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2022，來不及好好告別他們】把破碎的世界再度拼回到一起：芭芭拉．艾倫瑞克的思考與行動
也許「我」和其他的一切之間曾出現某種斷裂，而我對「真相」的追尋只是一種想要癒合的慾望。
──芭芭拉．艾倫瑞克，《我的失序人生》
芭芭拉．艾倫瑞克的生命在2022年9月1日結束了，她在這世上度過了81年。一直以來，她就是個不懈的鬥士，也因此留下了長長的頭銜：她是DSA（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的共同主席、美國最著名的社會運動家，也是21本書籍和無數評論文章的作者，她的《我在底層的生活》影響廣泛，甚至促成了串連全美的勞工運動。她是為數不多的美國左翼傳統領頭人物。
如果你也看過《我在底層的生活》，你或許會記得，當時五十多歲的艾倫瑞克在親身體驗了幾個月的勞務工作後，向美國的中產階級呼籲：「罪惡感根本不夠，我們真正該有的感受應該是羞愧，對我們如此依賴他人以過低薪資付出的勞力感到羞愧，當某個人為了一份養不活自己的薪資而工作時，那麼她是為你做了極大的犧牲，她用自己的能力、健康，和生命的一部分作為代價，給你一分贈禮……他們才是我們社會上的大慈善家。」對於貧窮現象，她要求讀者捫心自問：「我能做什麼？我能如何參與？」
艾倫瑞克是女性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兩者對她來說是一件事）。世人認識她，正是因為她在1960年代後期開始參與一場又一場的政治與社會運動。她來自一個開明自由的家庭，父母親都強烈支持勞工運動和社會進步的議題。父親是個礦工出身的知識份子，具有實幹能力，又有活躍的求知精神。艾倫瑞克崇拜父親，「這個宛如濕婆下凡的自我毀滅天才，是他教會我要永遠追問『為什麼』。」
那麼，艾倫瑞克的故事從哪裡開始呢？如果你把這則故事寫成──艾倫瑞克受到父母薰陶，從小就將他人的福祉視為畢生的使命，才有她這一生的事業──這也不算錯，但過程要更曲折些。事實上，父母相處不睦，兩人最終分離。父親酗酒，身心逐漸衰敗；母親憂鬱，前後三次自殺，終於成功。出身在這個自由卻破碎的家庭，敏銳的艾倫瑞克從十四歲就開始留下紀事，她的故事可以從這份厚厚的日誌開始敘述。
少女艾倫瑞克決心找到生命的意義和克服死亡的方法，她在《我的失序人生》裡回憶，她當時甚至是一個唯我主義者：
沒有人能向我解釋的是：死亡這個事實會如何降臨到我身上。要接受死亡，就等於是要相信（或至少能實際地想像）一個沒有我的世界。但相信任何事正是一個「現實」主義者要拒絕做的事。我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有一個沒有我的世界存在。
她之所以在日誌裡「收集事實」、「掌握狀況」，想要解開「宇宙的大謎團」，都跟她頻繁出現的解離經驗相關。當時，她相信「思考」是抵抗未知威脅的方式：
然後事情就發生了。某個東西把眼睛可見的世界剝除掉了，把連接著它的一切意義、推論、關連、標記和語言也一併帶走。我前一刻還看著一棵樹，但下一秒，「樹」這個字就消失了，連帶地從我學會說話以來十幾年所累積有「樹」的概念也全不見了。
解離發生時，艾倫瑞克的意識消失，認知功能停止運作。雖然對此充滿困惑，她從來就沒有考慮進入天主教或新教的懷抱中。這不只是因為父母親都是鐵齒的無神論者，更由於她始終拒絕一套現成的形上學。
艾倫瑞克無法向他人訴說這樣的經驗，她感覺自己一敗塗地，情緒反覆崩潰。就在上大學前不久，有一次她從加州住家開車幾個小時，抵達海邊一座高達五十呎的岩壁，徒手攀到高處。她寫下：
我必須把自己的力量擴張到遠遠超過身體的侷限，因為努力把破碎的世界再度拼回到一起是我的責任，原因是，周圍顯然沒有其他人能做這件事。
這麼浮動不安的青春期，她還是有驚無險地度過了。
