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迷上摺紙，步驟再多，都像有無窮精力鑽研。但在媽媽眼中，把這份精力用來讀書學習就更好了，因為摺紙都不過是「興趣」⋯⋯

有些時候，不是你問，就必然會有人給你答案；不是你說，別人就一定會警醒。跂之以個人經驗談教學，老師不再是單方面的傳授知識者，更應該是啟導者，啟導學生自行尋找答案。

哈佛畢業，沒有留在外國闖蕩，卻選擇返港創業，吳芷盈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回到軒尼詩道辦學，從事幼兒教育。畢竟軒尼詩道盛載著外公當年帶她搭電車到灣仔補習的童年回憶。然而回到香港這「屋企」，面貌已改，灣仔亦隨著舊區重建，不再是她曾經所熟悉的模樣。遠去消散，但仍然保存在心底裡，是那些與外公一起生活，在補習社作弊，還有在軒尼詩道匍匐而行、想為這裡帶來一點微小改變的日子。

讀書時，每個學生、每次調位都大為緊張，到底「命運」會安排自己跟誰為鄰？但長大之後，如游欣妮所說，當自己的身份變成老師，掌握學生們的「命運」，對於調位曾經有過的熱烈期盼或是誠惶誠恐，反而變成許多人事煩惱。

在疫情和《國安法》之下，有教師形容，由於網上授課會留下紀錄，或成為某種限制言論自由的隱憂，誰也不知道有着禁忌語的論文示例複本，最終會流傳至甚麼地方，作為某項顛覆國家的罪證⋯⋯

全體學生在大禮堂考試的記憶，疫情之下漸漸變得遙遠。安十五將這些畫面及聲音，像學生們同步翻開試題的一瞬間，老師高跟鞋噠喀噠，還有時鐘滴嗒滴嗒在倒數，寫成新詩。

常言道「性格主宰人生」，卻更可能是「習慣主宰人生」。從小建立什麼面向的生活習慣，長大就會成為怎樣的人，因此，對父母來說，育兒關鍵就在於能否判斷孩子的天性，找出其興趣所在，再透過小習慣幫助他們發展天賦。

對文學感悟力遲鈍的典型理科生，到底有沒有讀文學的必要？與其花時間讀中西文學這些「夕陽」科目，不如專心讀理科、讀醫，不是更有社會地位、光耀門楣嗎？但吳詠彤認為，文學不是純粹分析與寫作技巧訓練，亦是心理質素的培養。

將子女的日常生活排滿補習班、興趣班，是香港典型中產家庭父母「適得其反的教養計劃」。但事實上未必真的為了孩子健康成長，而是因為現代父母大都是雙職家庭，没有時間參與孩子的日常，造成一種心理焦慮。最好的解決方法是把孩子交到一些能匯報孩子現況的成人手中，方便父母時時刻刻監控孩子。

近日教育局正式宣佈通識科將進行一系列改革，檸檬認為此舉明顯是要將通識科連根拔起，屬滅頂之災。當課程、教材及教師經高度的政治過濾，日後被煎皮拆骨的通識科，最後還剩下甚麼可教？

市面上的兒童繪本，主題無奇不有，質素卻良莠不齊，雅言以從事幼稚園教育的豐富經驗，從個人接觸上千本的兒童繪本中，分享建立挑選優良繪本的準則。

英國小說家瑪麗．雪萊(Mary Shelley)係世界既第一部科幻小說《科學怪人》裡面，同我哋講咗一個關於「慾望」既故事。到咗二百年後既今日，「慾望」會否變質？想知中英劇團點將呢套經典搬上舞台，咁就睇片啦！ #中英劇團 #科學怪人 #舞台劇 #表演 #設計 #藝術 #燈光 #戲劇 #香港 #劇團 #視覺 訂閱虛詞無形YouTube Channel︰https://bit.ly/3dicXyY 讚好虛詞無形Facebook專頁：https://bit.ly/3dAe6BX ➤「文藝follow me」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藝能發展資助計劃」的資助

僅為小五級設計一張名為「不能逾越的紅線」工作紙和兩節課堂，就被教育局重手釘牌，做法不合常情常理，引起社會各界極大公憤。這種做法，是否有意讓所有人知道，若有人觸及此紅線，特區政府可隨時由上至下，置其於死地，永不得翻身，意為國安法立威？

近日劇院重開，香港話劇團的《原則》載譽重演，雖為舊戲新演，不過，回望過去一年飽歷滄桑的香港社會，語境大有不同，劇中這一場由「撤回」新校規所引起的校園鬥爭，繼而激起教師請辭，學生罷課，再牽動家長、社會輿論及整個教育制度，一切都是那麼似曾相識、歷歷在目。校園是社會的縮影，但劇場亦是現實的橋樑，或者觀眾可以稍為抽離自身，嘗試理解另外一方的想法。如劇中所言，可以討厭，但不要仇視，可以批評，但不要批鬥。時勢再險惡，都不要離棄民主與自由的基礎。

