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著透明雨衣，把風景看得更清 —— 訪呂永佳

風急雨狂，噤聲時代下的香港，有人感慨文字無力，選擇離開、退避，呂永佳卻顯得不吐不快，剛剛交出第三部散文集《於是送你透明雨衣》。當世界變了樣，他回望自身，原來亦早已少年不再、心念有所動搖。即將走進四十歲的中年人，面對人心徬徨的社會氛圍、僵化的教育制度，迎接生老病死的衝擊，他就以最無力的形式，用文字敲鑿出跟過去多年不一樣的城市風景。

放下抒情的直白敲鑿

《於是送你透明雨衣》全書分為四輯：「黑板敲鑿」、「郵差不哭」、「空鴉」和「北橋」。四輯散文，其文字風格略有不同，特別是第一輯「黑板敲鑿」，呂永佳開宗明義寫其創作以外的十多年中學教育生涯，行文之間，感覺上跟他過去的寫作風格差別甚大，似乎是豁出去、放下了前作《天橋上看風景》那種抒情優美，而明顯帶著更直白、鋒利的現實批判。呂永佳答得很堅定：「是的，收錄在第一輯的文章，都是直白的，一來時間倉卒，寫的時候多數是在 facebook 或刊於《明報》教育版，而且，我覺得都不用修飾、掩飾，不需要抒情曲筆，我就是要將我的經歷真實還原，要令你看得明白我的訊息。」

學校裡的人滿口教育理念，但理念背後很多時為的是自己的生活，有些人是可恥，有些人是無奈。

書中不少篇章，都表達了對教師這個身份的批判，其直白不委婉，讀來甚至讓人擔心，作為資深中文科教師，他的同事和學生看完這些文字到底會有怎樣的反應。呂永佳猶豫了一下，便說：「所以我都不是很想被同事和學生看，但當然，他們是會看到。」

「始終我對寫散文的看法，就是要真。你不可以只呈現別人想看到的那一面。既然我生活在其中，就將真實感受寫出來。」從事中學教育多年，見盡校園底細的呂永佳，說得有點憤慨，亦帶著揮不去的自嘲：「教師不需要再過份刷亮自己的光環，教育明顯不是一個完美的行業，遠不如外界所期待，而是充滿了很多在其他辦公室都會出現的問題。」

愈是受教育的人，愈懂得用冠冕堂皇的話去包裝自己的自私和虛榮心。

年資與教學經驗，固然是一種累積的優勢，但呂永佳眼中，教師身份有時就是一個陷阱：「愈有權力，資歷愈高，其實愈容易跌入一個『你要聽我講，因為我成功』的陷阱。但是否真的如此？」他說：「我接觸過很多教師，坦白說他們是不如學生那麼好。」

當熱情消磨殆盡之後

正職是中學教師，課餘是獲獎無數的香港作家，兩種身份，各自有一把口，但兩個發聲的渠道截然不同，未必相輔相承，反而更多時候自打嘴巴，容易陷入兩面人 —— 或者兩面不是人的身份危機。呂永佳早已有此自覺：「中學教師是一個被規範的職業，你有守則，要按步就班，但文學有它的反叛特質，要挑戰秩序，而不是守護秩序。是需要警惕，自己有機會成為一種雙面人。」

然而，無論如何自省都不及外界大環境的急速變遷。「以往教師是教師，作家就是作家，作家是私人的，但現在不是，近年的轉變確實很大，教師要廿四小時都背負著一個『你不可以教壞學生』的責任，動輒得咎。」呂永佳續說：「以前你可以喜歡寫什麼就寫，甚至乎一個本身是作家的教師，會有其魅力，有些情況更比其他作家有優勢，但此情不再，教師這個身份如今很脆弱，你的工作會被其他日常事情所影響。無論你投稿、出書、做講座，任何學校以外的事情，雖則以往都要申報，但現在會看得更緊。這證明了身份上的重疊，讓校方有所顧慮。」

學校是社會縮影，而社會劇變、自我審查日益嚴峻的日子裡，教育難免成為一條「充滿雜質碎石的路，一個空虛的大廣場」。呂永佳對此感嘆甚深：「最理想的環境，當然是你可以無所顧忌，暢所欲言，畢竟人就是有發聲的權利。但現在好像已變成，你是一個教師先於你是一個人。」

