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復活

羅蘭巴特一早在1967年處死了「作者」[1]，這是眾所周知的。作為代價，死去的巴特大概也不得安息，後世論及詮釋學時大多還要借他說話（並且也不見得人們把他當作一位「作者」般看待），某程度上，巴特在當代是被復活的一個神話——幾乎成為他本人口中的Author-God [2]。

然而復活的可不止巴特。據說耶穌在死後第三日復活，而我最近重思DSE中文閱讀卷的諸多爭議時，竟從天海的一篇文章，看到了「作者」的復活。按下身份的歷時同一性（diachronic identity）詭辯不談，這裏要說的，並不是那個有名有姓的作者的復活，而是一種奪舍——一種偷梁換柱式的復活，甚至應該說，那真正的Author-God從未死去，只是在考試中借屍還魂。

1. 復活的場景

這是「作者」得以「復活」的根本原因，也是促使我有此體悟的契機。話還要說回2018年DSE，卷一閱讀白話文部份選用的是林黛嫚〈孤獨的理由〉一文。當時作者林黛嫚本人在社交平台回應「出題很靈活，很多題我自己都不知如何答」，引起一陣熱話，甚至激起了延續討論好幾年的「藍色窗簾」之辯[3]。從記者到學者、從老師到學生都對大小論戰饒有興致。作者本人的試答詳載於HK01胡家欣的報導[4]，後不少回應指連作者都未能取得完整分數（「答對 / 答到」）。後蕭源撰文，指出「客觀題」和「主觀題」的建議，直言題目本身「出得衰」[5]。對於蕭源此番論述的反駁幾乎沒有，也許是「出題」這種技術性問題太過燒腦，討論不多，而考評局發言人亦一如既往地維持「言之成理即可接受」的官方回答[6]。

類似的爭議在關於2013年DSE黃國彬〈說誓〉、2014年DSE徐國能〈第九味〉的討論[7]中已經略見端倪，現在看來，2018年的事件不過是引爆考生不滿的一個契機。在蕭源撰文批評考評局「出得衰」後，針對此單一事件的討論熱度逐漸降低，但「藍色窗簾」的論爭卻時不時在考試季中復現，不少論者（包括我當年的中文科老師）也搬出了羅蘭巴特這一大殺器，直接以知識層面的差距平息掉爭議——我本亦如此認為。直到近日重讀署名「天海」的一篇文章，才發現我當年漏掉的一個重要細節，倘若沒有這個細節，那麼一切論爭都只是兒戲，但假如將其明言之，便是對教育哲學的一點啟示。

2. 從藍色窗簾到羅蘭巴特

在「藍色窗簾」幾乎成為套語的今日（可見考生之怨氣），仔細解釋一下這個詞語還是有必要的，這關係到許多論者如何應用巴特的理論。「藍色窗簾」一詞，源於一個假想的場景[8]：文章中出現「藍色的窗簾」，國文老師解釋為「透露作者內心巨大的憂鬱」、「喪失朝未來前進的動力」的暗示，而作者說「這（只）是面（他媽的）藍色窗簾」。言下之意，即批評「國文老師」過度解讀、曲解甚至是自行腦補作者的意思。

高國裕解說此一概念的文章發佈於2019年，他亦自言「藍色窗簾」的批評存在已久，按推測，這一說法應遠早於2018年的DSE。面對此等批評，本就頂著「教畜」[9]罵名的一眾「國文老師」們自然不爽，當中有自稱「新手中文系教書仔」的「天海」在〈孤獨的理由〉被廣泛報導的同時發文反擊，標題「藍色窗簾不是保護傘，好嗎？」[10]，有種指學生動用「藍色窗簾」這一名目為錯誤解讀作「保護傘」的意味。他說：

「作為中學時同樣厭惡閱讀理解，結果現在每天都在做此事的人，我想說，藍色窗簾才不是你們否定閱讀與解釋文本的理由！」[11]

他如此解釋巴特的「作者已死」論：

「其中有一點特別需要注意，就是法國哲學家及作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提出的『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這個後結構主義的觀清楚點告訴我們，作者的意圖對我們手上的文本毫無關係，剝奪作者對自己作品的發言權。很暴力嗎？抱歉，『死了』的作者真的不許說話。」[12]