在《原則》裡，副校長在權力爭鬥下被逼調職，學生會會長傅佩晴因而發動「罷課保恩師」，推使她行動的並不只是憤怒，而是對於副校長的不捨，以及對學校的歸屬感。於傅佩晴而言，副校長是她的恩師，因著副校長用心教導，她才能學會做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若學校失去了副校長，危及的更是學弟妹的福祉。黃雪燁引用這些情節解釋，傅佩晴的魯莽衝動全是情感使然，但有些時候「感情用事」卻絕非壞事。「就如我最近讀的一本書，書裡假想出一個未來世界，那裡絕大部分職位皆由人工智能代理，唯獨法官無法被取替。我想，這就是情感的重要之處，也是我想透過傅佩晴向觀眾傳達的話。」

如果連選擇在狹縫中掙扎都不被允許，那麼請給我一條臍帶。

人應該了解「物質」存在的真實意義，將其放在生活中合適的位置。

「賦權」似乎是從上而下的一個過程，是一個父母賦與子女自主權利、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可一蹴而就，亦沒有捷徑可走。

教科書的註釋，有時唔知變咗乜，有時又應注唔注，令教學者無法理解，此文特別想一提的，是《出師表》遇到的「妄自菲薄」。

我只能給你這麼匆匆的一小時／猜探然後原諒你言詞裡／一切可能的由衷與不由衷

讓不讀書的學生讀書，喜歡讀書的讀更深的書，更上一層樓，博學而篤志，也是極有成就感和意義的事。

繼上一篇文章探索幼兒情緒的成因後，雅言在這篇進一步討論如何馴服「情緒怪獸」，願大家一起努力成為優異的「馴獸師」。

她在班上不知不覺地消失了。不知怎地，大家對這份「消失」感到習以為常。

上課時偷看書是一個很奇妙的體驗。譬如我在桌底下翻了一整個星期，張無忌還在光明頂上。

提起「情緒教育」，範圍可以很廣泛，雅言嘗試定下兩個題目，探討家庭中的幼兒情緒教育，這篇先談如何找出幼兒情緒的成因。

香港雖有「美食天堂」之稱，但香港人卻未必真正懂得吃，仿效鄰近地區的成功經驗，向年輕學子推廣食育教育，或可帶來改變。

丙+，與一句用詞 不妥當，的老師評語 成了他睫毛搧動時 所擒住的景象 他佇立讀寫障礙的邊緣 譬如倒轉的字 譬如顛倒的城市 一切在他眼中，讀

愛國的心，最重點在於由心而發，而非由法而立。因法已立，因規條已設，擺出一副僵硬的臉，屈於權威，這國，堪愛嗎？

香港公共圖書館日前將陳雲、黃之鋒、陳淑莊的部分或全部書籍下架進行覆檢，觸動全港學校圖書館主任的神經。從事圖書館專業的冰點，坦言自己並不喜歡陳雲，卻從未想過有天竟要將他的書籍囚禁起來，甚至毀屍滅跡。

身為老師，若將權威主義貫徹在課室中，長遠來說，弊大於利。由於老師習慣了在課室當「一言堂」，無意中會散發出「唯我獨尊」的氣勢，將自己放在一個「絕對權威」的位置上，忘記了課堂也屬於學生，他們也有發言和參與決定的權利。所以，課室中多一些「民主」，少一些「權威」吧！老師的角色應當是適當地介入及協調，而非仲裁者。因為「對與錯」的概念萌生於孩子的心中，而非老師的口中。

眷念啊眷念！是仇恨以外另一股強大的能量。

面對全球競爭，教育改革絕對有需要進一步深化，惟在互聯網世紀，教育不再是學校專利。

老師說，這年你們不要幹其他了，專心讀書，入不到三大你們便沒前途。同學們乖順服從，沒半點掙扎。

當他大喊光復香港，他會想起S的傷口，而自己卻安然無恙，便不禁心虛起來。

你有沒有考慮你子女的感受和成長的需要？孩子要的不是勝利，他們需要的是快樂，或者在得一劍和失一劍之間，希望你們沉默。在他們沒有要求你鼓勵的時候，作為家長，又可否沉默一點，讓他們自己去經歷？有時家長會認為無時無刻的鼓勵對子女好，其實任何事情，都只有適時與適當與否，不論讚賞與責備、獎勵與懲罰皆然。

當我們認識到教育的公共性的時候，才能從事更好的，真正為學習者設想的教育。

在香港這個殖民社會裡，語言不過是被使用（use）的工具，卻從來不曾被擁有（own）。

我是第一屆文憑試的考生，也是典型的文科生。由於我修讀的科目的考核模式都是以申論、述評或寫作為主，三年下來，使握筆姿態本已不佳的我也練就速寫的技能。

各位成年人實在有必要觀察一下自己平時對著孩子到底說了些什麼話，這些話又是怎樣影響了孩子的行為。

在這因疫症而停學的日子，當大家都要用軟件「隔岸傳聲」之時，呂永佳還是傾向願意望向沉默但在場的一方，希望像當年的老師教育自己般，讓學生看到學問的流星。

畢業之後，我有時就成為了一個到處跟男性朋友「女性說教」的角色。我有時也知道，這是不好的。

三歲半的孩子因為缺乏安全感而容易情緒不穩，對於破壞、破碎尤其敏感，所以「修理」玩具對他們來說尤為重要。

人不是植物，不可能栽種在任何地方都茁壯成長，尤其敏感稚嫩的幼小心靈，更需要小心呵護。移民前後，多考量當地的教育環境，多關心孩子的心理狀況和適應進度，適當地調整方法去支援他們。大人下的人生抉擇要無辜的孩子承受已經不是一件公平的事，那至少也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家長。這些才是移民必要關注的問題。

靈異的2020年，學界展開了史無前例的網上教學，一時間老師與學生無所適從。為此虛詞特意製作網上教學小輯，黎國威冷靜地剖析網上教學及面授課程的差異，野之道盡老師對網上教學工具的陌生、學生無心上課等慘況，梁璇筠則盡力以輕鬆的姿態，營造互動的教學氣氛，務求不要太「甩轆」......

