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兩則小故事:
1. 最近有學生太悶,用IG開視像電話,除了找朋友聊天外,也把我加入群組。開了群組通話後,各人自顧自的在做自己的事:打機、玩結他、睇漫畫、攤在床。中間,可以沒有說過一句話。
2. 由於擔心學生留在家,可能有甚麼需要,我被要求打電話跟學生逐個逐個聊天,查問其近況。有條問題不是管理層指定要問的問題,但我必定問:你是想返學校,還是想上堂。好在我被信任,十之八九都會承認,雖然待在家感覺好悶、好想返學校,但不是想上堂。
沙士橫行時,我剛好進大學,那時候網絡應用不像今時今日發達,沒有甚麼Google
Classroom、Zoom、Microsoft
Teams。停課的兩個多星期,就真的是停課,事後好像也沒有甚麼補課。那時候,宿舍十室九空,難得仍留在宿舍的人如我,沒有甚麼好做,於是唯有讀讀書。如此這般,讀完了一整部《中國現代小說史》。至今,我仍認為那時候的閱讀經驗,於我及後認識文學有重要意義。今非昔比,科技容許更多教育可能性,使香港人有更多可能繼續追趕教育現代性,致力維繫現代社會的直線時間觀(詳見另文〈教育現代性與香港人的線性時間觀〉),無視教育過程的內容斷裂,與學習經驗的缺失。說的是現在各大中小學實行的網上教學,以應付停課期的學習安排。據說,有中學已於早前實現頗為全面的網上實時教學,即要求學生在家按照原定時間表上課。而網上教學的內容,復課後不會重複講授。這狀況或者可以稱為panic teaching,即追趕進度蓋過了既有的教與學要求,對學生的學習過程有難以估計的影響。
無疑,於停課期間為追回課時,採取網上教學是無奈之舉。但似乎也要認清現實,至目前為止網上教學是不可能完全取代面授課程。以下,我將借助文首提及的兩個故事,試圖論證網上教學不可以做到甚麼。展開論證前,先有兩項假設。其一,是全香港所有學生都能夠擁有充份的基礎科技建設,包括:1. 能夠運作網絡教學程式軟件的桌面電腦、手提電腦、手機;2. 具相當速度的家居寛頻或WiFi,或兼具速度與充夠流量的流動網絡;3. 與網絡教學相配合的家居學習環境。(註一)其二,是暫且不考慮部份學生的特殊學習需要(Special
Education Needs, SEN)跟平日課堂是否不同,即假定他們網上學習的狀態與表現跟平日無異,教師可如常照顧其需要。(註二)總之,只考慮網上教學與面授課程的差異,從而論證網上教學有甚麼難以解決的困難,無法完全取代面授教學。
面授教學與網上教學的最主要分別,是前者師生共處同一空間,教師可即時從學生的臉部表情、肢體動作即時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而後者由於師生分處多個不同空間,就算解決了頻寛與設備問題,及強制學生開通視像鏡頭,功能上也不可能讓教師同時觀察學生的身體語言,從而獲知當場的教學氣氛,及由此而帶動的學習狀態。更多時候,學生大概會像故事1般,打開了電腦進入溝通空間,但可以各做各的事。同時,故事2也說明,學生悶在家不等同返學後會好好上課。推行網上學習的話,教師可能真的需要耗費相當時間和精力——甚至可能比在真實課室空間更多——才能做好課堂管理,確保學習實然地發生。也許有人會說,可以通過利用網上教學之便,給予學生課堂活動或(互動)練習,以檢視學生的隨堂學習狀態。但第一課堂活動或練習本身在面授課堂已可實現,第二無論是任何活動或練習,都必須有配合相應的指引與講解。當學生的學習專注程度像故事1描述的狀況時,教師又如何確保網上進行的課堂活動或練習能夠順利完成?
師生並非在同一空間共處,更影響了彼此的互動性。網上教學往往以「互動」為賣點,但實際上是有限度的、或經過中介的互動。或許是現時的收音與播音技術所限,我參與過的兩種網上教學平台的教學講座,講師在教導與會教師設定教學環境時,第一時間提醒需要先將各自的咪高峰關掉,以免眾聲喧嘩,難以聆聽講師聲音。事實上,曾有與會者忘記關掉咪高峰,結果現場明顯多了些「回音」。如果幾個人同時發言的話,「撞聲」會非常嚴重,大大影響了聆聽講師講解的聲音質素。所以,講師特別說明先待他講完要講的內容,才會開放答問時間。這或許是很多課堂的日常操作,但我們也要注意一節良好的課堂,師生之間的互動非常重要。有時候,學生聽得津津有味,搶着在座位裏喊出來的說話,能夠使整個課堂活起來。然而,網上教學的如此設定,似乎是排除了這種由學生帶起教學氣氛的可能。甚至,我們可以設想一個情景:為了教學需要播放片段,而又為免「撞聲」只好將全部人消音。那麼,教師如何得知學生看影片時的即場反應?以至於學生對於影片哪些部份更有反應,可以讓教師在接下來的討論環節,把握重點加以發揮,帶動課堂氣氛?
於課室上堂以外,我們也許不應忘記學校作為實體空間,它本身也是教育得以發生的可能空間。如前說,故事2內學生的坦承想返學不等如想上課,答案難免地令人悲觀於學生的學習動機低落。然而,往積極方向去想,是學生認同學校是一個令他們感覺安全、信任、舒服的地方。唯有學生對作為空間(space)的學校具備這些感覺,才可使學校成為他們成長歷程內重要的地方(place)。要使年輕人學習對於地方的認同感,學校從來是最為基礎的場域。而對於地方的認同感,同時也是社群意識的誕生所在。學生群聚於同一空間,通過或由校方主導,或由學生自發的社群活動,能使他們學習與人相處、明瞭群體分工合作原則。換句話說,作為地方的學校,是全人教育得以可能的關鍵。
或者,不是太多認同網上教學可以取代面授教學。但在疫症肆虐的當下,為求追趕進度的panic
teaching,難道不是實然地將網上教學取代面授教學嗎?正如前文提及,有學校聲言不會將網上教學內容重複講授,顯然是為免影響復課後的教學進度。於疫情未知何時完結的情況下,為教育本身之故,我們是否應更慎重地採取網上教學?更別說,以上提及的網上教學,已經是滿足了前文提及的兩項假設,即1.
所有學生都能夠擁有充份的基礎科技建設和
2. 不考慮部份學生的特殊學習需要跟平日課堂是否不同,但仍有不能取代面授教學的部份。而事實上,這兩項假設正是網上教學難以解決,卻不應無視的問題。然而,暫時看來的現實操作(例如網上授課後不再面授相同課程)以乎是,為了滿足教育現代性的線性時間觀,選擇性無視學子的真實需要,為的僅僅是使程序得以繼續運作,及完成。
註一:於停課期間,曾與基層學生溝通,學生指他家裏未有裝設寛頻,平日主要是依靠手機上網。如果網絡教學需要用到影片的,他的手機流量無法負荷。而根據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於2018年的資料,香港兒童貧窮率為23.1%,可想而知在家難以上網的學童並非孤例。(相關數字參見:https://soco.org.hk/pr20191117-3/)
註二:根據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於2018年的資料,18歲以下學生當中,確診SEN學生人數有49,080人,佔主流學生人數的7.9%;再加上有7,659名SEN學童就讀於特殊學校,2,121名SEN兒童就讀於英基學校、其他私立國際學校和私立獨立學校,學齡SEN兒童共58,860人。(相關數字參見:https://soco.org.hk/pr201912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