這種論調在當年（指2018後）實際影響力如何，我不得而知。「以羅蘭巴特反駁藍色窗簾」這一思路，也是我當年受教於的一位資深中文科老師介紹的。而今重讀巴特等人的著作，天海這段概述，大致上正確，但並不能完全反駁「藍色窗簾」的說法。邏輯上而言，巴特處死「作者」，意味著解構Author-God的崇拜，詮釋權面向所有讀者而開放（”the birth of the reader must be at the cost of the death of the Author”[13]）。這確實能反駁諸多記者以原作者的評價來否定題目及標準（參考）答案的行為，但這對「藍色窗簾」卻是無效的攻擊。原因在蕭源一文中已一目瞭然：

「雙方既然不是作者，那麼地位是平等的，為甚麼擬題者的看法是對，我作為考生的看法是錯？」[14]

擬題者，包括擬定答案者，與考生同為讀者，在巴特的論述中並沒有任何權重之差，但凡讀者，皆能有凌駕於創作意圖（author’s intention）的詮釋權。要為某一方的詮釋辯護，其「解釋力」（朱宥勳語[15]）是關鍵——兩方解釋皆可合理、有效，但若有一方的解釋力勝於另一方，能夠解釋對方所不能解釋的現象，便應取為更優之解。可惜這一點並沒有在天海文中出現。繼續讀下去，天海甚至以「作者已死」的字面含義解構了考卷中的「作者」二字。

3. 復活的作者

天海緊接著說：

「因此，在這一原則下，考卷上所寫的那個作者名字，其實只是一個簡單的符號，極其量只是保障版權，以及表明文章是出於人類手筆罷了。問李白的詩句有何含義，你說怎知李白當時在想甚麼？這在考卷是不成立的質詢，因為這個『李白』並不是那個曾經活在唐朝，終日發酒癲的傻佬。他僅是文本的敘述者而已。」[16]

這就相當之有趣了。「考卷上所寫的那個作者名字」充其量只是「保障版權」、「表明文章出於人類手筆」的符號，與作者本人（person[17]）完全無關。那麼這時再動用巴特等人的反意圖主義，豈不是無的放矢？考題中的「作者」僅僅是一張面具，有人藉不在場的作者之聲敘述文本——這難道不是「作者」的奪舍重生嗎？

天海之言指向了一個被掩蓋的事實：假如我們思考是誰藉作者之名敘述文本，而這位奪舍重生的「作者」同時擁有了文本的至高詮釋權，以致於可以否定本應（若按羅蘭巴特）與之平起平坐的眾多「讀者」——那麼結論就很可怕了。這位「復活的作者」，事實上就是擬定題目與答案之人。考卷上所謂「作者」二字，不過是虛幻的符號，擬題者的靈魂早已佔據了「作者」那虛晃的肉身。這也是為什麼「考試」是「作者」能夠復活的唯一場景——除了在「考試」這一場域中被賦權的設卷人以外，沒有任何人能夠如此肯定地替作者代言、斷言。

假如這個推測成立，那麼詮釋問題就不再是「文學之爭」，而是「權力之爭」了。這裏我無意引用任何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論。但只要設想，考卷上「試就『xxxx』一句，說明作者對生與死有何覺悟[18]」一句變成「試就『xxxx』一句，說明本擬題者如何理解作者對於生與死的領悟」——考生定必茅塞頓開，而「藍色窗簾」論不費吹灰之力亦自然會告吹——因為整個詮釋過程中根本不涉及那個真正不在場的作者（person），不論其人，抑或其意圖。

為何不這麼做？不過是欲蓋彌彰而已。「作者」的名字為「奪舍」行為賦予了正當性，掩蓋了其根本上、制度性的暴力——比巴特更狠，不僅是處死「作者」，連一部分「讀者」也處死了。這裏很簡單就可以回答蕭源之問：因為最高詮釋權歸於擬題者。這就是「遊戲規則」[19]。

4. 來自遊戲規則的詰問

這個結論使我自己也不寒而慄。明明是眾所周知、心照不宣的事，將其明言之竟難堪如此。我重思自己的推論是否有什麼紕漏。原作者與設卷機構的矛盾，無法歸因於原作者一家獨大的話語權（巴特之論已駁），而歸因於設卷機構的過度詮釋，則面臨符號「作者」對於文本的預設界定（天海之論）。假如天海「符號『作者』」一說為偽，文本依舊代表著原作者的意志，那麼眾多考生落第的原因，就只能是其「解釋力不足」了。