我上課了，關上房門，加入老師開設的平台，調較靜音，黑了畫面，最多顯示一個卡通人物，代表自己健在。我在ZOOM故我在！老師上課提問，我不回答也不打緊，反正不在課室，其實，我有在聽他的課，但同時手遊在握，正在緊張的「升呢」關頭。這算是「俾面」了吧！行家說他開的課，全班30人只得3份1在線，其他同學都成了失蹤人口，人間蒸發還是有心曠課逃學？要點夠記錄在案，待復課跟進處分？

我哋一邊廂見到香港聾人爭取佢哋嘅文化權利（包括對佢哋嘅母語尊重同承認），但另一邊廂我哋就見到中國共產黨點樣將新疆嘅維吾爾族人再教育，漢化，壓制佢哋嘅語言文化宗教，似乎係進行緊一場cultural genocide文化上嘅種族滅絕！

「內向」這個形容詞一直帶給人負面的印象，似乎與「孤僻」、「自閉」劃上等號，其實只是人格上的一種取向，應當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假設有一把量度性格的尺子，一端是外向，另一端便是內向，我們每個人都在這把尺上的某個位置，傾向某一端。

在十多年的教學生涯之中，梁璇筠從未試過如此悠長的「農曆年假」，也從未如此期待上班。為了抗疫，老師們開始嘗試網上教學，梁璇筠分享她從買自拍神棍拍片，到開始拍攝以至剪片時的準備功夫，務求與學生一起，不要太「甩轆」。無疑網上實時教學只能是權宜之計，不知道何時可以風乎舞雩詠而歸？

於停課期間為追回課時，採取網上教學是無奈之舉，但它始終有所局限，至目前為止也不可能完全取代面授課程。來自教育界的黎國威分享個人經驗，試圖論證網上教學不可以做到甚麼，並提醒我們不應忘記學校作為實體空間，也是全人教育得以可能的關鍵。

以學年來計，相信不少教育界同工也心知肚明以下事實：這學年幾乎可說是報廢。在學習過程未有足夠時間保證的狀況下，是否仍然要按既定schedule，讓未有足夠學習時間如期升班、升學？黎國威在這篇文章引出線性時間觀的概念，從而回到最根本的問題：究竟從事教育，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教育本身，還是為了滿足教育的程序？

記得以前老師在堂上講解《金剛經》，提醒我們應如是降伏其心，如是開度眾生而又實無眾生可度。為甚麼呢？因為最終都要靠同學自己了悟，有人頓悟，有人漸悟，有人執迷不悟，要是我一著相，執著人相、我相、眾生相，就無法開度眾生，教與學就完了。

身為教學者，學生能應用所學，老師實該感到高興；只是，在欣慰的同時，老師也陷入兩難處境。野之分享幾段師生之間在課堂上的真實對答，對於《醉翁亭記》、《魚我所欲也》、《岳陽樓記》，學生們總能舉一反三。別把政治帶進校園？明明課程上的一眾聖賢、古人、烈士、猛將，都在神交古人的過程中，傳授了仁義禮智之思想，如要問責，請別問老師煽動之責，關於課程編修，尋根究源就一清二楚，誰先帶頭把政治帶進校園？

正如在最近《3016》的教育劇場演出中，學生扮演企業的實習生，需為公司構思一雙鞋，卻有學生回答用糞便，演教員處變不驚，更一本正經地回答：「那麼你要考慮處理素材的成本，考量身處3016年的環境，再檢視造鞋的物料。」

我，以及C，還有許許多多校友和同學，都無法對中大正發生的事坐視不理，警方的行徑無疑是直接侵犯了我們心底裡某個至關重要的部分，而我們必須守護它。

原本應該坐在課室揮發青春的學生，到底是誰迫使他／她們不是守在校園的前線，便是躺在臨時醫療處的體育館地上？每個被誣蔑為暴徒的學生，在洛楓眼中都是那麼的純樸。明明之前還在興高采烈地說要研究誰的詩，轉個頭卻在抵禦警察發射的催淚彈、橡膠子彈、水炮車之中受傷。學生不是暴徒，祗是優秀的人被殘酷的極權者統治，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悲哀。

相比文學與視藝兩個範疇明顯出現本土VS大陸的政治性對壘，戲劇、藝術教育、電影與音樂情況顯得沒那麼惡劣，多談及資源分配機制，及如何為業界「造大個餅」。不過戲劇組火藥味較濃，藝術教育與電影組亦呈現出世代之爭，最終會出現新舊交替，抑或薑是老的辣？需要各個界別的選民擦亮眼睛，投下智慧一票。

在「小說改編電影」課上，我死都要教徐克版的《倩女幽魂》。1987 年的電影，比同學都要老。而且很多人都已看過，興趣自然不是很大；今年又兼遇上舊生被控暴動，不少同學去了法庭聲援，課室學生又少了點。但我還是，覺得非要講《倩女幽魂》不可。

