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影星布斯韋利士（Bruce Willis）證實患上失語症（Aphasia），悄然淡出影壇。各界震驚和感慨之餘，網絡上也激起了大量關於失語症的討論。

以字面理解失語症，或令人聯想到因聲帶受損而無法說話，但其實失語症的真正成因是源自大腦損傷，例如頭部撞傷、腦瘤、中風或各種腦功能退化病，其中因中風令大腦供血不足，導致腦細胞死亡或控制語言的區域受損，從而引起失語症的病例較普遍。從醫學角度，失語症屬認知功能障礙，會嚴重妨礙閲讀、聽力、書寫及口語能力，此外還伴隨其他一些視力、記憶力衰退等問題。若屬於腦退化性疾病所引起的話，發病高峰期約為 60 歲。

講話困難、詞不達意等都是失語症的常見情況，但按情況可細分流暢型失語（Fluent aphasia）和不流暢型失語（Non-fluent aphasia）兩種。流暢型失語患者往往說話過長，但言無倫次、旁人難以理讀其意義。不流暢型失語患者則自我表達困難，頻頻出現漏詞情況，據指 Bruce Willis 近年於片場經常惚神，無法背誦對白，甚至不記得自己身在何處，需要佩載耳機由專人逐句讀稿提示，應該就屬於後者。而不流暢型失語患者由於本身就意識到自己的失語狀況，在群眾壓力下更特別容易焦慮。

失語症並不常見，而目前只能以藥物延緩病情，無法完全治癒。不過，醫學以外的「失語」作為某種文化現象的隱喻則很普遍，常見於以非母語從事文學創作的移民作家，有時更被視為來自移居地文化霸權的後遺症，是一種更難「言說」的深層焦慮。

【有病自然香】口吃的人，心裡都有太多話 —— 毛姆、路易斯卡羅、韓非子

被當作演戲人偶的失語巨星 —— 布斯韋利士

「致 Bruce 的影迷們，我們想分享一件事，我們親愛的 Bruce 正受到健康問題影響，最近被診斷出罹患失語症，這將會影響他的認知能力。因此，經過深思熟慮後，Bruce Willis 要正式離開這份對他來說意義重大的工作。」

隨著 Bruce Willis 的現任妻子 Emma Heming、前妻 Demi Moore 及五名女兒一同聯署發表的家庭聲明，外界才知道剛剛踏入 67 歲的 Bruce Willis 原來一直深受失語症影響，而且由於逐漸失去判斷語言、正常發音及說話能力，終於決定結束從影 40 年的演員生涯。一代影星突然息影的消息讓人扼腕之際，翌日美國媒體《洛杉磯時報》卻爆出一宗驚天醜聞，暗示 Bruce Willis 可能在過去多年一直受到業界剝削，於重病期間「被」接演大量爛片。坊間亦普遍認為，實情是因為 Bruce 家屬事前知道這篇透露其病情的報導即將刊出，為免他受到更多抹黑，才臨時代為發表退休聲明。

過去四年，被封為新一代「爛片王」的 Bruce Willis 可謂海量濫拍，瘋狂接下 22 部片約，而且大部分都是質素低劣的 C 級動作片，單是他宣佈息影後仍待上映的作品就有 8 部。正當影迷以為 Bruce 財務狀況欠佳，所以要不斷拍戲賺錢，《洛杉磯時報》卻踢爆這是一場集體剝削失語症患者的荷里活黑幕。受隱疾困擾多時的 Bruce 早已身不由己，受黑心製片商和經理人公司操縱，收割其巨星名氣大賺一筆，而他本人則長期被安排在片場失魂落魄，淪為一具任人擺佈的演戲人偶。

若報導完全屬實，那代表行內早就知道 Bruce Willis 有嚴重的認知障礙和失語症，他根本無法完成演出，於是台前幕後合謀作假，譬如將 Bruce 的戲份大幅刪減，甚至減省到只需要說一些簡單直白的台詞，而在經紀人團隊的要求之下，他在每部電影的實際拍攝時間都濃縮至兩天，然後其他部分以至絕大多數動作場景，都由替身演出。反正只要有 Bruce Willis 參與演出，再把他印在電影海報上，哪怕只是短短亮相幾分鐘，說一兩頁對白，對一些低成本爛片的票房和串流點擊率都有實際幫助，而 Bruce Willis 僅出鏡兩天甚至更少，已能為公司賺取約 200 萬美金片酬，名副其實是雙贏局面 —— 除了被雙方剝削和搾取演員最後價值的 Bruce Willis 本人。

