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侏羅紀・大學教育】與教授席草而坐，或幻想

一

還記得，大學的一堂寫作課上，老師問大家喜歡以怎樣的姿勢上課，坐在椅子上，或是坐在地板上。一位同學回答說，她比較喜歡坐椅子的姿勢，因為可以把整個身體放進桌子下，就像把每個同學與老師都放進一個格子，不容易碰到身邊的人。老實說，我本來正期待著一起坐在地板上課的情境，畢竟，那樣看起來比較親密。而坐椅子的姿勢，總是有種在身體外多穿一層皮囊的感覺。

但那位同學的想法也不難理解。寫作課上，我們會把一排一排的桌子分開，計算好上課的人數，以該數量的桌子組成一個橢圓。這樣做的意思，我想，是盡可能讓我們靠近一點，一個沒有缺口的圓；然而，老師旁邊的桌子總是最後進來的同學才會坐。即使在身體外多穿一層皮囊，我們對於距離，還是有著計算。計算是一個中性的詞，每個人對於距離都有不同的理解，距離是關係的基礎。

把桌子組成橢圓的上課形式，在大學裡，卻是極少數。所以可貴。想想大多數在課室上課的時候，由小學到大學，學生都需要坐在整齊排列的位子裡，每一個人獲分配一個坐位，而教師則在所有學生的另一邊，被一顆一顆靜止的眼睛凝視著。位置決定了人們的關係，課室裡，誰是主誰是客，誰要說話誰要沉默，誰拿著咪高峰誰拿著筆，凡此種種，都是最精細的權力操作。更不用說，應試教育、競爭社會早已把學生規訓成絕對的個體，考公開試，也是一排一排分割開來的坐位，附以編號。

而我總覺得，在大學上課是更為疏離的狀態。一樣地排列的坐位、聚了又散的同學、每週見一次（或兩次）的教授或助教，有時候，迎面遇上，便陷入不知他人是否認得自己的尷尬，也不好招手。他／她們的臉在腦裡如此清晰，也僅僅是清晰的一張臉罷了，在課室裡坐上三小時或更少，又會散去。

二

那天，在填完（大學官僚心愛、富有資本主義量化特色的）課程評鑑問卷後，任教世界電影的教授L從外面回來，突然說：「外面咁好太陽，不如落去草地坐吓。」十多個填完問卷的同學都被這突然引得不知如何回應，教授L則笑著補充，一直都想嘗試這樣做。於是，一群人晃頭晃腦的走到聯合書院胡忠圖書館外的草坪，樹蔭下，圍成一個圈，坐了下來。陽光灑在綠的草坪上，的確很好。

那天，本來是要討論怎樣寫期末論文的問題，教授L在稍早的時候傳給我們一篇他寫的論文，本來的打算，是以這文章作為討論的起點。不知道是否因為想到要討論自己的文章，而引生尷尬，或也許那時的晚午陽光足夠溫暖，使課室失卻了它本來就缺乏的魅力。總之，本來的打算沒了，我們在草坪上坐了下來。剛開始時，教授L著同學們隨便說話，當然沒有人要說話，我們只是剛剛在課室的位子裡走出來而已。然後有人問教授L的故事，到不同國家讀書的故事、文學創作與學術寫作之間的選擇……他說了一會，又以想認識我們為由著我們說話，便有人談起關於電影的事情，關於讀書的事情，關於大學生活的想法，或失落。圈子裡有不少這一年畢業的同學，話題又在畢業與社會狀況之間遊走。說話之際，剛好有一班穿著婚姻禮服的男女在不遠處喧嚷——男的穿著黑白西裝，女的穿著粉紅色長裙——而我們課上才剛談完性別身份的議題。