乘著九月大、中學生陸續開學，罷課的新聞幾乎佔據半個月來的關注，尤其是中學生穿著整齊校服參與罷課、集會、組人鏈的影像，頻繁地在社交媒體上出現。說到中學罷課，筆者倒是曾有過一次特別的「罷課」經驗。準確一點的說，是一次「失敗」的罷課經驗。

懂得與人互動溝通、多元協作及處理複雜人際關係明顯是 21 世紀年輕人必須掌握的「應用技能」／軟技能（soft skills），而適當的口語溝通訓練，絕對是當中的關鍵要務。

九月二日，中學生各自在不同的校園裡響應罷課，有的在校內默站，有的在校外手牽手組成人鏈，今年的開學日肯定最難忘。就讀中六的 Teddy（化名）回校參與罷課後，來到中大的百萬大道繼續參與集會，手持菲林相機記錄現場。問到他會否擔心未來的公開試成績，他說：「既然我的未來有那麼多不公平的事，為何我還要為一個這樣的未來，爭取自己那麼小的東西。」

今個暑假，全港市民不論黃藍都置身於反送中運動的漩渦裡。街頭的戰線以年輕面孔為主，不乏中學生。當整個香港都回不去了；「開學」卻像真理一樣在前頭。學校體制規律高壓，與拼死渴求自由的學生的身心狀態，明顯斷裂。我們該如何迎接這個斷裂呢？

奧斯卡經典電影 Good Will Hunting 本有追求良善的意思，面對當前的困局，同行善良之路或許就是教育的真義。

學校課程專責小組委員會6月公布諮詢文件，建議檢討聆聽和說話評核的作用。有網民認為此舉是為推動普教中鋪路，也有人認為改革是走回頭路。其實，在討論中文科公開試應否設聆聽、說話考核之先，還需理清其發展脈絡。本文旨在為課改爭論提供一些背景資料。

取消兩份卷，係咪等於消滅廣東話，係另一個值得探討嘅問題。我當然係好撐廣東話，愛好中文的都知道，普通話即北方話係一種退化嘅語言，聲調少，剩係冇咗貼近古音嘅入聲已係最大問題。之但係話分兩頭，一份本來係考本族語（native speaker）嘅卷，我就唔係好明有幾大需要去考聆聽和說話。根本新高中嘅中文課程，係當中文係second language咁考，我一直覺得好戇居。

是的。一如以往，「狀元」（還有「超級狀元」，到底是誰發明的用語）會成為新聞報道的焦點。譬如幾個名校考生坐在一眾新聞機構的名牌旁邊，像一個小型的記者會，從容地回答各種問題。或許他們也沒有想過，不過是考了一場公開試，忽然就變成代表，回答各種與考試無關的問題。如果說「反對修例」，會獲得掌聲，如果說「不認同暴力抗爭」，就立即挑動了人們的神經。傳媒顯然是有意為之的，促令讀者以輿論的標準來量度學生的說話，沒有人記得他們不過是剛剛從一整套陳舊的應試教育裡走出來的年輕人，沒有人問過為什麼考獲優異成績就代表他們的發言有代表性，沒有人提出這種媒體操作的不堪與傷害。沒有，每年如是。

社會如此紛亂不安，要編寫一齣關於教育的香港電視劇，的確是一件毫不容易的事。剛剛播畢的ViuTV電視劇《教束》，卻在一片動盪疲憊的時勢中，廣獲網民支持。無論是劇情前半部，邊緣學生勇戰尖子精英，逆轉勝選學生會的過程；還是後半部故事中，師生挑戰校長，反對將平民學校「馬修書院」轉為直資學店的壓軸主線，《教束》這齣電視劇，都能保持張力，一邊嬉笑怒罵，一邊揭露社會現實，引起觀眾共鳴，激勵人心。

「六九大遊行」至今剛好一個月，這一個月來，我們見證了不少匪夷所思、聞所未聞的場面或說話，當中，特首林鄭月娥的「母親論」更是「神助攻」，令人為之反感，一眾媽媽更走出來高呼︰「人民不是特首的孩子！」獨立記者兼作家蘇美智，先後著有《外傭——住在家中的陌生人》、《壹家傻蛋》及《我們的同志孩子》等書，幾年前她曾撰文分享，在國民時代出版的舊課本《開明國語課本》上，有篇題為〈國慶日演說〉的課文，所謂「演說」其實就是一篇畢業同學的發言，發言中把為國家慶生比喻為替孩子做壽，人民以家長自比，期許孩子學得更好、做得更好；跟今天特首的「母親論」相比，高下立見之餘，今昔課本與青少年教育之轉變，亦值得大家多多思考與關注。

我的說辭，不是為警隊辯護，思考警隊的問題需要更廣泛的理解和討論。更重要的是，我根本不在意黑警的感受（不包括其親屬）。我在意的，始終在意的，是「毅進仔」這一說辭，不能只是一個用以貶損警隊的喻體。「毅進仔」可能是任何一個正參與抗爭的民眾，其邏輯所隱含的「學歷=社會地位」的想像，根本是不必要的偏見。而這偏見所傷害的，可能是你你我我。傷害是不必要的，如果我們相信更好的所指。