——因為某人（即使不是設卷機構）提出的解釋優勝於絕大部份人，能夠解釋大部分人所忽略的文本現象、能夠捕捉大部分人的論述漏洞，因此我們取其為標準答案，並將不符合此答案的，統統降分。這與考評局發言人「言之成理」的精神豈不是背道而馳？仔細觀之，原來是「言之成理，即可接受」。「接受」而已，一題中只要不打零分也算是「接受」，扣分只因論述未完備，「解釋力」不足。考生的回答並沒有因此而被「拒納」。

這正是坊間眾口中的「遊戲規則」精髓所在。既然知此，考生同學又復何怨呢？只要取得合格分數就行，畢竟是「接受」了。只是，在這遊戲規則之下，考驗的真的是學生的「中國語文能力」嗎？語文能力和文學造詣優秀如原作者的學生，或許只能取得等級4，而無條件服從「遊戲規則」的學生，反而能取得等級5或以上。制度是方便了評核機構，但這有使我們距離教育的本質更近嗎？

是結語也是祝福語

反過來問，一眾教師仍願意接受此「遊戲規則」，並視之為課程的一部分內容嗎？我們應該明言這種暴力，還是應該掩蓋這殘酷的現實，以免傷害到他們？

坦白說，我不知道。我沒有那樣放出豪言、讓四海之內皆遵從某一法則的信心。但我選擇相信我的學生。我相信他們不會終生陷在「自己是否真的如此無能」的疑問裡，我相信他們不會因為未能升讀大學而自殺，我堅信在龐然的權力體制下，存在逃逸的路線。

註釋

[1] 有指〈作者之死〉一文最早刊登於美國雜誌Aspen 1967年第5+6期；從網絡封存頁可見，該文由Richard Howard翻譯。亦有指其文最早出現於1968年法國雜誌Manteia第5期。目前流通的Stephen Heath英譯本採用後者為原文。詳細爭議見John Logie, 1967: The Birth of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College English 75(5), May 2013.

[2] 見Stephen Heath英譯本：Roland Barthes: Image-Music-Text, Essay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Stephen Heath. (Glasgow: Williams Collins sons & Co. Ltd., 1977), p.142-148.

[3] 高國裕：〈國文考試的藍色窗簾〉，Medium，2019年1月27日。網址：https://medium.com/greg的學習筆記/國文考試的藍色窗簾-與原作者心心相印還是與出題者心心相印-2997e8b9d4c9。

[4] 胡家欣報導：〈【DSE】《孤獨的理由》作者親剖拿低分原因：考試分對錯惟文學無〉，《香港01》，2018年4月10日。網址：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176687/dse-孤獨的理由-作者親剖拿低分原因-考試分對錯惟文學無，最後更新於2018年4月13日。

[5] 蕭源撰：〈【熱評】DSE考材《孤獨的理由》 作者林黛嫚答題也得低分的真相〉，《香港01》，2018年4月12日。網址：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176948/熱評-dse考材-孤獨的理由-作者林黛嫚答題也得低分的真相，最後更新於2019年1月4日。

[6] 同註4，見胡家欣報導。

[7] Alvin：〈DSE中文科考核文章台灣原作者：「分數會過去，讓文學留下來吧！」〉，《關鍵評論》，2018年4月11日。網址：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3430。

[8] 同前註3，續見高國裕文。

[9] 羊格著有小說《教畜》一書（香港：有種文化，2015年），詳細形容可參考之。

[10] 天海：〈藍色窗簾不是保護傘，好嗎？〉，Medium，2018年4月11日。網址：https://kenlingcw.medium.com/藍色窗簾不是保護傘-好嗎-308fc27fc91b。

[11] 同上。

[12] 同上。

[13] 見Stephen Heath英譯本，頁148。

[14] 同前註5，蕭源：〈【熱評】DSE考材《孤獨的理由》 作者林黛嫚答題也得低分的真相〉。

[15] 朱宥勳：〈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藍色窗簾——詮釋與過度詮釋的分寸〉，《文訊》2015年4月號。見朱宥勳個人網頁：https://chuckchu.com.tw/article/131。

[16] 同前註10，見天海〈藍色窗簾不是保護傘，好嗎？〉。

[17] 可參Stephen Heath英譯本，與Richard Howard的翻譯一致。

[18] 摘錄自2023年DSE卷一，原卷可下載於DSE Life網站：https://dse.life/static/pp/chi/dse/2023/p1.pdf。

[19] 蕭源語。見前註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