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侏羅紀】疫情 + 國安法，與陸生談香港之難

以下是某學期某一課的片段：

課堂談到「民族國家」的概念，為講述某位理論家以下說法：「警察」和「法院」皆為「國家」本身，特意問了一道問題：「你認為做警察還是消防員，執行職務時需要冒更大的生命危險？」有時候，通過Zoom問問題，不一定很快有反應；但這一次，立馬有好幾個人在訊息欄說：「警察」。

不／在港的「赴港留學陸生」

最近買了結集免主席評論去年香港社會運動的文章，稍稍讀過——有些文章實在很難讀下去——算是初步理解某種自認「深入香港人內心想法」的建制思維。概而言之，「國家安全」是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先講「國家安全」，其他之後再談。讀過一點點他的文字後，算是隱約地捕捉到那一課提問那一道問題時，很多同學回答時的情感狀態。

差點忘記交代那一門課的學生結構：絕大部份學生是來香港唸書的陸生，餘下小部份為港生。部份陸生由於疫情關係，至今仍然留在內地上網課，從未踏足香港半步。如無意外的話，香港疫情一日未見好轉，下學期各課程也照樣以網課進行。於是，未有赴港的陸生，將以網上學習的形式，完成他們的一年修課過程。甚至不無誇張地說，誰能保證下年畢業典禮前，疫情緩和使畢業禮得以舉行？總之，疫情將造就一批從未親身赴港，卻在香港取得高等學歷的「赴港留學陸生」。就算能來香港，但在嚴峻疫情下，他們見識的、經歷的香港，也不是「正常」的香港。過去，學系總會舉辦些集體活動，予赴港留學陸生認識香港的機會；限聚令下，甚麼都辦不了。那麼，像這種經歷非常狀態的陸生，是透過甚麼渠道去認識香港？從他們的回答，我仿佛看到兔主席的鏡像。

疫情助長的「離地」體驗

也不是每個同學的回答也是「警察」，後來有好幾位學生替我救了場，回答「消防員」才是於執行職務時，比較要冒生命危險的公務員。我亦藉機回到理論，說從阿爾圖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來看，公務員皆隸屬於管治體制的一部份，再拿出公務員的薪酬表，指出由於警察負責維持管治秩序，所以薪金遠高於香港市民平均收入，是比較well off的一群人云云。

問題設定時，也沒有特別多想，只是印象中近年鮮少警察殉職的新聞，而幾年前淘大工業邨大火有兩名消防員犧牲，「感覺」上消防員於處理火災現場，面對生命危險機率較高。而警察殉職「感覺」上是遇上意外居多，尤其是交通意外。事後翻查維基的資料，有紀錄以來，警察的殉職率是較高（但要留意的是，這未必等同於警察內部如何定義「殉職」的，事關維基某些算作殉職的案例，是頗為奇葩的，例如，與同袍爭執被槍殺、所持手槍走火、休班時被車撞倒等）。但我猜同學回答時，應該不是讀過或找過甚麼資料，而是要麼建基於像兔主席這類KOL所帶動的風向，要麼勾起了他們觀看過的影像與畫面。事後，有同學私下電郵，說想多了解香港的狀況，提問為甚麼課堂明明在談身份認同政治，卻鮮少香港的例子。我大概回答說，如果告訴陸生他們觀看的是經過中介及詮釋的媒體，那麼他們也可以依循如此邏輯，反駁指從香港角度言說的版本，也是經過中介及詮釋。最後，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隔空對話的不可能性

或者說，通過理性對話，提出恰當與堅實的證據，哪會有甚麼「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情況？這可舉另一個例子：有同學電郵提出疑問，問為甚麼課堂上「大都」是關於中國的負面例子。於設定課程大綱時，我是刻意不拿太多香港或中國的文本為例，而就算是提及中國情況的文本，也特意挑選非香港人撰寫或製作的例子為的，就是避面在隔空相見的情況下，挑動了某類情感——譬如用台灣人創作的、講中國的作品，起碼保持一段距離。甚至，我會提問同學，那些講中國的文本或例子，有沒有說得不對或誤解中國的地方。總而言之，課堂運用例子方面，中國、台灣、韓國、日本、香港可謂雨露均霑。

但，還是有人會認為課堂呈現的「大都」是關於中國的負面例子。我跟他解釋用例的情況，邀請他回想他撰寫電郵時，是基於怎樣的情感狀態。他的回答很正面，稱釐清了他一些盲點。不過，我又不由得想到，究竟有多少人會像他一般，心裏面是有類似的疑惑，但沒有說出來。這是說，如果在講述例子時，是面對面的狀態，播放作品時看着同學的表情與反應，起碼能夠意識到那一刻的課堂，是否誤踏情感的禁區，再決定是否即時處理。亦能夠憑藉經驗，知道於處理過程中，是否真的應對着問題。隔着屏幕，很多反應是沒有語氣的句子。考慮過如此情況，使我決定盡力不在沒有當面對話基礎的可能下，挑起可能需要長時間討論的議題。始終，隔空對話是存在着難以彌合的裂縫。

國安法加深的對話裂縫

疫情下被逼要網上授課，而大學指定要採用Zoom這套網絡教學程式，甚至要求必須錄影課堂供同學下載重溫，更是加深隔空對話的裂縫。稍舉一例：於課程的最後一課，為講述學術論文的寫作格式，出賣自己當年的功課。但那時候未有國安法，某些人的名字也未曾成為中國網絡的禁忌語。那份功課，我引用了某君的名言，作為整篇論文的結語。而我在與同學分享時，特意不讓他們看到論文的最後幾句，以免被課堂錄影紀錄。於課後把論文傳給同學為論文示例時，也先把那幾句刪去。

向同學表明我刪掉某些語句，說得動聽一點，是一種表明不滿言論自由被紅線框限的形式，也能夠藉此向赴港留學陸生，展示作為香港人的我，對於國安法的感覺。但同時，此舉也是基於很實際的擔心：天知道有着禁忌語的論文示例複本，最終會流傳至甚麼地方，然後於甚麼時間點突然被翻出來，成為某項顛覆國家的罪證？ 更仔細地說，這種不信任不是建基於不信任特定某個人，而是不信任被信息化的網絡社會——曾經在網絡上傳送過的信息，誰能確保它們只保存在發送者所知悉的傳送對象的裝置之中？而那個人名、那個人說的話，幾年前或許沒甚麼大不了；但，在追蹤某些國會議員的推特，也會成為反國家罪行的提堂證據時，能說某些憂慮僅僅是杞人憂天嗎？

於後國安法時代，因着疫情需要隔着屏幕授課，或更準確地說，教學過程經過電子信息化後有可能留下底本的情景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體系，很難敵得過不遠將來要實施、或可能已實然施行的社會信用體系。面對面的親身接觸，終究是難以取代的情感經驗。願疫情早日結束，使人們能回到如此的「日常」，也打開能夠連結更多可能同路人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