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全文追星】追星族的逆襲

關於MIRROR，我最近側聞了兩件怪事。其一是有鏡粉路經一幅大型廣告牌，目睹一名男子走近、冚了海報上的姜濤一巴；我跟朋友分享了這則軼事，朋友回說，最近有對父子到他們的田裡幫忙打禾，爸爸每打一下就罵一聲：「姜濤吖嗱」，再加大力度打，又罵：「Anson Lo 吖嗱」，幼稚園年齡的兒子也邊打邊學舌，媽媽則在一旁惡狠狠瞪著丈夫——真是奇異的畫面，一時也不知該笑還是該感到不安。

無論是在現實生活還是在網路上（特別是連登），都有為數不少的haters不遺餘力地攻擊MIRROR以及其粉絲群，實在也不教人感到意外，這是世界各地、古往今來的粉絲都必須面對的問題。「Fan」一詞本來就源於「Fanatic」，意指狂熱份子、極端份子，以致「Fandom」一般被視為過度、跡近癲狂的行為，而粉絲則被界定為異常甚至危險的他者；女性追星族更是經常備受嘲諷，例如迷妹（fangirl）就常常被貶抑為歇斯底里、非理性、過度狂熱。然而，年輕的粉絲族群遭受的攻擊還不算嚴重，畢竟追星可以被嵌入成長敘事，少男少女被認為會在成長過程中擺脫對明星的癡迷，因此他們追星還是比較「情有可原」；年紀較大的粉絲所遭受的攻擊肯定有過之而無不及。

【無形・全文追星】追星有甚麼好追？

我個人經歷過姜濤誕、神主牌（Anson教主巨型廣告牌）打卡，以及演唱會外圍「MIRROR節」，發現其實鏡粉的組成相當複雜，涵蓋中小學幼園學生、二三四五六七十代的女子，也有中青年男子。不過年齡、性別、外貌依舊是MIRROR haters用以標籤和羞辱粉絲的重要武器，他們往往極力將所有粉絲化約為「中女」、「大媽」、「豬西」，建構這樣的敘事： 這些女人因為自身青春不再，在現實生活中無法獲得異性關注，所以才失去理智地迷上「小鮮肉」。從另一角度看，或許可以理解為當女性公開展示欲望引發雄性焦慮，備受威脅的男性便試圖以這阿Q式敘事還擊，將粉絲群貶低為不可欲的客體，以證明他們即使不可能在這場性魅力的競爭中奪取勝利，還是沒有任何損失。

雖然鏡粉由不同年齡、階級、性別、性向甚至種族的人構成（當然大部份是香港華人，但在臉書鏡粉谷都有一些講述菲律賓、印尼人迷上鏡的例子），但最令外人側目以至不安的，始終是那些「瘋魔的老女人」，因為她們的存在擾亂了主流的性秩序。在香港，女性過了某個年紀、或是在成為太太／母親之後，等同自動失去欲望的權利，這些女人必須安份、不能逾矩，更絕不被允許表達欲望。當一些「五十路」（甚至六七十路）的女性公然表達對鏡仔的喜愛，被羞辱與規訓大概是必然，因為她們顯然不清楚自己的位置。

青春少艾理所當然受注視，而當青春流失，性魅力消減，女性也就注定不再被看見。此外，女性步入中年後，往往在生育與事業之間掙扎，即便選擇職場，也多要面對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指女性與弱勢群體在職場晉升上面對的不明文限制）；種種原因，令公共領域的年長女性買少見少，步入中年以後，女性在社會上只能慢慢習慣當一個沒有自己聲音的隱形人。然而，當這些女人為了鏡仔去打卡、購物支持、自我組織起來做應援活動、合作loop歌以推高作品流量，在公眾視線內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表現欲望，她們不但重新現身，更是重奪宣示欲望的權利。另一方面，鏡粉現象也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重新想像與理解女性的欲望，並提示了欲望流動與多元的質性：臉書鏡粉谷曾有一個召集「姜太」的post，留言串裡除了有自認姜太、姜女友的粉絲（包括本人），還有大量姜媽、姜家姐、姜表姐、姜妹妹、姜婆婆、姜嫲嫲等等，顯示欲望不一定關乎性吸引力或狹義的愛情投射。近期大熱的「我老婆嫁左比mirror導致婚姻破裂關注組」內一眾「前夫／前男友」淚中有笑的描述，亦揭示了在今天的社會，一夫一妻的傳統婚姻有些時候也可容納對異性的欲望。