小時候我們都希望盡快成為大人，每天「變身」穿上自己喜歡的衣服；後來長大了，換過一季又一季、一櫃又一櫃衣服，校服的樣子卻是愈來愈清晰——「校服怎麼可以這樣便宜？」「袖子的設計原來這麼實用」「穿在身上好舒服啊」。「有些家長隔了一段日子後回來問我們，為甚麼校服縮水了呢？量了一下尺寸我就說，衣服沒有縮水，是小朋友長高了。」維多利校服公司在荃灣屹立超過20年，店長丁小姐的人情味，也是不少學生校園記憶的一部份。

劉智聰與南豐紗廠合作舉辦「舊課本——那些美好的風景」展覽，再次展出自己的舊課本珍藏，希望讓大眾懷緬往昔學習回憶的同時，反思舊課本內容價值與社會環境的變遷。「寫教科書的人，要照顧所有學生的程度、需要，難免會在解釋事情時顯得狹窄，有所局限。以前老師說課文正確，論調就正確；今日我們重翻舊課本，又能否突破這種思維？」

「寫詩與教書的身分，必須分得好開。」跂之聲線低沉，話卻說得篤定，散發溫柔的光芒。在現實急躁的香港，做一個詩人已經不容易；要做一個寫詩的老師，就更加是一件艱難的事。到底跂之是怎樣在生活的吊索上，平衡好這兩個身分，肩負起寫作、教育的責任？

人喜歡說閒話，而我讀大學時，聽過的閒話也最多。同學「吹水」時當然也會說起老師的閒話，但我從沒聽過有人會說小思老師的閒話。

初入行的時候，我還以為，任教大專比教授中小學可以更專注於知識的傳授，因為學生們已經成年，照道理已懂自律，會專心上課，追求更高層次的知識；但真正接觸過學生後，你會發現他們仍是一群苦惱的少年。

龍虎山環境教育中心多年伙拍香港大學的學者、生態專家，帶市民走進龍虎山，認識動植物，適逢去年中心成立十周年，這次腦筋一轉，他們請來作家藝術家，以西半山為界進行創作，以各自獨特的視野探索龍虎山與山下一帶，策劃「感知自然．就是龍虎山」展覽。

「（本報訊）今早十時正，大學一年級生於沙田火車站跳軌身亡⋯⋯」我一面讀著瑤的死訊，一面哼流行曲。車窗外是幾幢外牆剝落的唐樓。一群雛鳥在空調上棲息，只有一隻麻雀不斷繞著附近的樹飛。

前晚讀完川端康成的《名人》一書，不知為何竟想起了小思老師。這事不止發生了一次，在斷續讀《名人》的幾個夜晚裡，我都想起了小思老師。要究其原因，大概在於川端把端坐在棋盤面前的本因坊名人寫得威風凜然，而當小思老師面對香港文學的課題時，她在姿態上也都顯露出了相同的風範。

2015年10月6日，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至中山廣場的路上，由兩千多件學袍與黑衣組成的隊伍靜默行過，氣場凝肅。校園裡的遊行並不多見，這次行動由四位港大教授發起，為的是抗議校務委員會無理否決陳文敏出任副校長，影響學術與言論自由。當日，遊行發起人、時任法律學系主任何錦璇的一句發言還令人記憶猶新：「（陳文敏）做了多年院長及系主任，如果只是一個nice guy，也不會得到這麼多同事尊重。」

最後一日考試，相熟的朋友即興去吃飯，我居然拒絕了。沒有原因，也沒有人陪我吃飯，我就自己一個買了大家樂外賣回家，一個人吃。考試完結，本來是普世歡騰的事，我卻提不起勁，仍然活在那個頹喪的世界。

還記得，大學的一堂寫作課上，老師問大家喜歡以怎樣的姿勢上課，坐在椅子上，或是坐在地板上。一位同學回答說，她比較喜歡坐椅子的姿勢，因為可以把整個身體放進桌子下，就像把每個同學與老師都放進一個格子，不容易碰到身邊的人。老實說，我本來正期待著一起坐在地板上課的情境，畢竟，那樣看起來比較親密。而坐椅子的姿勢，總是有種在身體外多穿一層皮囊的感覺。

可是我們仍然繼續，／夜半或者午睡之後醒來，／準備好那未完成的考試／後來才知道那將是／畢生的夢境／誰是第一個， 踏出夢境的人？

大專畢業後，我在元朗著名的私校伯裘書院教書，一教就是五年。 　　說伯裘「著名」，自然因為它是新界少數的私校之一，而且頗具規模，全盛時期分校多達五所，甚至擴展至九龍美孚新邨。在義務教育還只到初中的時代，它是中三評核試成績夠不上升高中又想（或家長想）繼續升學的同學僅有的出路，也是小學放牛班學生的「收容所」。因此這也是它出名的另一個原因：這些無法適應填鴨式教育的學生，來這裡還是要接受一式一樣的教學內容，與無法做太大改變的教學方法，於是各種各樣課室秩序問題、行為問題層出不窮出現。

