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2022，來不及好好告別他們】痛快倪匡
與倪匡不熟，但倪匡的逝去，我覺得是2022年頭等大事：在公，是香港文化失去了土地公一般的存在；在私，我有許多與他相關的東西，像四月的木棉飛絮散落四周，難以檢拾，但卻每一團都包含了一顆種子，將來會長成什麼還未知曉。在七月的悼念潮中我未能寫成文章，但又難以全部擱下，以下散碎的撿拾，識者為諒。
我中學時自然也看過很多衛斯理，明窗的口袋版，學校圖書館裡都很方便借到，一本一本的看，在書末的系列書單中逐本劃掉，好像永遠不會看完。那時是男同學推薦，一般衛斯理總是男同學在看，而我沒法把愛情小說看進去，金庸小說又已看完了，古龍在公共圖書館借，衛斯理則是在學校圖書館借，中午借一本，午飯時間加上課時在櫃桶裡看完，放學可以還了再借另一本，十分劃算。去公共圖書館比較花腳程，要借幾天才能看完的長篇才劃算。
同學間會交流看過的心得，有說這本好看的就馬上搶過來，只是人家的讀後感我總是不大同意，雖然當時的文學評論語言大概只有「好看」、「好悶」、「好驚」幾種。我比較幸運，第一本看的是《大廈》，原來被稱為衛斯理系列最驚嚇頭三位，那個「進入電梯後如果被送去不知名的空間」的橋段，以「有人摔死在大廈天台」的懸疑情節帶出，的確曾令中二的我進入電梯時不寒而慄，按鈕遲疑。神秘，不可知者，與其伴隨的驚怖，以一個無法承受而自殺的人來具像化，成功將我心裡小小的驚恐放大。懂得害怕，是因為感受到自己感知的界限以外，還存有不可解的世界。這大概便是想像的展開，而它讓我早在未讀到心理分析的想像層、象徵層、實在層概念時，就已感知到何謂「怖慄」。它不是危及生命，而僅僅是生命的不能承受感，現實感的碎裂，就已經是怖慄。
現在想來，倪匡能寫到這種怖慄，還是與他在中國大陸的極端經驗有關。人無法解開自己的困境，才會在雲端一躍而下，以死亡來終止無法掌握命運的無力感。衛斯理系列最驚嚇頭三位的另一本《木炭》，最驚怖的情節當然是木炭被燃燒時有人的驚叫聲，那種恐怖是錯手殺人的可怕——倪匡在土改期間負責寫處決地主的佈告，而當時每天都有地主被殘忍處決的驚叫聲吧，那也許是寄託在文本裡的噩夢。
那時我便在中學的午間時份，被衛斯理打開許多想像，為我的成長增加一些份量不明的飄飄然。現在或者有人將倪匡歸類為科幻小說類作家，不過衛斯理看多了，便知他其實最重視或倚仗的，只是以神秘、未知的事物，打開一些想像的空間，讀者本身沉悶呆板的生活裡，就出現了另一個書頁中的世界，它讓人抬起來頭時，看本身的現實時，有了不一樣的角度。他的小說好看的多半是開頭，那就是神秘懸疑來臨的時刻，謎題出現，可能性湧動，到後來又是外星人了，你會知道作者又趕著交稿了，會心一笑，又等著看下一本去。不少男生在過程中便轉向神秘知識、史上未解謎團去，我則不大深究——我有時連情節都不深究，其中一本《酷刑》，情節簡單到當時就知可以過目即忘，但書中大量對抄中國的酷刑歷史，五花八門心驚肉跳﹐那歷史的震悚停留了好幾天。書中說過，環顧世界歷史，中國人絕對是發明酷刑的天才，任何民族都比不上。這種基於歷史的認知，其實也是中國讀書人的共識。他們都用同一種口氣談論，成為一種批判的身份認同，有著自哀。
