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侏羅紀】國安法下的語文教育（中學篇）

先說一個小故事：有次教師發展日，讓眾同事一起談藝術觀。其中，有人提及現在的學生好叻，毋須教甚麼剪接軟件，因為他們不知在哪裏已學過、應用自如。甚至說，無論學生有否上課，他們可能最後拍的、剪的，都是同類型的影片。於是，同事提出以下疑問：那麼，教師於藝術教育而言，做的、教的其實是甚麼？ 學生於老師身上學的，可以是甚麼？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內部張力

做老師很容易會有以下想像：學生在課室，就必須要聽我的、跟我的，才算是學習。可是，早在筆者仍在唸中學的時代，補習社已經推出視像教學——替代傳統授課的形式早見肇端，而且經年累月，手法純熟自如。而在資訊如斯爆炸的時代，要學習甚麼技能，都可以在網絡上找到大量教學影片，要概念有概念、要手把手有手把手，容易方便。

面對此等「教學環境」，教師要為自己辯護，證成自己的價值，主要論點不外乎教育最重要的是情感教育，言傳以外還要有身教，是補習社或網絡教學片無法替代，諸如此類。然而，國安法的實施，恰恰是把這扇門給關上。或曰，重新使人理解到教育機構的本質。教育機構，按照阿爾圖塞的說法，從來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需要為政治權威服務。教師所謂的情感教育，本來就被設定於政治權威容許的範圍內、以政治權威想要得見的形式進行。最近中學教育界的「整風」，不過是政治權威將原本由教師自以為能彈性處理、具一定迴旋餘地的「戰術」（tactics）空間，重新收編至其嚴密管控之下。也就是說，政治權威意在消除由（教師的）個人自由實踐，所構成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內在張力。其最終指向，是把教育導向它原本所設定的「功能性假說」。

回歸「功能性假說」的語文教學

以筆者較為熟悉的中國語文教師為例，據課程發展議會於2017年編訂的《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課程宗旨列明「以讀寫聽說為主導，帶動其他學習範疇，全面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其學習範疇，除了一般人熟悉的讀、寫、聽、說以外，還包括：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思維、語文自學。說到底，教育局於中國語文教育的設定，從來都是功能為主導，輔以其他範疇，包括跟情感教育接近的「品德情意」教學。而且，為配合此等功能性假說，大學開設的師資培訓課程所訓練的「教學能力」——或所謂「識得教書」這回事——實際上是訓練在職或未來教師，能夠設定培訓學生能力的「教學流程」。而每學期終末的考試，以至於公開試考核的，從來都是學生的「能力」。至於是怎樣的「能力」，則是教育局有司所想像的，學生於社會生活應該具備的「能力」。

就拿香港文憑試中國語文科的四份考卷為例：卷一閱讀卷、卷二寫作卷、卷三聆聽及綜合寫作、卷四說話卷，直觀上對應讀、寫、聽、說四大能力外，它還預設考核應試生某些實務工作技能。筆者教授應試技巧時，會比喻幾份卷為考核同學是否可以成為「能夠揣摩上意、具資料整合組織、擅於公關推廣的行政人員」。閱讀卷雖然考核的文章或白話文或文言文，但幾種題型考的是要考生能否於有限時間內，找到文章——亦即是「資料」——內的「重點」，實際上不外是揣摩老闆提出的問題，能否於資料內找到他們的「心水」答案。寫作卷非關創作——很多人誤會具創作能力者，自能在卷二考得好，此實為大謬。這份卷考的，其實是考生能否成功解題，破譯寫作題的「伏位」即所謂的「關鍵詞」，知道設題者的心意。下筆行文時，每段每節皆能回應寫作命題的關鍵詞，再加一點點感悟以作「昇華」。聆聽及綜合寫作更是直白地要考生扮演「秘書」，整合資料再加自行演繹，總之是替老闆做文書處理。說話卷考的看似是口齒伶俐，但整個設定根本就是在「開會」，重要的是要不是自陳觀點，要不是達成「共識」，論點不過是輔助達成共識的「工具」——這哪裏是「討論」的設定？一言以貫之，幾份卷的設定，本質上是切合語文教學的功能性假說。只不過，教師過去在「讀文教學」時，或許可以從中帶出一點（自行演繹的）情感教育；說穿了，不過是教師為沉悶的語文技能教習工作之上，添上一些「意義」——其實是意識形態——而已。

「違反」國安法的古人

甚麼是「讀文教學」？讀文教學指的是，語文老師以特定篇章為教材，通過講授作者生平背景，及連繫篇章內容，使學生習得語文知識等表層知識的同時，欣賞中華文化以至於培養相關價值觀等深層情意。換句話說，情感教育理論上是讀文教學的核心。然而，在國安法實施下，有幾位新高中指定篇章的作者，很可能被視為不愛國者。當教師要去講授其生平背景，作為情感教育的引入時，可能觸碰到不知設定在哪裏的「紅線」。

孔子的《論語》被剪裁成〈論仁論孝論君子〉，條目內雖無明顯的政治指向，但介紹其生平時，總無法不提及他為宣揚政治思想，周遊列國實行遊說：這做法，不容易使人想起某些離開「國境」、投身於海外宣揚某些政治思想，「勾結外國勢力」的「叛國者」嗎？談孟子思想，不能不提其「行王道」的政治理想，也無法不提及「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說法：這跟「沒有國，哪有家」的邏輯次序顯然是矛盾顛倒，一談及此，豈不是「顛覆國家政權」？辛棄疾常被稱為愛國詩人，上世紀90年代更有中國片廠拍攝《辛棄疾鐵血傳奇》傳頌其愛國事迹。但實際上，於山東出生的辛氏，其「與生俱來」的國族身份可是「金國人」，他流着的可是金國人的血！換句話說，他明明是個不折不扣的賣國賊，說他是愛國者，明顯是epic fail！莊子的超脫精神，歷來不少學者視為與「無政府主義」相通。教莊子，會否落得宣揚反國家訊息的嫌疑？

以上茲舉數例，足見國安法下的語文教育，就算是情感教育也是制肘處處，語文教育恐怕只剩下功能性的選項。如前所說，教育局文件明確指出「品德情意」——或所謂的情感教育——是中國語文教學的重要範疇。但讀文教學談「品德情意」，能夠與所讀文獻之作者的個人生平完全割裂？還是，早晚要將範文重新整編，使所選文章及其作者，皆合乎愛國標準？又或者，甚麼也不用改，反正邏輯矛盾這回事，已經是現屆政府種種施政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