有些事情並不好說。香港學校搞到今日咁，校本條例並不是主因，大家都對錯了焦點。傳媒報錯了焦點，因教師團體或許有意無意轉移了焦點。是甚麼年代了？現今的機構全以分散權力、自我監察為管理模式，難道我們還希望見到「教育局」演變成獨裁的龐然怪物嗎？校本條例只是一連串更深層的結構問題下的助因。但這種深層結構無人敢說，也無人敢改變，因為迫害者和受害者都在同一系統中受惠。

李東海小學老師輕生事件中，最讓我震撼是這兩句話：「我當時唔出聲，好似幫兇！」、「是我們的懦弱，助長某人氣焰」。這是該校老師指自己當時因懦弱不敢仗義執言，自責助紂為虐，令對方走上絕路，因此感到愧疚和自責。面對惡劣的工作環境、遇上不理想的上司，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你會怎樣﹖或曰：槌仔揼釘釘揼木，校長和老師都有來自上頭的壓力。仿佛大家都是身不由己，只期望碰上好上司。這與古時期望一個好皇帝一樣，這不過是如金耀基在《中國傳統社會》裡講的賢人政治，這是一種由上而下的理想管治模式，這種文化，在中國人的社會裡可謂根深柢固。

紙媒文學副刊之死，一半是客觀大環境，包括網絡世界版圖無限擴張；另一半是文學人應負上責任。不買書不看文學雜誌是其一 ； 自殘是其二。

阿綠中三那年轉到這所傳統男校讀書，現為一名中五學生。他在精英班裡排名十五，尚算安全，可以在大海裡浮游而不被大魚吞噬。阿綠其實只喜歡看課外書。他最喜歡讀韓麗珠的《離心帶》；他覺得這裡的學生都患有飄蕩症，如風箏般在混濁的天空中飄浮。（你呢啲低層淨係識睇垃圾書！）但阿綠不説。他沉默寡言。（唔到你呢d低層講嘢。）

其實這不一定關乎她是否一位圖書館主任，而應更關乎尊重、體諒，和權力，不過碰巧，她確實是一位圖書館主任，而因為這個職位，她更容易不被尊重，也更不被體諒，尤其在盲目的當權者面前。

去年發生的理大民主牆風波，涉事的四位學生近日被處以停學、退學等懲罰。判決引起社會嘩然，亦再讓人陷入怎樣才是「好校長」、「好校董」的迷思。而當大家訴諸歷史，通常都會想起一個熟悉的名字：蔡元培。

小學六年，讀的是小島上的村校。說是村校，當年島上六間小學（國民、聖心、錦江、順德、漁會、公立），其中兩間雖然各有天主教及基督教辦學團體背景，但廣義來說，都算村校。劉克襄在《四分之三的香港》中提到，香港郊野佔全港面積百分之七十五，村校的存在，早就是一種特別而特定的存在——它與鄉村或郊野同生共滅，要是你無法忘記成長的地方或家鄉，你也必然無法忘記學校的樣子。

我留意到，現在網路媒體很流行一些思想速成節目，聲稱消費者只需付出很少的金錢和時間，就可以輕鬆擁有上下數千年的學問和思想。我明白這類節目有很大的市場需求，同時在知識普及上起到很多作用。不過，如果有人希望通過這類文化消費，便能輕輕鬆鬆地成為有思想有見地的人，我認為不大可能，甚至適得其反。

我在中學教的是生物科，課外也兼顧一些文學推廣工作，而認識我的朋友大概知道我會寫作，寫了甚麼就沒多少人理會了。間中有人問起「你不是讀理科的嗎？為甚麼會參與文學活動的呢」，我著實不懂怎樣回應。

不少中學裡，中國文學科都面對被「殺科」的命運。課文繁複、考核冗長、配套匱乏，在講技巧與碎片化的新高中學制下，全港只有不足4成的學校開設文學科；報考公開試人數上，更從首屆的3000多人下跌到去年的1700多人。在這種風氣下，循道中學卻逆流而立，開辦新高中文學科。自2013-14學年起，同學都能在公開試考獲5**等佳績；今屆中六預科，也有15位同學準備應考文學。文學教育的種子得以發芽，實源於6年前，一班學生成功爭設文學科的的故事。

放榜的匆匆一別後，我們終於在休假裡找到時間與老師小聚。雖然只是匆匆一別的半年，但他頭上的白髮和那深深刻在眼角的魚尾紋已讓他顯得格外的憔悴，令人不禁感慨歲月催人，再年輕的，亦始終敵不過時間。還記得在中學的時候，他授予我們知識，但，更多的是畢生受用的道理、眾醉獨醒的見解與知識分子的風骨；在我們面對人生決擇時，他依舊給我們樂觀的寄語和期盼。

游走各校授寫作課十餘年，短至兩節，長則十八節，昔日學生都投身社會，從「愛看《哈利波特》」、「在看《暮光之城》」到「誰是蘿琳？」「老師你說的是幾多年前？」見證幾代中學生在潮流起伏的狀態。課程當隨之變化。不覺，思想日漸激進，繼而引進韓劇談「引用」、新海誠《你的名字》。談「意象」、林若寧《百年樹木》談「張愛玲」、宮廷劇談「政治」……就是不得不提冰心都會兼提清潔龍阿德（違例放紙船會被罰款千五）、不得不提巴金都會兼提「經典作品不會告訴你的那些怪叔叔」（鄰家阿伯欲娶鳴鳳）、不得不提金庸都會兼提「武俠小說懸崖的幾種功能」。這些「讀物」與主題漸漸成為我演繹的重要素材，學生似乎各有得著？我不知道。