我翻看最多的倪匡系列，不是衛斯理、不是原振俠（可能男女性對感官情節的要求有點不同）、不是女黑俠木蘭花，而是「我看金庸小說系列」。開宗明義的「我看」，強調個人角度與主觀性，倪匡還把小說人物分級品評，依他口味，像令狐沖楊過這種性情中人是絕頂人物，殊異突出的如洪七公歐陽鋒小龍女是上上人物，比較溫吞猶豫的通常是中至下品，又如射雕黃蓉是上上人物，神雕黃蓉是下下人物，拉出來是中中人物，郭靖不予置評⋯⋯等等，很多評語一句起兩句止（有二三百字已經很多了），完全不嚴謹，純粹作家直覺，有時又推翻自己的標準，有時根本是看他如何捩橫折曲，死拗返生——當然這些本就是倪匡最好看的原因，關鍵就在於痛快淋漓。他有些判斷我自然不能同意，例如小昭雙兒這些我等女性眼中看來毫無性格的角色，怎麼就是上上人物呢？李莫愁這種福利線欲望NPC，評成中中人物可惜。但看完幾本，那種著重快意與超俗的標準到底說服甚至教育了我。以上過於男性中心的判斷，敢於這樣直白地表達出來，也展示了某種作家的坦白，比偽裝壓抑者可愛。書的世界是這樣，如果看完整本，就算這個作者本身有著你不能完全同意的部分，作為讀者的我也會將之作為一個整全人格那樣接受下來，書就是這樣提昇我們的包容度。這和現在網絡文化很不同，很多網民會因為一個PO裡面的一句而全面否定一個人的全部，我想這並不健康。
倪匡的魅力，很大程度是他極勇於做判斷，也不避語出驚人，可能他經過不能講真話的環境，份外知道講真話的快樂、價值與魅力。倪匡逝世之時，科幻小說家譚劍說過倪匡最大的文學成就，其實是他的散文。這話實在說得對。倪匡的專欄「XX的信」系列我也是看完了的，也有翻看，不乏觸動下淚的經驗，明明只是四至六百字的小文——文字魅力在於極細微之處，尤其天天趕交稿的專欄難以雕琢，大部分用的是直覺。記得很小的時候看《無情的信》中的〈想起古龍〉應該是第一次看倪匡看到哭並抄下來，背得出開篇第一句「突然想起古龍，自然淚如泉湧。」若只是「想起古龍，淚如泉湧」只是一般的情感豐富而已，兩個條件轉接虛詞「突然」、「自然」卻有微妙的畫龍點睛之妙，帶一種無理之理的突兀醒目，這些小處最見天份。在香港，寫作天份多半需要經歷長年煮字療饑的消耗，這種消耗不但是文字、話題也是情感上的，就算是強烈的感受才寫下、重要的話題才選入書中，充盈又充盈的文字如何不致金屬疲勞、為文造情，也是很大的磨練。回看倪匡的「XX的信」系列，筆端所至果然有一種孤燈下思考的氛圍，往往因情感而思考某個主題，一路在往復推論中流露情緒，始終慧黠可愛，讓讀者有所啟發，又感於他的聰明和真摯。
重翻《不寄的信》，倪匡寫了一系列關於愛情的小文，在八十年代初不可不算是立論驚人。他說現代女性有一種敢作敢當的自主氣慨，包括一個女人可以有幾個男人，不怕物議，反讓宵小自慚形穢閉口。倪匡總結為「開放的觀念，浪漫的思緒，付諸實行的生活，自己覺得快樂，就那樣去做」。他又說「情婦是瀟灑和浪漫的結合」，但必須經濟獨立、才是理想的情婦，受男人供養的就只是玩物。「情夫」又是最難找的一種男人，因為要外形出眾（他們全是外貌協會）、知情識趣、豪爽大方、強壯且性能力正常，並永遠用最好的一面面對女人。他在這幾篇文中提出一種超越利害計算、雙方平等、浪漫快樂的非正規關係，並反過來說婚姻若要靠制度而非愛情來維持，是十分可哀的。同居也可以（在當時應是頗受爭議的立場），重點是一切都是基於愛情的自由選擇。
