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全文追星】追星族的逆襲

其他 | by  查映嵐 | 2021-09-17

關於MIRROR,我最近側聞了兩件怪事。其一是有鏡粉路經一幅大型廣告牌,目睹一名男子走近、冚了海報上的姜濤一巴;我跟朋友分享了這則軼事,朋友回說,最近有對父子到他們的田裡幫忙打禾,爸爸每打一下就罵一聲:「姜濤吖嗱」,再加大力度打,又罵:「Anson Lo 吖嗱」,幼稚園年齡的兒子也邊打邊學舌,媽媽則在一旁惡狠狠瞪著丈夫——真是奇異的畫面,一時也不知該笑還是該感到不安。


無論是在現實生活還是在網路上(特別是連登),都有為數不少的haters不遺餘力地攻擊MIRROR以及其粉絲群,實在也不教人感到意外,這是世界各地、古往今來的粉絲都必須面對的問題。「Fan」一詞本來就源於「Fanatic」,意指狂熱份子、極端份子,以致「Fandom」一般被視為過度、跡近癲狂的行為,而粉絲則被界定為異常甚至危險的他者;女性追星族更是經常備受嘲諷,例如迷妹(fangirl)就常常被貶抑為歇斯底里、非理性、過度狂熱。然而,年輕的粉絲族群遭受的攻擊還不算嚴重,畢竟追星可以被嵌入成長敘事,少男少女被認為會在成長過程中擺脫對明星的癡迷,因此他們追星還是比較「情有可原」;年紀較大的粉絲所遭受的攻擊肯定有過之而無不及。


【無形・全文追星】追星有甚麼好追?



我個人經歷過姜濤誕、神主牌(Anson教主巨型廣告牌)打卡,以及演唱會外圍「MIRROR節」,發現其實鏡粉的組成相當複雜,涵蓋中小學幼園學生、二三四五六七十代的女子,也有中青年男子。不過年齡、性別、外貌依舊是MIRROR haters用以標籤和羞辱粉絲的重要武器,他們往往極力將所有粉絲化約為「中女」、「大媽」、「豬西」,建構這樣的敘事: 這些女人因為自身青春不再,在現實生活中無法獲得異性關注,所以才失去理智地迷上「小鮮肉」。從另一角度看,或許可以理解為當女性公開展示欲望引發雄性焦慮,備受威脅的男性便試圖以這阿Q式敘事還擊,將粉絲群貶低為不可欲的客體,以證明他們即使不可能在這場性魅力的競爭中奪取勝利,還是沒有任何損失。


雖然鏡粉由不同年齡、階級、性別、性向甚至種族的人構成(當然大部份是香港華人,但在臉書鏡粉谷都有一些講述菲律賓、印尼人迷上鏡的例子),但最令外人側目以至不安的,始終是那些「瘋魔的老女人」,因為她們的存在擾亂了主流的性秩序。在香港,女性過了某個年紀、或是在成為太太/母親之後,等同自動失去欲望的權利,這些女人必須安份、不能逾矩,更絕不被允許表達欲望。當一些「五十路」(甚至六七十路)的女性公然表達對鏡仔的喜愛,被羞辱與規訓大概是必然,因為她們顯然不清楚自己的位置。


青春少艾理所當然受注視,而當青春流失,性魅力消減,女性也就注定不再被看見。此外,女性步入中年後,往往在生育與事業之間掙扎,即便選擇職場,也多要面對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指女性與弱勢群體在職場晉升上面對的不明文限制);種種原因,令公共領域的年長女性買少見少,步入中年以後,女性在社會上只能慢慢習慣當一個沒有自己聲音的隱形人。然而,當這些女人為了鏡仔去打卡、購物支持、自我組織起來做應援活動、合作loop歌以推高作品流量,在公眾視線內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表現欲望,她們不但重新現身,更是重奪宣示欲望的權利。另一方面,鏡粉現象也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重新想像與理解女性的欲望,並提示了欲望流動與多元的質性:臉書鏡粉谷曾有一個召集「姜太」的post,留言串裡除了有自認姜太、姜女友的粉絲(包括本人),還有大量姜媽、姜家姐、姜表姐、姜妹妹、姜婆婆、姜嫲嫲等等,顯示欲望不一定關乎性吸引力或狹義的愛情投射。近期大熱的「我老婆嫁左比mirror導致婚姻破裂關注組」內一眾「前夫/前男友」淚中有笑的描述,亦揭示了在今天的社會,一夫一妻的傳統婚姻有些時候也可容納對異性的欲望。