剛來到這所跟喧囂的元朗商場只隔一街之遙的私校工作時，我不覺它有甚麼特別之處，要數印象較深的，是這裡的每一個地方都比一般中學小。可是，這裡麻雀雖小，五臟卻是齊全，三層高的白色校舍，有十多間大小不一的教室。地下一層是雨天操場和教員室，雨天操場和教員室門口相連，穿過操場，盡處有一小舞台，後台旁邊有條只容得下兩人並行的小通道，每次上周會前，師生都走這條小通道通往和幼稚園共用的禮堂。從禮堂的側門走出來，會看見一個籃球場，球場鋪上藍紅相襯的保護層，醒目得刺眼，因此師生們都很難留意到球場旁邊，還種了數棵木棉和一棵芒果樹。

他是這樣一個17歲少年︰最喜歡的小說是高行健《靈山》，去年還勇悍地以自資的方式，出版長篇小說《卷施》——他的名字是勞緯洛。這位即將應付公開考試的中六生，輕鬆地談起那獲諾貝爾獎肯定的大書：「《靈山》是難以理清順序的書。我總是隨意打開一頁來讀。就像日本動畫《魔法小神童》，主角加旋唸魔法書咒語那樣。」

我在倫敦修讀英語文學碩士課程時，剛好遇上2016年3月的香港學生「自殺潮」，常常在網上讀到年輕人自殺的新聞，以及網民對學生的批判。網上也有許多人試著反駁這些人對學生的批評，但當每篇網上新聞底下總有這類指責，身在外地的我便開始擔心在港的朋友們。

經歷了六年肉搏、好不容易擠進大學門檻的精英們，又怎會輕易放棄自己一身的（也是惟一的）招式。我的標準與林鄭口中的紅線一樣，一年比一年低；一個學期後，但求他們發現「中文原來有別的讀法」，也就算階段性勝利了⋯⋯

他們每每在第一天考試的早晨肚瀉，一做習作就伸手拔掉前額頭髮，他們習慣抓破永遠在同一位置，那久久不癒的結痂，彷彿那裡總是有蟲在啃，有火在燒，一緊張便痕癢。他們的額頭佈滿細小傷口，指甲縫邊塞滿血跡，有時他們記得我今天要來，便在課前衝到浴室洗刷，更多時候，他們忘卻了⋯⋯

隨著Morrison Concert的完結，英華書院創校200年一系列慶祝活動正式宣告結束，我也趁這個機會在這裡發表一下個人意見。我不認為英華是一間不好的學校，然而這次皕載慶祝活動卻實在有多項荒謬之處。

2015、2016年，我發現不少同學、同齡朋友參加由學校推薦的內地基金會、交流團。著西裝，飲紅酒，去晚宴，上電視。如此很好。大家都有各自的難處，各有前因。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選擇目前道路的原因。比起他們，我仍然時刻質疑自己當下的價值。

作為漂流教師快十年，我流浪在各大專院校之間；每個學期服務的客仔皆不同，有考上第一志願學系的勝利組，也有僅達「毅進」水平的制度失敗者。我不敢說他們日後的前途如何，目下惟一可以總結的，是兩批學生都是同一種臉孔：懨懨欲睡、愛理不理，天下再大都沒勾起半點好奇，世情再屈機都沒燃起一點星火。

12月2日，星期天晚上，英華書院在會展筵開超過二百席。這是香港開埠以來難得一見的校慶盛會。書院由馬禮遜牧師在馬來西亞馬六甲創辦，後遷到香港營運。擁有如此悠久的歷史，而眾師長和師兄弟能夠聚首一堂，成就此等盛事，實在可喜可賀。小弟因事未能參與，甚為遺憾；然而當看到特首和教育局長作為上賓之時，即使明白屬於既定遊戲規則，仍然不禁心中有氣，不吐不快。

何福仁：文學最忌簡化。我覺得諾獎詩人辛波絲卡說得好：「我不知道」（I don’t know）。你問有甚麽問題可以解決，我不知道。文學家，甚麼家都好，尤其是教育家，最難得的是肯承認自己不知道。W.H. 奥登在〈悼念葉慈〉一詩說道：poetry makes nothing happen （詩無濟於事）。文學作品不斷寫出來，你以為這個世界變好了嗎？

按：文學館此前進行了一系列有關寫作教育的研究，感謝何福仁先生撥冗參與訪談，分享對文學寫作教育的看法。虛詞現轉載稍經刪整的版本，題目為編輯所擬。

Toast的舖位本身是做冷氣工程的，旁邊的店舖是髮型屋和車房，附近社區很安靜，生活氣息也很重。Jerry本身做設計，兼職在藝術學院教書，對藝術和哲學都有一定的鑽研。Toast書店的名字則來自他多年前關掉的工作室：「其實是想選個不難讀的字。而且書店賣二手書為主，舊書就像多士一樣，經過一些處理，toast也可以解作敬酒，都很夾。」

《我的破嗝Miss》（Hichki）的女主角Naina Mathur就是個廿歲出頭、名牌大學first hon畢業、渴望找到份教育工作的年輕人，她最大的缺點也許是「打嗝」。對於這種神經系統疾病、自小被同儕欺凌、面試時又被校長奚落的遭遇，戲院在場觀眾予以最大的同情。