【無形．全文追星】丈夫連環不幸事件

追星有沒有可能是弱勢群體的充權手段？媒體學者Henry Jenkins認為，fandom可被視為一種參與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其特點包括：相對低的藝術表達及社群參與門檻、成員對他人創作和分享的強大支持、成員之間能感受到社群連結與關顧。在參與式文化中，粉絲超越了消費者的身份，轉而成為生產者與創造者，他們從流行媒介中「偷獵」文本、圖像等，進行挪用與創造性重讀。除了 game modding、fan fiction，偶像團體的「飯拍」（fan cam）與應援物製作也是例子。出於對偶像的愛，許多本不具備攝影、設計技能的素人粉絲突破自我限制，主動去學習新技能以便更好地應援偶像，甚至花費大量金錢購置器材（一支好的鏡頭不可或缺）、印製應援物，免費與其他粉絲分享，目的往往只是希望有更多人喜歡她們的偶像，其中體現了粉絲之愛所催生的能動性，以及禮物經濟所強化的社群意識。

作為鏡粉，我所體驗的粉絲文化是建基於物質性與身體經驗上的：打卡、排隊取應援物、公開活動應援、睇騷、學舞，其中物件的轉移、身體的靠近與同步躍動，讓我與不同背景的人相識、連繫，並且和大量的陌生人在共同欲望中成為盟友。在姜濤誕當天，姜糖們在排隊時會互相分享各種有用資訊，欣賞彼此手上的應援物，呼應了一些論者認為Fandom就是一種社群體驗，對於那些不屬主導群體的人來說，對偶像的共通之愛令她們結成充滿活力的女性網絡，讓她們合作、分享、互相支援，給予她們一個安全的空間，安心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最近姜濤推出第八首單曲《Dear my friend,》，表達他對亡友的哀悼之情，引發許多粉絲的激烈情緒反應，部份人在國際歌迷會chat group中傳出長訊息，吐露心聲，在低落時收獲不少陌生人的關心。

在近月鏡粉的追星現象中，我們反覆看到非理性之愛的力量。從430姜濤誕與演唱會（aka Mirror節）中陌生者的聚合，到教主誕時一群被警察包圍的少女為了追教主巴士不顧一切，成功突圍而出，再到姜濤推出八胎引發的集體哀慟，都見證了粉絲在香港政治崩壞與疫症尚未結束的大環境下，將脆弱的心和身體朝向他者張開，在這個特定時空自有其特殊意義。粉絲群體固然不可能代替公民團體，近月流行文化催生的龐大能量也無法直接嫁接到政治場域，但在這個關頭能讓我們支取力量、相互連結關顧的群體，終究是難能可貴的，也值得更多的觀察、思考與書寫。

參考文獻：

Joli Jensen, ‘Fandom as Pathology: The Consequences of Characterization’, in Lisa A. Lewis ed.,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2.

Eimear Hurley, Fan-Girl Power: Feminism and Female Fandom, The Thin Air, 2018, http://thethinair.net/2018/03/fan-girl-power-feminism-and-female-fandom/.

Henry Jenkins et al,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 Medi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MacArthur Foundation, 2009, https://www.macfound.org/media/article_pdfs/jenkins_white_paper.pdf.

Tisha Turk, ‘Fan work: Labor, worth, and participation in fandom's gift economy’, Transformative Works and Cultures, Vol. 15,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