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影星布斯韋利士（Bruce Willis）證實患上失語症（Aphasia），悄然淡出影壇。各界震驚和感慨之餘，網絡上也激起了大量關於失語症的討論。源自大腦損傷的失語症並不常見，不過，醫學以外的「失語」作為某種文化現象的隱喻則很普遍，常見於以非母語從事文學創作的移民作家，有時更被視為來自移居地文化霸權的後遺症，是一種更難「言說」的深層焦慮。

陳燕遐讀莫席左的《生之奧義》，發現是一部極入世的書。莫席左自己在教學與著述外，也積極參與各種倡議活動，捍衛環境與自然生態。而一路讀來，更叫她無法不想到最近野豬的遭遇，以及社會上某些有關野豬的言論，香港的集體失語，主要是手握權力的人對文明與規矩的揚棄。

在香港這個殖民社會裡，語言不過是被使用（use）的工具，卻從來不曾被擁有（own）。

人類自毀能力在當下迎來高峰，毋庸質疑。當日常生活籠罩在滅絕的陰影下，那麼在災難過後我們應該如何自處？或者，這是在甄拔濤新作《核爆後的快樂生活》環繞不散的問題。核爆是一場災難，揭示人類的脆弱。在最近HBO短劇Chernobyl中，無形的恐懼猶如核塵埃一樣覆蓋城市每個角落。所有關於核災的描述，主旋律是悲劇。

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在調查不同日本方言裡對蝸牛的稱呼後，於1930年出版的《蝸牛考》中，提出方言周圈論。

《荒澤之魚》是屬於這個年代的文學小說，呼召現時公共性缺乏的歷史碎片。它填補了當下本土主義中缺席的，一塊關於過去的版塊，提供一種資源予新的本土青年思考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