文學館此前進行了一系列有關寫作教育的研究。感謝許迪鏘先生賜文，分享對寫作治療的看法。文章經虛詞轉載，題目為編輯所擬。

比賽結束了，我們一行人跟著他的腳步離去，一言不發。

那時已經在讀中大的教育學院了，去問中學時非常尊敬的老先生，「老師，以後我也打算做教師呢，請問您有什麼忠告給我呢？」老先生頂著地中海髮型，托一托唐君毅式的茶色眼鏡，對我說︰「做老師的話，緊記不多言。」當老師的話，最緊要「不多言」—此話果然睿智！

2018年10月7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在電台節目中提出全世界學中文都是以普通話為主的觀點。他質疑香港人繼續以廣東話學中文，長遠而言會否失去優勢，又認為日常生活中，應該多點學普通話，以及多用普通話表達。楊潤雄的說法立刻引來許多批評的聲音，於是其新聞秘書下午澄清，他本人傍晚在facebook再撰文澄清，指出他「全無『質疑』用廣東話學中文，只是認為長遠來說，中文教學應如何發展，可交由專家進一步硏究，以鞏固本港兩文三語的獨特優勢」。

「成個世界嘅中文發展呢，係以普通話為主，噉香港一個七百萬人嘅社會，我哋用廣東話學中文，將來會唔會……長遠啦，我講好長遠啦……會唔會有一個分別喺度，令我哋失去優勢呢？」真是高瞻遠矚，難得教育部門的高層連長遠、以及很長遠的事都關顧得到，但焦點卻不免有偏差。

五十年代的中國如今天一樣。風暴山雨欲來，一種肅殺的煙硝味開始在天空中瀰漫開去。在1955年的「胡適思想批判歷史組會」上，顧頡剛也不得不表態，公開否認老師胡適與自己的學術關係：「在未遇胡適之前，我已走到懷疑古史的道路上... ... 其後我走向漢代今古文學的問題上，又整理文籍。這些俱與胡適無干」。到底在批判思想、劃清界線之前，胡適與顧頡剛之間，存在過一段怎樣的師生情誼？

我開始教書的時候，中文已由兩卷增加至五卷，現在又從五卷縮減至四卷，卷三卷五結合為一卷。學習中文，若沒有游刃和沉澱的時間，貪多務得，又怎會學得好，何況還有其他科目不斷補課，與你搶奪時間。而說穿了，聆聽說話和綜合的設置，大概九成只是為了讓學生畢業後，可立即進入商業社會服務，做個文員，最好像個一出生便會游泳的鴨子。我常想，這種對中文科無止境的「增值」，是一種不道德的僭建。

周耀輝的歌詞班早已是浸大傳說級課程，就連鄰校城市大學都曾有學生過來sit堂，由2011年開辦至今已經七個年頭，7x30就是210個學生，然而，桃李滿門的周耀輝卻說：「我唔知點教架。」

浸會大學有一班視覺藝術系學生就不怕爛grade，更大膽將他們的爛grade（取得C+或以下成績）作品放進展場，公諸同好，策展人是四年級的Alysa Chan，「離開評分機制、學院制度之後，一份artwork還有沒有其他可能性？」這是Alysa決定辦爛grade展的第一個想法，她指出平常學系辦展覽，參展作品都是老師挑選的，只有他們認為好的才能入選，但她卻覺得即使不成熟或不好的作品，其實都能忠實反映創作者當時的狀態，「反映他們的創作困境都可以是一件artwork。」

真正的大學教育，應該鼓勵學生自由探索，成為有個性有創造力同時懂得對生命負責的人，而不是用形形色色的戒條將學生變得唯唯諾諾服服貼貼。高校長明白，要培養這種人，就要給予學生最多的自由和最大的信任，容許學生嘗試和犯錯，並在眾聲喧嘩和不和諧中看到大學之大。

自從教資會今年推出「本地研究生學費豁免計劃」後，兩個研究院的朋友不約而同告訴我：「樂觀地想，每個月可以少給四千元學費，但其實很多問題沒有解決，而且學額並沒有增加。」

星期日（9月23日），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逝世。本編輯部有幸蒙梁文道授權轉載文章，記述高錕任校長期間，關懷照顧學生的溫暖點滴，以及懷念高錕校長，與中大一代開放包容、容許挑戰權威的學風。

訪問是六月尾做的，地點是畢業生早已離去的大學校園。專程回去探訪作家唐睿，本來要談的是人文學科畢業生的前景之類的問題，最後談到的是生命中不斷疊加而無法處理好的焦慮，寫著寫著，稿件不斷延宕，竟然已經是開學的九月⋯⋯

很多香港中產家長，明明自己是本地人，母語是廣東話，卻硬要對子女只講英文。這已經不是新聞，但每次看到，心裡都有一大堆疑問。

有沒有試過在麵包店裡吃了麵包才付錢？有沒有試過在商場內圍圈坐下？此次富德樓民間共學年度研討會，邀請了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黃國鉅及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助理教授鄭波為嘉賓，「流動共學」執委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許寶強，以及香港文學館總策展人鄧小樺則為主持，帶領我們打破現有的思想框框，在原有脈絡下，一同思考民間教育和文藝在體制內外如何自處及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