【無形.全文追星】丈夫連環不幸事件


追星有沒有可能是弱勢群體的充權手段?媒體學者Henry Jenkins認為,fandom可被視為一種參與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其特點包括:相對低的藝術表達及社群參與門檻、成員對他人創作和分享的強大支持、成員之間能感受到社群連結與關顧。在參與式文化中,粉絲超越了消費者的身份,轉而成為生產者與創造者,他們從流行媒介中「偷獵」文本、圖像等,進行挪用與創造性重讀。除了 game modding、fan fiction,偶像團體的「飯拍」(fan cam)與應援物製作也是例子。出於對偶像的愛,許多本不具備攝影、設計技能的素人粉絲突破自我限制,主動去學習新技能以便更好地應援偶像,甚至花費大量金錢購置器材(一支好的鏡頭不可或缺)、印製應援物,免費與其他粉絲分享,目的往往只是希望有更多人喜歡她們的偶像,其中體現了粉絲之愛所催生的能動性,以及禮物經濟所強化的社群意識。


作為鏡粉,我所體驗的粉絲文化是建基於物質性與身體經驗上的:打卡、排隊取應援物、公開活動應援、睇騷、學舞,其中物件的轉移、身體的靠近與同步躍動,讓我與不同背景的人相識、連繫,並且和大量的陌生人在共同欲望中成為盟友。在姜濤誕當天,姜糖們在排隊時會互相分享各種有用資訊,欣賞彼此手上的應援物,呼應了一些論者認為Fandom就是一種社群體驗,對於那些不屬主導群體的人來說,對偶像的共通之愛令她們結成充滿活力的女性網絡,讓她們合作、分享、互相支援,給予她們一個安全的空間,安心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最近姜濤推出第八首單曲《Dear my friend,》,表達他對亡友的哀悼之情,引發許多粉絲的激烈情緒反應,部份人在國際歌迷會chat group中傳出長訊息,吐露心聲,在低落時收獲不少陌生人的關心。


在近月鏡粉的追星現象中,我們反覆看到非理性之愛的力量。從430姜濤誕與演唱會(aka Mirror節)中陌生者的聚合,到教主誕時一群被警察包圍的少女為了追教主巴士不顧一切,成功突圍而出,再到姜濤推出八胎引發的集體哀慟,都見證了粉絲在香港政治崩壞與疫症尚未結束的大環境下,將脆弱的心和身體朝向他者張開,在這個特定時空自有其特殊意義。粉絲群體固然不可能代替公民團體,近月流行文化催生的龐大能量也無法直接嫁接到政治場域,但在這個關頭能讓我們支取力量、相互連結關顧的群體,終究是難能可貴的,也值得更多的觀察、思考與書寫。



參考文獻:

Joli Jensen, ‘Fandom as Pathology: The Consequences of Characterization’, in Lisa A. Lewis ed.,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2.

Eimear Hurley, Fan-Girl Power: Feminism and Female Fandom, The Thin Air, 2018, http://thethinair.net/2018/03/fan-girl-power-feminism-and-female-fandom/.

Henry Jenkins et al,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 Medi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MacArthur Foundation, 2009, https://www.macfound.org/media/article_pdfs/jenkins_white_paper.pdf.

Tisha Turk, ‘Fan work: Labor, worth, and participation in fandom's gift economy’, Transformative Works and Cultures, Vol. 15,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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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映嵐

寫字的人,專業是當代藝術評論,有時寫散文、訪談、書評、電影隨筆。合著有《農人の野望︰大地藝術祭與港日鄉城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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