基於愛情的自由選擇，其實是五四新女性運動延續下來的精神，而倪匡把它放入當代語境中，維持了這種精神的前進性。一個讀現代文學的人，在性別立場上理應是前進的，作家對愛情、性別、家庭的觀念也理應是前進的，像葉靈鳳《書淫艷異錄》那樣，健康到不行地寫性。或者我們也可以用這種角度去理解「香江才子」一脈，所謂「風流而不下流」，其實是持開放而尊重女性的態度，同時堅持不道貌岸然的「鹹濕」，以及拒絕將女性視為擁有物的中國傳統父權制度，在言行中體現自由精神。我現在，可以用這㮔語言去描述九十年代在亞視播出的《今夜不設防》；當時，正在讀中學的我，只覺得他們十分得意，在日常生活好像沒機會看到這樣的人，於是晚晚追看。現在想來，黃霑、倪匡、蔡瀾所在進行的，不吝可視為「扛負文人的責任」；而他們展現為品味和遊戲，一切像是酒後胡言，不認真得很認真。
《今夜不設防》對我影響很深，是我做「文學放得開」時假想的參考對象，也讓我一直認定作家的生活行為是可供觀賞之物。作家又以其身份和經驗，可與各種人交談交心，無視界限，「真」就是爽。晚上看節目的快感日間無處追尋，我有去找三人的書來看，但那時黃霑《不文集》等作品不易借到，蔡潤散文也太恬淡，一個中二女生兩者都不懂欣賞；只有倪匡最易進入，我在日間一本一本的看，覺得貼心，似乎這人我已很熟——但到晚上看節目時呢，倪匡多半是大醉，舌頭都大了，黃蔡二人又加倍取笑他讓他說話更難聽懂，那個鏡頭前不知伊于胡底的倪匡，與我在文字中所見思路清晰而慧黠的倪匡無法重疊，產生一種矛盾的心情，有點像與暗戀的人無法溝通，描圖紙上輪廓對不上的感覺。
但倪匡的哈哈哈哈哈哈至少是聽得懂的，笑聲成為了節目和他本人的招牌。我素喜大笑，前仰後俯樂不可支，中學同學多以為我是受沈殿霞影響，我也懶得解釋——其實影響我的是倪匡。
以上這些話已經沒機會再向倪匡先生說明。我和倪匡先生只見過一次，有一年有本倪匡傳記出版，香港書展辦倪匡講座，我懷裡帶著自己的詩集和散文集，想要去認識倪匡先生。活動完了我走向講台上的倪匡先生，侍候在倪身旁的傳記作者A遠遠見我走來，馬上一個誇張的轉身，擋住我來的方向，讓倪匡先生看不到我。那時是2014年，我三十多歲，辭職書店會上報紙，八月就要去愛荷華參加國際作家寫作坊；讓A做出這樣露骨的身法，不知是出於忌憚還是蔑視，總之是我在文學場合首見。我冷靜地繼續走前，繞過A，將書遞給倪匡先生並報上自己名字。
倪匡先生接過書，說，「鄧小樺？我有睇的，寫好多嘢喎。」
這就是我和倪匡先生唯一的對話。字面上沒有什麼特別的稱讚，但我已經很滿足了。一個前輩名家，有看過你的東西，有印象，已經是一種肯定。倪匡號稱世上寫漢字最多的人，曾經日寫二萬字，他一定懂得，寫好多東西，裡面所包含的磨難，他一定懂得。
回想倪匡從《今夜不設防》年代講話無人聽懂的形象，到後來成為智慧老人代表的年代，他個人其實轉變不大，仍然是直言而慧黠，你給他一個說法，他會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承認或否認，繼續展示作家最重要的職責之一是給出說法。類型小說不時需要與時勢互動，影射得好自然會成為「預言」，也是文學自動衍生的光環。著名的港台節目《鏗鏘說》石永泰訪問倪匡，談及《追龍》中重要的「預言」，倪匡笑著接口「是一本偉大的預言小說」，鏡頭就此截斷，但我看他明明還有意料不到的推翻在後面。倪匡被稱為「智慧老人」，我想他對中共的判斷來自於他親身經歷和歷史知識，而我最懷念的，還是他雙子座式俏皮話，給出一個又一個新的說法，痛快。在陰鬱壓抑的時代，我們應該要記住，香港原本也可以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