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連登先後有兩個討論帖,提議香港年輕一代人讀PhD或Mphil,從而光復學界。兩石激起千層浪,於學術圈內打滾過的朋友,大多數都說「讀博害人,影響一生」,更有人打趣指一定係政府陰謀,要將有心有力的香港年輕一代拋入學術體系內,磨滅其反抗意志。僅有少數人看法較積極正面,願意大開中門提供報考心得云云。筆者剛剛拿到某人文學科的PhD,勉強算是學術圈邊緣人,於讀研究院的幾年耳聞目睹,想著不如將讀研究院以光復學界這建議,轉化為兩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一、香港學術界面對甚麼「問題」?;二、讀研究院(其實是做研究)如何「光復」香港?(頭盔:以下文字是泛論學術圈的狀況,未必能完全對應各專科的實際處境。)
用最籠統的說法,全世界的學術圈都無法避免新自由主義邏輯:一切的勞動成果,必須能夠以數字量度,從而證明勞動者的存在價值。換句話說,從事學術勞動者——上至教授、下至研究生——證明自身價值的唯一方式,是他們有多少研究成果能夠於學術期刊發表。學術界有句話:「Publish or Perish」,可以翻譯成「一係出版,一係滾蛋」。沒有發表過論文的話,除非異常有辦法,不然能找到工作的可能性無限接近於零。世界難撈更在於,就算在重要學術期刊發表過文章,甚至其研究成果被不少人參考和引用,無法在大專院校找到全職工作者,仍然大有人在。
由此看來,學術期刊似乎是很重要的東西。那麼,它們究竟是甚麼來的?一般而言,公共圖書館或中學的圖書館不會無端購買學術期刊,唯有大專院校的學生,才有機會在院校的圖書館找到實體期刊,或以學生帳戶身份登入內聯網,才可以找到電子檔。通常,學術期刊要不放在圖書館最底一層,要不放在最頂一層,總之是很少人會去的樓層吧。而且,放學術期刊的書櫃,大部份是用攪的——即係有一排書櫃,要用人手攪動櫃邊的把手,才能展開書櫃、找到期刊。大專院校的本科生,如果不是要做功課,也不會無端去動學術期刊的腦筋。(咳,有更多人是,就算要做功課,也不會找學術期刊去參考,隨便在網上找些資料,再加一兩篇教授指定閱讀的文本,便算。)寄存在學術期刊內的知識,更多時候是研究者——或學術勞動者——之間傳閱的知識。這構成香港學術界的第一個「問題」:學術勞動者辛勤苦幹得來的知識,讀者群實際上相當有限。
很多人都會批評某些學者「離地」,但說實話做研究的人不得不「離地」——即是跟他或她的研究對象保持一定距離,才能夠更為客觀地分析和討論問題。學術界卻存在着另一種「離地」——學術勞動者從事的研究項目,鮮少跟香港的在地情境有較為緊密的關聯。誠然,好的學術研究,其成果應當具普世性,不僅一時一地有效,而是其他有近似處境的人或社群或地區,皆有能夠參考獲益之處。至於其研究範疇,不必且毋須侷限於本地或海外個案。可是,香港學術界的極端處境卻是,從事本地研究的學術勞動者,生存空間是愈來愈窄。說回一點歷史,九七前後香港的特殊處境,曾經成為海內外人文歷史、社會科學等範疇學者關注對象。一時之間,「香港研究」是顯學。爾後,由於中國漸次崛起,因著種種地緣政治原因,「中國研究」更合乎國際市場需要。因是之故,香港學術勞動者的研究重心轉移,不能僅僅視為個體的研究志趣或專長因時而變,而是連結更深刻的政治經濟處境。簡單來說,是「中國研究」較諸其他研究範疇更容易申請各種渠道的研究經費,其研究成果也更容易獲得學術期刊青睞。這亦是香港學術界的第二個「問題」:從務實主義角度而言,學術勞動者如想更容易在學術圈生存,選擇其研究志趣與專長領域時,不得不考慮更容易申請研究經費、更容易登錄學術期刊的研究範疇來做研究。
這不是要否定中國研究的重要意義,事實上中國研究之於香港而言,無論從任何立場而言也是值得做、值得讀。這裡,要指出的是香港學術圈的特殊狀況,在於實然上排拒在地研究——即從事香港研究的——學術勞動者的生存空間。以筆者較為熟悉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學術圈為例,於各大資助院校從事香港研究者,可謂少之又少;年輕而又做事香港研究的學者,更可謂鳳毛麟角。甚至,不少做香港研究的教授級學者,其策略是以中國研究為主,「閒時」再做香港研究,拉上補下使香港研究「繼續有得做」。再多說一個故事:某年曾有一香港研究年度會議,最後一環節為邀請某些國際期刊的編輯,向與會眾學者講解其刊的收稿、審稿標準。幾位外國人也著實坦白,明言若是專研香港的論文,獲刊機會甚微;但若然是比較幾個地區、而香港僅為案例之一的話,或許還有點出路。
