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酷刑鏡像： 讀劉綺華的《失語》

在《婦女與中國現代性》裡，周蕾把蕭紅寫於1936年的〈手〉讀成一篇酷刑小說：「它的敘事推進，是一種虐待狂式的行動，將女主角置於一個充滿攻擊性的軌道上，目的是把她徹底殲滅。」近一個世紀之後，劉綺華的《失語》也布置了這樣一種敘事軌道，只不過王亞明這個民國時期的悲劇人物，已經以一種扭曲變形的方式，化身為後回歸時代的慧。

當年無法適應新式教育的王亞明，英文發音總是惹得全班發笑；如今為基準試發愁的中文老師慧，則因為整天從嘴裡吐出不鹹不淡的普通話，成了教員室的笑柄。王亞明和慧皆被朋輩視為愚蠢、偏執，用功而不得其法的「怪物」、「怪人」，且同樣無法逃離她們被淘汰的命運。這兩個女性的「怪」並非純粹來自她們個人：王亞明家裡開的是染布坊，這種即將被資本主義社會吞噬的手工業，烙印在她身上，是那洗不掉的滿手青藍；慧來自滿布霓虹燈與企街的新填地街，她也無可避免地，繼承了智障母親的卑微姿態與憂傷的八字眉。

然而，劉綺華的《失語》讀來比蕭紅的〈手〉更令人感到窒息。小說的鏡像式結構，暗示了慧的處境不僅是一種階級現象。慧自殺死後，小說隨即分裂出她的一個鏡像：伶。當初伶踩著慧上位，得以保住自己的教席，然而一旦沒有了慧，她便成為了下一個被出賣的人。伶嘲笑慧不像香港人，只一味向大陸看齊。這個無甚理想的「港女」卻沒有預想到，自己一向「醒目」的處世態度，並沒有令她倖免於被壓碎的命運。在社會秩序正迅速瓦解重組的後九七香港裡，過去的常識不再適用，而伶也絕不是這個殘酷遊戲的最後一個犧牲品。慧臨死前在她座位上布下一個人人規避的鏡陣，正好預示了倖存者的集體命運。

周蕾在〈手〉沉重的敘述裡，仍能指出一個狂想時刻：當王亞明閱讀《屠場》（The Jungle）這部小說時，女工瑪利亞因為沒錢看病而昏倒在雪地上的片段，曾經觸動了她潛意識裡被壓抑的痛苦經驗，讓她能夠釋放喪母的哀傷，而瑪利亞亦被她內化為一個可以認同的，自我犧牲的母親形像。〈手〉冷靜的敘述者「我」，原本正是構成社會集體暴力的一員，但借由《屠場》，「我」同樣被理想化的「母親」所打動，並第一次能夠對王亞明產生同情。

對周蕾來說，被虐狂式的母親狂想，揭示了五四時期的集體潛意識。〈手〉的敘述者由同情而生的覺悟，大概也是不少五四作家的共同寄望。如果理想化的母親象徵了彼時一種能夠救贖社會的情感力量，在幾乎沒有男性角色的《失語》裡，這個理想母親卻已經由完全被制度吸納、向大陸靠攏的校長所取代。

《失語》兩個主角的上一代，慧和伶的母親尚可以在香港社會摸索出存活的路徑，但她們的生存法則，如今皆已不再適用。慧和伶都沒有能夠明白她們、可以認同的理想母親，無法在生命的困局裡產生任何狂想；相反，為了擺脫生理母親的影響，終於只能選擇複製社會施加在她們身上的暴力，並以更殘酷的方式，來改造自己以符合它的標準。在小說裡，這種標準的具體化身便是商人出身、平日喜歡穿Valentino、炒樓，後來決定實施普教中、對老師加強檢查和監控的聖典中學校長。為了達標，慧以電鑽插進自己的頭顱，意圖改造自己不夠聰明的腦袋。如果這種自虐還具有暴力的可見度，伶決定讓醫師割開自己的容顏，把自己的臉「整」得更接近校長，受創的血肉卻只會被愈趨先進的現代技術深埋起來。

借由「不男不女」的陳師父的「真言」，小說試圖向人物指示一條擺脫酷刑軌跡的逃生之路，只是這位算命師的客人幾乎都像伶一樣，寧可選擇以整容來「改運」，實際上卻正好配合與滋養一直殘害他們的暴力系統。慧與伶的「失語」，並非因為她們無法駕馭普通話的正確發音。聖典中學前任外籍校長道出了一個實情：在香港這個殖民社會裡，語言不過是被使用（use）的工具，卻從來不曾被擁有（own）。借由慧的死，《芒週刊》的記者揭發了校長「舔共」的證據。但正如科主任無懼學生對她的投訴，校長對報導冷靜的表現，說明了被揭露的「真相」不能輕易擊倒已經穩固建立起來的「現實」。要說的，其實早已經說出來了。這正是為什麼，死去的慧成為了教員室裡的禁忌，連她的座位也無人敢觸碰。那些異己尖銳的聲音，正如人們參差的肉身，已經被磨成一道道過於光滑的鏡像平面，但被害者最後的吶喊，卻正好迴蕩於一個鬼影幢幢，悄然無聲的世界。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