我們的心志跌跌撞撞，只可在燈火欄柵處偷一刻喘息。

呂永佳書中描述，教育制度、學校這個圈子，說穿了就只是一個令身體負荷不了的龐大監測機器。你會在它面前跌倒，然後妥協。自言教學熱誠逐年驟降，已所剩無幾的呂永佳，形容教師之間世代落差明顯。他尤其驚訝中老年的教師普遍有股不可思議的教學熱情，對學生的考試表現份外緊張。熱情之所以能持續，不一定是教育理想的驅使，卻往往是出於最現實的考量：「主要原因是他們有足夠的社會保障，有些從 90 年代已經教書，他們對教學工作有經驗之餘，更有長俸，有經濟根基。換言之他們早就不再需要為生活苦惱，而且輩份高，在學校可以 say no 都沒人會迫你、跟你對著幹，於是他們才能將心力放在學生身上。」

「但年輕教師不同，愈後生，對教學的熱誠其實愈少。」說罷，呂永佳解釋：「他們一直受到各種 制，例如合約，例如他們經驗淺。教學工作朝不保夕，而又沒經濟基礎，還要面對校方很多要求，普通話、基本法、國安法，什麼都要上，消磨殆盡之後，還有什麼可能會有熱情呢？」

「而且跟我這個年紀不同，年輕一代畢竟是成長於手機風潮，會比較即食，想即刻見到效果。我在網上 Post 張照片，要看到有多少人 Like，即刻得到注意，那就會開心。但這種開心是輕浮的，而相對上他們少了耐性和沉澱，是比較容易不快樂。」他說：「這樣的成長背景，以及工作環境的壓力，結果令年輕教師的熱情變得更低。」

呂永佳無疑是夾在兩個年齡層之間，而且教學日常以外，他仍積極從事寫作。校園內的規範和重複逐漸消磨了他的教學熱情，又是否同樣消磨創作？用他的說法，是好壞參半，視乎個人修為：「畢竟學校環境都沒有遠離文字，在推廣文學、鼓勵學生寫作的過程裡面，總會找到投入文學的途徑。但正正就因為你知道教師是這樣一個群體，你更需要不斷跳出框架，要保持品味上的批判，要分優劣，不要被磨蝕或變質。」轉念一想，他繼而反問：「讀文學，你多少都有些理念在心中，對吧？」

拒絕做地產，選定文學

對於文學，呂永佳有著其近乎宗教的信仰，或者教養。若從文字與言談去認識呂永佳，對他真的會有某種純淨文學出身的想像，但剛好書中寫及一件小事，涉足文學之前，他曾經做過地產經紀 —— 被他描述為最狡詐、最黑暗，剝削人性，販賣良知的職業。

短暫的「地產仔」經歷，反而對他的文學路有著最為深遠的影響。「當時剛考完 A Level 不久，打開報紙便見到地產公司請人。時間亦不算長，但你可以想像，一個中學畢業的小伙子，初次接觸社會就是在那麼極端勢利的世界，衝擊確實很大，它足以令你變成另一個人。」呂永佳續道：「在你工作的地方旁邊，會有人打交，有各種欺騙、造假，粗口橫飛，然後放工就去機舖，那是一個以前我從未接觸過的社會，從而令你認識到，這是香港城市最主流的一面。那些人是已經習慣了，但我原來是不會喜歡這種生活模式，所以我不會去行那條路，就更堅定選擇了文學。」

不希望過著勢利的「地產仔」生活，某程度上將呂永佳推向了教師與作家並行的人生。或者是多了作家的身份，又或是年輕時已見識過最不堪入目的嘴臉，在十幾年的教學生涯中，他承認自己對某些事情特別敏感。有人早已妥協，有人開始麻木，但他仍看不過眼，需要訴諸文字：「回望今日，那些講到自己有幾巴閉的教育家又是怎樣？都不見得比以前見過的那些人好。他們甚至是更醜惡，原來醜惡都可以有好多種。只不過他們懂得用好看的包裝掩飾自己的自私、虛偽和脆弱。」

這些內容，便成為了過去幾年呂永佳不斷書寫的題材，而且制度變得愈惡劣，想寫的、想用文字敲鑿的事情亦變得愈多：「對生活和社會變化的那種敏感，其實就是寫作靈感，如果不變，你反而寫不出。」

「正如香港什麼都沒有發生的話，就不會有這本書。」他淡淡的說，今日的社會氛圍很壞，但對於寫作，樂觀去想，可能有其正面影響：「令我多了去思考這個世界，而這個世界原來不再是我以往想得那麼簡單。」