依山而建的中文大學，到處也有容納人的開放空間，譬如草坪，譬如圓形廣場，譬如未圓湖邊，或烽火台上。有些教授喜歡每星期都在這些地方上課；週六或日，有家長會帶同小孩到來耍玩；當一個人時，這些地方給予你遠離的路徑。容納和開放，相對的是結構清晰、緊閉且向內收縮的課室或講堂，以中央空調系統為中心伸延開去的多個房間。不是說前者無論如何都比後者更好，而是我們的身體和心智都習慣了一種固定的坐姿，習慣了讓投影出來的電腦畫面映在眼球，這些地方則提供了另一種活動的想像，另一種關係的建構形式，另一種移動身體的可能。

間雜著拍蚊的聲音，旁邊的友人T不時跟我說昆蟲爬進她的褲子裡，我們與教授L的對話維持不夠一小時，便到了下課的時間（時間是另一種固定的坐姿）。可能因為說到畢業的事情，剛才課上又在談「身份」的問題，最後，教授L跟我們說，二十多歲這個階段可能註定是困難的，畢業後需要在社會裡尋找自己的位置，但所謂的「位置」不一定要跟職業掛鉤，作為人的身份不一定要跟職業掛鉤，身份可以是希望實踐出來、自己相信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才是我們安放自己的位置。

還是想起那堂寫作課。那時候，也是十多個同學，在課室裡以桌子組成一個橢圓。上課前，我根本不認識他們，課後，也只是認識了幾個。可是，由於是寫作課的緣故，課堂上除了寫作，也需要閱讀別人的作品，並提出自己的想法。其中必須誠實和打開自己。寫出來的作品很多時候包括個人的部分，他／她的內心，或生活，於是，通過閱讀和提出自己的想法，十多個同學共同構成了既有距離又在靠近的關係。就像當教授L和我們談到畢業的事情，本來在課室裡明確分別的位置，在草坪上組成了圈子。

三

然而，我要說的是，千萬不要對此抱有任何浪漫的幻想。無論是寫作課，抑或跟教授L一同坐在草坪上聊天，都需要具體的條件支撐。譬如說，如果不是只有十多個同學，實在很難想像，四十多個學生，甚至七十多個學生，如何在非常有限的時間裡，彼此得以靠近，或只少開展一些討論。

那份（大學官僚心愛、富有資本主義量化特色的）課程評鑑問卷，不是這種由體制製造的距離的象徵物嗎？最近收到一份由畢業生填寫的問卷，裡面有一條問題，是關於畢業生「在課堂上感受到歸屬感的程度」，答案由1至6，代表六個不同程度的形容。真是一個白癡到極的問題。這條問題為何需要在問卷裡出現？收集這些數據的目的，為何？在量化至極、以數字驗證一切的大學文化裡，卻為何未曾有人問我，「你對大學校長的滿意程度：1至6」、「你對大學校監的滿意程度：1至6」、「你對大學制度的滿意程度：1至6」、「你對『大學制度需要民主化』的同意程度：1至6」……

另一個由這種大學文化引伸出來的，就是大學為了追逐排名，而出現的「重研輕教」情況。大學資源向研究傾斜，就是變相減低教學的質素，教學的責任降至合約講師、兼職講師身上；有些兼職講師甚至需要在不同院校任教，有時連辦公室都沒有。這種情況下，如何談及與學生之間的「另一種活動的想像」、「另一種關係的建構形式」？

我要說的是，突然離開課室，十多個同學跟教授一起坐在草坪上聊天，這種事，畢竟是非常少數的。甚至有種奢侈的感覺。現在大學正身處的，就是一個不太鼓勵這種相處的情境——各自在教學大樓裡完成「買賣」的關係，至於「服務意見調查」，則交由偉大的課程評鑑問卷負責。教師與學生、大學與學生之間的疏離狀態，體現於這種物質的語境底下。被量化政策中介的教育，到底還剩多少連結的土壤？

據說，跟教授L一起席草而坐的那塊草坪，未來有可能會被用作興建學生宿舍之用。問題總是，我們認為可貴（而少數）的東西，如何使之有足夠的空間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