念，叫「虛構」。「許多經典作品都是在不能直白說出感受的情況下所寫，是它逼出一個作家的小宇宙。不同年代，不同國家，他們都有不能直言的原因。但他們最後留下的就是作品。」

（黃柏熹攝）

保持距離，創作才有層次

創作自有其虛構和隱喻特質，不說穿的餘裕，至少能為作者提供一定的轉身空間。但在今日香港，許多人逼到情緒無從投射，作為讀者或觀眾，都拼命想在同代人的作品裡找到對政治現實的呼應，甚至期待創作人能夠為此作出呼應。卓韻芝認為自己都糾結過一段時間：「但創作人交出一份作品，是否有著回應時代的必然性呢？又應不應該以回應時代作為自己創作的目標呢？」她不兜圈遊花園，答得很坦白：「直到這一刻，我都覺得不應該。若然以回應時代作為目標，就會減低作品的藝術性。任何創作都必須與它描寫的事件有距離，有了距離感，你才能夠用更宏觀的角度來書寫。」

再想了一下，她補充道：「而且都總有遇過『跟車太貼』這種情況。有時你在 facebook 忍不住即時回應，過了大半年，再看到都會毛管棟，後悔自己當時太過心急幼稚。昨日說的事情，今日是否仍合時宜？面對很多事情，你會有強烈的情緒，或者感觸，但如何表達它？這個 part two 的問題還未想好，就夾硬將 part one 寫出來，應該都是會炒車的。」

「當自己跟事件還沒有一個感覺舒服的距離，應該很多說話都開不了口，又或者自己仍然沉溺其中，就會變成情感的賣弄。」從來以為卓韻芝是口直心快，經常衰衝動的烈女，但對於創作，她有保持安全距離的自覺，不是怕惹事，是因為要更準確，更叩問更深的層次：「這一刻你忍住不說，是因為到你真的說出來的時候，你會說出一句更好的。如果那件事已經入了你的血，它就會愈埋愈深。」

「我經常都提醒自己不要太心急，不要被眼前的感觸推自己出去，把作品交出來。」卓韻芝說的不只是社會大事，政治時事，是更微小、更個人的情緒和感觸。母親離逝，曾經是卓韻芝生命中一個不能承受的打擊，直到十多年後的今日，她決定把母親的死寫出來，要「親口講」，或是漫長沉澱過後的一種釋懷。「如果我爸爸媽媽是在昨日離開，我今日是寫不到一個好作品。要到相隔十多年之後，我終於知道自己準備好，要去寫這件事。」她說：「時間真是我們的好朋友，時間幫你渡過了那麼多年，然後讓你回頭再看所有愛恨。」

「至少對我自己，我是無法用作品去回應當刻的感受，創作自由亦不應該強迫自己去回應時代。」但卓韻芝又說：「不過時代太大的話，大到跟你的個人感受緊緊扣連在一起，只要你是真誠創作，它就會自然潛伏在你的文字裡面，你根本沒辦法搣走它、抽空它。」

卓韻芝形容，在這樣的年代，以創作與受眾的交流，是一件既困難但其實又很興奮的事情。「香港人又好，觀眾、讀者又好，這兩年大家好像集體『升呢』，對隱喻變得敏感，對一件事會有更宏觀的角度。到底我會交出什麼，然後又會期待你怎樣看我，這兩年無疑是令我特別努力創作的。」

「當時代太混亂了，你亦只有一種方式可以繼續創作。就是真誠面對自己。」她說。

不想胡胡鬧鬧笑過去

今日香港社會氣氛低迷，負能量超載，有人承受不住真的要走，要找個地方重新開始。亦有人找個地方喘息迴避，麻醉自己，處理傷痛。例如聲嘶力竭全情追星，一個巨大的社會現象背後，是一個時代的劫難。「最近我都會一直反問，今日社會到底需要什麼呢？我們是否處於一個 escape 的階段，嘗試逃避，見到一些偽歌舞昇平，人人衝出來揮螢光棒的時候，我都有想過，既然大家想要的只是歌舞昇平，不如今次繼續 one night stand 給大家入場笑一笑。但問心，如果這一刻我們胡胡鬧鬧笑過去，又是否我想做的事情呢？」

（黃柏熹攝）

這兩年的社會動盪、疫情停擺，對卓韻芝來說，並沒產生一種急於逃脫，或麻醉解憂的衝動。她反而顯得冷靜，甚至一動也不動。「它是好像摑了你一巴掌，然後讓你坐定定……唔，我就是這種感覺。不是說令你腰板坐直，又不是『好啊！你想點啊！』那麼激動，甚至我都不覺得需要抬起頭，我仍然在消化這一巴掌的感受。」她說得很是微妙：「這幾年的香港教會了我，要去珍惜一切感受、尊重感受。其實時代只是突顯了人性很複雜，但時代的複雜，只是反應人的複雜性，而它本來就是藏在人的裡面。」

當今日香港群情洶湧用著更大的情感能量和狂熱去掩蓋傷痕，卓韻芝是有點反高潮，比過去的自己更嚴肅和沉實：「那些不是我想做的事情。當大家都在揮螢光棒，不如我就認認真真做一場 Sound Of Silence，我是想陪伴大家直視某種情緒，然後你會得到治癒，甚至更加勇敢。」

或者，勇敢的同義詞，就是卓韻芝說的謙虛。「因為你到頭來發現沒一件事情是自己估得中，沒想過香港會變成這樣子。而且，面對一個時代的集體，你會重新估算自己的重量，然後便體會到，自己應該要謙虛。」

「但人變得謙虛，我反而活得更自在。」她笑著說。談話中那種舒泰從容，確有幾分呼應著老民謠〈Sound Of Silence〉的旋律。天黑寂靜，但說書人的步履仍舊輕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