後來的事你都知道了。1960年代後期，艾倫瑞克發現實驗室的夥伴可能要被徵召去越南。「這太荒謬了，你不能去越南。」她先是寫信給總統，解釋這場戰爭如何浪費美國的人命與資源，傷害越南人民；然後發起連署、組成委員會、散發傳單、走入社區。離開學院後（她是細胞生物學博士），她投入醫療政策、社會階級、婦女與性別種種議題，不論是做研究或是以社會運動的形式，又或者是發表報導、甚至出版書籍，她一直試圖去打造一個更好的民主社會。
中文世界認識芭芭拉．艾倫瑞克的時間或許晚了一些，當時她已經在社會不平等的議題上奮戰數十年了。從2010年《我在底層的生活》中譯本出版開始，我們愛上了這個語氣辛辣幽默、勇於正視人間困難的「芭芭拉大嬸」。她陸續帶給我們《失控的正向文化》（抨擊美國虛假的正向文化）、《嘉年華的誕生》（哀悼失落的集體歡愉）、《失業白領的職場漂流》（解析向下流動的中產階級）、《我的失序人生》（回顧自己的神秘經驗出發點）、《老到可以死》（批評拒絕死亡的現代文化）。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她同時是個女性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這個問題。她曾在〈什麼是社會女性主義者？〉中力圖解釋階級鬥爭不只是發生在工資、工時上面，而是遍布社會存在之中，包括教育、健康、藝術、音樂等等領域；社會主義和女性主義的核心是不可分割的，將工人階級原子化並從而依賴資產階級的力量，正是那個鞏固女人從屬地位的力量。這個從早期生涯就開始的整體論想法，也可以在她較晚的論著中見到，她並不認為專業、高薪的中產階級是勞動階級的敵人，白領階級一樣受到資本社會的宰制。
艾倫瑞克也不將新聞報導、學術研究和社會運動三者分割看待，事實上，她所有的著作都要放在她的政治實踐中衡量才有意義。在《我的底層生活》出版後，她利用版稅成立了「The Economic Hardship Reporting Project」來資助獨立記者對美國各地的社會困難進行報導，既鼓勵勞動階級寫出自己的聲音，也讓沒有機構保護的記者能夠接案寫作。否則，「在美國，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書寫貧窮。」
艾倫瑞克一直督促讀者面對血淋淋的現實：在你所在的地方，你看見了什麼？不要停止思考，不要退回到憂鬱、個人主義或是放縱的自我照護之中；與他人團結，創造社群，集體地行動。如同她多次陳述的生機論觀念，這是在一生的思索和行動之後的結論：「能動性」並不存在於個體之中，我們日復一日的生活都依賴著其他人類的幫助。甚至，「能動性」遍布在整個宇宙，包括所有的人類、生物、乃至沒有生命的物質，在事物的平靜表面下，原子和分子一直在活動，它們推擠和衝撞，舞動和交配。
芭芭拉．艾倫瑞克在1958年她十七歲的日誌中留下這段對未來的她的質問：
出於一種責任感，我寫下這段文字，這是對未來的我的責任，請你要抱著同理心閱讀它們。在幾個月之後再讀到這些文字的我，會是怎樣的人呢？會是一直一樣的我嗎？自從妳寫下這些東西之後，妳學到了什麼呢？
她當然不再一樣了。在之後人生的漫長戰役中，她負起責任，努力地把所有碎片拼回成一個世界，「我已經不再是一個與社會格格不入的人，也不再是個唯我主義者。我擁抱了我的物種，也接受因此而需要擔負的責任。意思是：至少我不能說謊。」
在他人看來的勇敢，或許只是她的誠實。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她仍然與運動夥伴們（包括她的兩位前夫）召開定期的線上讀書會，倡議支援女性墮胎權益，還在進行一項「自戀主義的演化」的寫作計畫。
經歷了成人之後綿密的人際關係連結──戀愛、結婚，激烈的內部政治鬥爭、寫書、演講，還有孩子們的人生冒險與成就……艾倫瑞克在《老到可以死》安然寫下，「變得老到可以死了，是一項成就，不是挫敗，而這份死不足惜的自由，值得大肆慶祝。」
艾倫瑞克不死，她只是再進入一個生機勃勃的宇宙之中，我們也一樣參與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