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侏羅紀】學問的流星

在浸大近十年，那是影響我最深遠的學校。猶記得2003年我唸大學二年級，剛巧是沙士那一年，我們和黃子平老師一起待在課室之中，戴著口罩，沒有窗，而且有一位住在牛頭角下邨的中年同學不願戴口罩上課，然而課室裏還是坐滿學生，不單是本科生，還有研究古典文學、語言學的研究生旁聽。我們不懼疫情，全因學問二字。老師打從魯迅的時代，到小說、雜文、散文，一篇一篇的講解，境界之高，從來未見，我資質不好，於是用快速筆錄的方法把老師的話全抄下來，然後下課後再到圖書館拿文本對讀，遇上不明白時硬闖老師辦公室，細問（好幾次老師還拿着剛從微波爐拿出來的飯盒）。後來我搬家數次，所有的筆記都扔掉了，獨是留下老師說的幾門課的筆記：魯迅研究、當代文學、中國敘事學、現當代小說和文學批評，我一一留着，這是我學習歷程中的重要寶物。有幸得到老師的點撥，從前怎也讀不下去的文學作品突然豁然開朗，很多人問我老師用了甚麼方法令我「開竅」？但我真的不知道。

我猶幸趕上浸大最輝煌的「現代文學」時期，當然是因為黃子平老師。因為他的關係，浸大不時有現當代文學的研討會，而晚間也會邀不同的教授講課。在這些學術場合中，我遇上了李歐梵教授、王德威教授、許子東教授等等，親耳聽過他們發表論文。我猶記得劉紹銘教授在現當代小說課裏述說他跟張愛玲的往事，聽得陶醉，時至晚上九時半，我不願下課。我還記得我和李歐梵教授一起看改篇自王安憶小說《長恨歌》的電影，是一起看改糟了的電影；也記得黃老師要我寫一篇關於《長恨歌》的論文，我看得吃力，還附上一句，暑假別再只看金庸了。

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我最想念的除了黃老師的課堂外，還有一個特別的教室，是在的士車廂裏。在當我還是唸碩士的時候，我奉命接王德威教授機。王德威教授在美國極有名望，曾在哈佛大學任教。那時候我一人接機，不知從何而來的勇氣，用爛透的普通話向他討教。我用的是一個極外行的提問：老師你最喜歡哪一位作家？他說：沈從文。於是我在的士上了一節沈從文課，而且厚顏請老師在口卑壞極的浸大餐廳吃了一頓午飯。我拿書問他討簽名，又怕自己買了盜版，上面寫著：呂永佳先生指正七個字。這叫我情何以堪？明知是客套也覺得無地自容。我不負老師期望，終於完成博士課程。只是在這個分崩離析的世界裏，本地博士淪為「二等公民」（更何況浸大是一所弱勢的大學？），為了自己的前途，不得不到中學任教。可是學問又豈是一份職業可以界定得了的呢？我們在悲涼的時勢中要懂得安慰自己。

這些學習歲月已經遠去，遙想中學時期不願讀書，中四成績表寫着「試升」兩字，父親在課室中面見班主任，非常寒心。後來經歷會考生死一刻，在高考時不敢怠慢，那九時至九時的自修室、在家中露台夜讀的歲月，不敢遺忘。唸大學的時候，也常常溫習至圖書館關門。當然那時候所積累的學識，有幸到今天還正在用着，可是那種學習的熱情和魄力，在沉重的工作壓力和人生變動中，已經轉變為另一種東西。所以我常常勸勉學生，學習也有限期，要珍惜你還可以學的日子，只是道理與覺悟之間，總是有着時間的距離，名叫成長。

在這因疫症而停學的日子，我又翻開魯迅的作品，老師的聲音又在我耳邊響起。這是上天給我珍貴的禮物。當廣大的同工正用軟件「隔岸傳聲」之時，或許往往有打機、流行音樂甚至打鼻鼾的回聲。短暫的荒涼，足夠冰封老師的熱情。但我還是傾向願意望向沉默但在場的一方，或者因為你打開的天空，讓他們看到學問的流星。而我頓然醒覺，這一點盼望，正是我的老師，親手交給我的。

（原文轉載自呂永佳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