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文學館在他方】文學館與文學的正典化：中國現代文學館

近來文學館的相關議題再次受到關注，各界對文學館的想像和期望也大有不同。不過歸根究底，若要尋求一個最大最大公約數的話，文學館的基本工作大抵離不開文學的搜集、保存、整理、研究和展示幾個大項。文學相關資料繁多，即使能夠大量收藏和保存，一時也無法全數整理和展示，當中必然涉及主次和取捨。各地文學館因其不同的主題、規模和運作方針，實際操作時會有不同的取態。小型文學館限於規模，在策展和舉辦活動時，往往會針對目標對象的趣味和需要；至於大型文學館，則往往更多地考慮到正典論述和文學地位，務求向國民和外國訪客具體呈現一國文學的歷史，並兼具研究機構和圖書館的功能。在此，我們不妨以目前世界最大的國立文學博物館（national museum）——也就是北京的中國現代文學館——為例子，檢視國立文學館的功能和意義。

回顧歷史，中國現代文學館（下簡稱現代文學館）的建立是出於巴金的倡議。一九八一年春，巴金首先在香港《文匯報》撰文，提出需要有一個專門機構，去搜集、收藏、整理、研究、展示中國現代作家作品，將一個時代印記傳承下去。巴金的提議很快引起了反響，在兩個月內得到中國作家協會議決通過，並報中央批准。現代文學館次年在北京萬壽寺西院設立臨時館址，並獲財政撥款作為修繕和購置基本設施的經費，最終於一九八五年一月正式宣告成立。

現代文學館的工作目標基本依循巴金的構想，其建館籌備委員會的陣容非常鼎盛，囊括了當時最具聲望的元老級作家包括巴金、冰心、曹禺、艾青等，並凝聚了唐弢、王瑤、吳福輝等不同輩代的現代文學史專家。一九八四年，即開館前一年，現代文學館同人密鑼緊鼓地分別舉辦了茅盾和老舍的「生平和創作生活展覽」。這兩項先導工作充分顯示出，於草創時期，現代文學館同人在搜集和整理資料之外，已極為重視文學文物的「展示」工作，同時體現出建立典範的意志。

選擇先為茅盾和老舍兩位作家籌辧展覽並非偶然。除了考慮到早期館藏資料的數量，更重要的是作家的文學史地位。既然是現代中國第一座文學博物館，現代文學館這兩次策展，並不能單純理解為對當時主流文學史論述的蕭規曹隨，而須充分意識到它實際參與了作家的歷史定位。茅盾和老舍均是一九三零年代中國最為突出的小說家，而茅盾作為早期現代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的創會成員、《小說月報》編輯、後來重要的左翼作家、新中國首任文化部部長，他的入選毫無懸念。至於老舍，這位自沉太平湖、在文革後獲得平反的「人民藝術家」，他的入選在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的語境中更別具時代意義。那麼為甚麼不是周氏兄弟？因為早在一九五零年代已經有魯迅博物館了，而周作人研究當時仍然多有禁忌。所以，在策展的背後，是學術問題以外的多方面平衡，當中牽涉了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對於現代文學正典化（canonization）的需要和步伐。

二零零零年，現代文學館遷往北京朝陽區芍藥居地區。新館的設計和佈置亦遵從了建立正典的意志。現代文學館的大門上鑄有巴金的手印，你需跟他先握手，才能開啟現代文學的朝聖之旅。新館大堂有一個三米多高的巨型花瓶，燒上了五千名中國作家的簽名，花瓶兩側有從中國現代文學名著取材的壁畫。現代文學歷經百年，作家和作品何其眾多，能夠忝列其中已是認可。至於第一層重點介紹的文學大師，第三層以作家命名的作家文庫實物展，誰能夠被接納誰被重點展示，背後均有值得細思的考量。

保存和提供文獻資料當然十分重要。惟在公眾層面而言，現代文學館的重要性，在於能讓中國現當代作家在文學史的「平面」記載之外，「立體而真實」地走向文學（館）的殿堂。與繪畫和雕塑等藝術作品不同，文學作品作為印刷品，很早以前已進入了可複製模式，一冊在手即可閱讀。相對於到訪巴黎羅浮宮近距離觀察蒙羅麗莎真跡的筆觸和層次，一般公眾並不會在文學展覽中把作品仔細讀完。故此，現代文學館把重點放在文學的相關文物的展示，更多地涵蓋作家生平和創作生活的周邊，例如著作、手稿、信函、日記、照片、錄音、錄像、作家使用過的物品等等，使受眾能通過直觀（而非閱讀文字），更為立體和形象地增進對於作者的認識。書籍當然也佔有重要位置，但它更多是被當作珍貴的文物（絕版書籍），而非即場閱讀的對象。

現代文學館尤為特別之處，是對一眾作家的書房的還原。這項工作通常是作家故居（亦即人物傳記性博物館）的重點。通過凝視書房裡作家遺物，參觀者彷彿能在停滯的時間和空間中，從可見之物裡感受到某種靈光（aura）。它們是純粹的靜物，但恰恰以其物質的存在，彰顯了作家之（不）在場；並且以其空盪盪的姿態，靜默地發出光芒，詢喚思想和文化上的認同。在數碼時代裡，當一切均可電子化以至虛擬參觀，這些浮沉於實物之上的靈光，或許才是文學館不得不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