好殘酷?未算,如果你知道學術圈內重視的期刊,十之八九都是英語期刊的話。英語是國際語言,更是實然上學術圈內唯一認證的語言。說是「實然」,是因為表面上仍有一定數量的華語期刊,被列為頂級學術期刊,但身在學術圈中,任誰都知道要找到工作、要續約升職,不可能不在英語期刊發表論文。更認證英語期刊發表的論文,也不能說沒有其合理性:全球各地語言眾多,英語已算是最能夠溝通彼此、打破知識疆域的語言。說個小故事:有段時間做研究助理,要搜集世界各地佔領街道或公民廣場的文獻,竟然找到了一篇非洲學者寫的論文,專門講某條非洲村落的做法。那時,心想如果不是以英語寫就此文,恐怕像筆者如此遠在千里萬里的研究者,無可能獲知當地村民很特別的佔領形式。但話說回來,重英輕中以至於其他不夠國際的語言,也不是沒有可議之處。
無疑,香港人的英語程度不弱,但要閱讀充斥著理論、術語的學術英語文章,不能說沒有門檻。好在,還是不缺有心人。部份以香港研究為志業的學者,為滿足學術圈的潛規則以英語發表學術論文為優先考慮,同時間將部份研究成果,以華語改寫並於各平台如專欄、網絡文章、Facebook Status等發佈。這種先英後中的做法,雖然不完美,但已經算是可接受的了。只是,我們不得不反問,為何學術圈以在地情境為案例的知識生產,竟然不是以本地讀者為主要讀者群?這亦是筆者旨在提出的第三個「問題」:以英語為傳播知識的語言中介,它一方面使知識走向國際,但另一方面使知識無法落地。是的,它構成了另一種學術圈的「離地」。就算有人願意將英語知識翻譯成華語,它也不過是被剪裁過的、支離破碎的「次等知識」。
要說香港學術圈處境內的「問題」,還有很多很多,但跟「光復學界」有關的大概就是以上提及的幾個吧。說它們是「問題」,其實又不全然準確。始終,無論是讀者群限定、研究範疇的選擇,抑或以英語發表優先,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若然以本土社群為視角切入思考的話,以上通通都是值得針對的「問題」。這些「問題」大而化之,其實正是香港的知識生產體系的問題。兩位連登手足的建議,大概是認為要光復香港,不能缺了知識生產這一塊。一者,它關乎我城未來的高等教育,愈多抱持開放價值者在其位,愈好;二者,它關乎社會資源分配,始終每名研究生收取為數不少的教育資源,取之於港、用之於港也是合情合理;三者,以香港為本位的知識生產,於此等時勢下更形重要。
前兩者關係既有社會教育體系的問題,後者則關係如何想像更好的知識生產體系。先說前兩者:正如前文所言,任何香港人以本地研究生身份投身香港學術圈的話,大概無法迴避那三個「問題」,而且也不見得在不鬆動既有的、全球性的學術及知識生產體系下,能有改變的可能。反而,如果著眼於以香港為本位的知識生產的話,能夠做到的或許比想像更多。讓我們先回到最基本的問題:知識生產所謂何事?筆者認為最簡單直接的答案,是讓人能夠擺脫以常識或直覺的方式,更深入透徹地了解身邊發生的問題,從而找到對應與處理的方法。如此基本之事,於既有的學術知識生產體系能做到嗎?若以上關於香港學術圈「問題」的分析無誤,答案當是否定。既然由上而下的知識生產體系無法對應逼切的現實需要,能否倒過來想像以至於實踐一種由下而上的知識生產體系?
近年,愈來愈多人發現既有知識生產體系的問題,成立民間教育或研究組織。要光復學界的話,籌組資源成立更多的、針對不同範疇問題的民間教育或研究組織,似乎才是更好的出路。事實上,香港不乏具研究能力,卻因為種種原因不在學術圈內打滾的人。這些人如果能夠被組織及動員,由是而構成的知識生產體系,絕對不會面對香港學術圈同樣的「問題」。首先,由於他們不受「熱門研究範疇」的制肘,可以安心地做跟香港人更為切身的研究課題。其次,他們毋須以「於頂級英語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為目標,能夠以華語(甚至是港式粵語)為語言載體,務去過多的理論與學術修辭,將研究成果以更地道的語言帶落民間。
如果光復學界不僅是指大專學界,更是指在既有中學教育體制內,更認真地看待某些行禮如儀的教學內容的話,可以想像的還有更多。說的是通識的「獨立專題探究」。作為校本評核部份,它的本質不過是公開考試的延伸:各校老師的評分,最終考試及評核局還是會按該校學生的公開試成績調整。這亦是非名校生的校本評核分數,不會太高之故;相對而言,名校生的分數也因此不會太差。但我們大概不難想像,難道非名校生不能想到一個好的探究課題,在具研究能力的老師指點下,做得出一份值得讀、值得看的報告?關鍵是,協助學子完成探究的教師,是否具備指導研究的能力?既然民間不乏具研究能力的人材,亦不難想像有心有力、想學生更認真地完成探究學習的中學,撮合兩者的話豈非美事?讓中學生有機會初步接觸認真的研究做法,或者是另一條解放知識生產霸權的道路。
以上以兩個不太成熟的建議作結,筆者想藉此拋磚引玉,期望更多有識之士,能於大專院校體制以外想像更多「革教育的命」的可能性,勝於在泥沼以內,試圖尋找立錐之處。
黎國威
學術圈邊緣人,教書糊口,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