文字無法處理的軟弱

《於是送你透明雨衣》的第一輯寫校園與社會之惡，第二、三輯則以詩化的散文，撿拾愛情與生活的細碎片段，第四輯則關於家庭和獨居的感受，文章仍有著過去呂永佳散文的一貫抒情特色，但稍有不同的是，其中滲透了許多作者自身對疾病、死亡的體會。在精緻的抒情文字之中，濃厚的無奈和哀愁份外顯眼。或者如曾詠聰撰序所說，透過此書，是「必得承認抒情的文字無法處理軟弱」。何謂軟弱 —— 無論是面對社會上的政治現實、教育制度，抑或是生死無常的課題。

呂永佳輕輕數句帶過，近年身邊有不少朋友的親人猝然離世，譬如有大學同學的母親因急性心臟病過身，有認識的人在自己面前中風，疾病與老死形影相隨，而他自己亦因為扁桃腺發炎，前幾年需要開刀做手術：「當時住了醫院一個星期，病情反反覆覆，期間倒是看到很多病人。」他突然深刻意識到，世界並不會因為你的個人苦難而停下來：「這就是世界最冷漠的一面，沒有人可以扭轉。人生的『邊界』之一，就是你改變不到這種冷漠。而我們每個人都會經歷，」

這番體會觸動到呂永佳，原來與病的距離可以那麼近：「病的摧毀力是可以很誇張的，你即使未死，但你已經被它徹底摧毀，包括你的意志，你的生活，你的各種可能性。」書中有幾篇散文，都關於醫院、疾病和死亡，是近幾年他最需要處理的人生課題。

「著墨其實不算很多，但這課題對我很重要。」呂永佳笑言：「有時我都經常問身邊年紀大的同事，如果你中風，你知道自己會死，你會怎樣？多數反應都是『啋過你』、『都無辦法啦』。」然而，作為教師，也作為人，其實一切都仍在學習，摸索。

人生就是躲在重重白霧間，無力、休息、又重新起跑，一步一步，走未必可以回頭的路。

說死亡是無常，可能說得太過輕鬆：「但生存的意義是什麼，這很沉重，我不是單純覺得死亡就是人生終點，而是要如何超越死亡，排解走向死亡的孤獨，有沒有辦法逆轉、稀釋？我還沒找到方法。」

最無力之物最無可摧毀

呂永佳自言，寫作上要 Keep Going 不難，在於是否真能跳出教師的眼界和圈子，涉獵更多。散文書寫被他一直視為生活備忘，以寫作觀照生活，無奈寫作上的突破來自生活，生活卻愈見挫折。從書中隱約窺見，面對某種中年困境，作者處處陷於疲憊無力的自況。

循環的疲累，身體機能逐漸衰退，人際關係漸漸冷凍熱情蒸發，在滿是苛求的香港社會，如果你得到一聲喘息的機會就是最大的獎勵。

「困境絕對是有的，此書寫在我 35 至 39 歲，而這段期間，我是特別認知到『邊界』。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局限，作為中學教師的局限就很明顯，普及教育下所有事情都是 minimum，是瑣碎、穩定的，不被移動。如果你要在文學上帶來衝擊，是困難的，你想有人聽到，就要做一些事情，但在課室完全不是，我一走進去，就有人聽我說話。」中學教師的生活圈子，無疑令世界、視野變小，然而寫作的活力大多數源自困境、掙扎，教師卻正正是太穩定。「但穩定之中，有沒有深入的反思，會否察覺到這個世界其實是有問題，會否提出那些問題？一個敏感的心靈，或者比其他事情都來得重要。」

將個人經驗上的「邊界」往外延伸，當整個社會面對著更多的紅線禁忌，亦同樣陷入困乏與無力交織的局面。「文字本身是很無力的，但試問又有什麼是有力呢？冠冕堂皇看似很有力的文字，其實都是無力。」呂永佳續說：「文字的無力，是你改變不了世界的醜惡，權力的腐朽其實不會因為魯迅一篇〈吶喊〉而改變得到，但你還是要吶喊。現在不容許你說社會，是否就等於你說不到？不是，是你應該找另一個方法去說。」

「但吶喊過後，你很快就會跌入〈徬徨〉。」呂永佳苦笑道：「每個作家，只要你是對社會有關懷，而非為了自己名譽，都會跌進這個糾結之中。無力感是普遍的，但這段時間魯迅給了我力量，相隔一百年，他在文字中呈現的那種絕望，雖然是絕望，卻反而令你有種自己並非孤單作戰的力量。」

「它是無力，但同時是有力的。」而那種力量，彷彿來自一種透明的文學信仰。因為透明，所以它的存在無可摧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