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學文憑試(DSE)中文科閱讀及寫作卷於今日（2日）開考，閱讀卷一課外篇章白話文選取內地作家蔣方舟的《我們都曾以爲自己會是小說的主人公》及台灣作家柯裕棻的《比正路還長的巷子》；文言文則包含兩篇選段，分別是一段北宋史學家司馬光《資治通鑑》的摘錄，以及一段金代學者和文學家王若虛《滹南遺老集》的摘錄。 有網民認為文章難以理解，並表示看到作文題目「藏在泥土中的寶物」後表示：「睇完覺得自己玩完」。此外，有網民認為文言文選用金朝儒學家王若虛的《滹南遺老集》實屬意外，並大讚擬定題目的人士「有啲料到」。

任弘毅傳來文章，從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中文閱讀卷的諸多爭議探討作者的復活、文本詮釋之權力及教育的本質。他從天海的一篇文章，看到了「作者」復活的過程。另外，在考試的語境下，他解釋套語「藍色窗簾」的定義。由此發現：考卷上所謂「作者」二字，不過是虛幻的符號，擬題者的靈魂早已佔據了「作者」那虛晃的肉身。這也是為什麼「考試」是「作者」能夠復活的唯一場景——除了在「考試」這一場域中被賦權的設卷人以外，沒有任何人能夠如此肯定地替作者代言、斷言。無條件服從擬卷者「遊戲規則」的學生，相比語文能力和文學造詣優秀如原作者的學生，反而能取得等級5或以上。制度是方便了評核機構，但這有使我們距離教育的本質更近嗎？

回到文憑試，我們從有範文的會考過渡到聲稱跟世界學術接軌沒有範文的文憑試，幾年被譏為死亡之卷再到十二篇範文重現，從高考的個人短講和小組討論，再到文憑試的說話聆聽卷從有到無，考評局像在教導莘莘學子中國文化的緣起性空，或是西方尼采式的永劫回歸，甚或是以本年命題作文總結以上中西文化對談再以布希亞式擬像模仿討論中學生個性的自我建立。 認識中華文化是學習中國語文的重中之重，考評局的用心更是要同學學貫中西，兼容並包，師夷長技以制夷，故英語需聽說讀寫並行而母語只求由心出發作書寫而安矣。鄙民淺陋，不知當局寬之至此也。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欲再聽靡靡之音綠袖子，以倫敦交響樂團版本為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