作為影圈知名演員，被要求濫拍賺錢的商業操作不但令 Bruce 難堪，甚至長期陷入演員的身份危機，他不只忘詞、漏詞，頻頻犯錯，還不時會忘記自己正在拍什麼戲，反問同場演員：「我知道你為什麼在這裡，但我為什麼在這裡？」過去跟 Bruce 合作過的台前幕後，都知道他已今非昔比，晚年只是一賺聽著耳機讀稿演出的人偶。對於這位自 70 年代走紅的影星，職業生涯最終卻沒換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坎坷結局，好幾位不忍他繼續被剝削，不想與片商合謀的電影人都深表難過，而過去多年，影迷或不認同 Bruce Willis 何以自降身價，濫拍如此多糟糕的低成本電影。

晚年失語，但至少 Bruce Willis 尚未完全失節，隨著他因病息影的後續報導，算是還了他一個清白，著名的金草莓獎（Golden Raspberry Awards）還公開致歉，收回過去多年對 Bruce Willis 爛片之王的嘲笑。

忘記單詞與詩意，反而豁達 —— 愛默生

當 Bruce Willis 因失語症宣布息影，荷里活影圈亦有不少著名演員提及自己也受困於失語症，譬如曾主演《本能》和《賭城風雲》的 Sharon Stone，以及前幾年「神劇」《權力遊戲》的女主角 Emilia Clarke。Emilia Clarke 便曾透露，自己於拍攝《權力遊戲》期間因腦瘤兩度患上失語症，對外界隱瞞病情超過八年。

患上失語症，對演員確是沉重打擊，但失語症不只影響說話能力，由於還會妨礙閲讀和書寫表達能力，對於長期依賴文字來創作，需要準確掌握語言的作家來說，同樣是一大致命傷。歷史上便有不少詩人與散文家，晚年因患上失語症而陷入低潮，如法國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英國文豪森姆詹森（Samuel Johnson）以及積極參與社運、推動美國超驗主義運動的重要旗手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年輕時的愛默生，不僅是廢奴運動的倡導者，還跟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等人創辦文學雜誌，其生活從來離不開文學、社運以及公開演說。愛默生的超驗主義思想雖然抽象又前衛，但他當時被視為美國文壇最出色的演說家之一，聲線沉穩具學者風範，加上廢除黑奴言論鮮明，總是引起激辯，於是每次演講都吸引不少知識分子參與，整理過後出版的講演集甚至比詩文集更受歡迎。

然而，在 60 歲過後，愛默生的健康狀況開始急速衰退，據《愛默生年表》作者 Albert J. von Frank 所述，當時他已經因中風而患上非流利失語症，並有著嚴重失憶問題。

確診失語症初期，愛默生仍嘗試繼續如常寫詩和散文，幾乎沒有將病情對外表露出來，但其性情變得孤僻，開始將自己長時間鎖在書房裡，亦不再四出演講，還拒絕了大部分講座和讀書會。

《Emerson: The Mind on Fire》一書的作者 Robert Richardson 便提到，愛默生晚年仍然能夠閱讀和與人交談，但情況極不理想，由於經常忘詞，他只能用一種迂迴的形式，即以大量相關的簡單詞彙來填補缺失的單詞。例如當他不記得「蘋果」這個詞，就會說是「紅色」、「圓形」和「水果」。後來失憶和失語情況愈見惡化，他甚至會忘記自己的名字，但嚴重到人生最後幾年，這位詩人反而因此變得豁達自在，不再為此而痛苦，也不再隱瞞自己的病情。當人們問他有何感覺，他就總是自嘲：「我已經失去了思考能力，但我活得非常好。」

【有病自然香】每個紅極一時的作家，背後都有一條受傷的脊骨——梅爾維爾、瓊瑤、冨樫義博

永遠失語的異鄉人 —— 貝克特

當我們談論文學創作者與「失語」的關係，其實在更多情況之下，指的都並不是基於大腦創傷導致的失語，而是另外一種文化上的、語言上的「失語症」。生於愛爾蘭、死於法國的著名劇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就是最好例子。

貝克特與文學創作的「失語」問題常被連在一起，那不只因為在其著名荒誕劇《等待果陀》裡有個總是長篇大論、語無倫次的失語角色，但此角色倒可視為貝克特本人回應自己所面對的「失語」焦慮。貝克特的早期創作，以英語發表的小說和散文為主，但成名之後，他開始認為自己已無法繼續使用英語寫作。在寫給友人的信件中，貝克特便提到：「我的母語中愈來愈多的部分開始變得像一層紗，必須捅破……對我來說，語法和風格開始變得像一件維多利亞風的泳衣或紳士的沉默精神一樣，但跟我毫不相關。」這句話甚至被視為貝克特後期寫作風格轉向的名句。

儘管貝克特是歷代其中一位以英語寫作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但使用英語來創作，本身就為貝克特帶來身份認同上的焦慮。要知道英語並非貝克特的真正母語，從歷史角度而言，英語其實是愛爾蘭的外來語，而作為其真正母語的愛爾蘭語，卻一直面對邊緣化危機，甚至接近消亡狀態。這當然跟英格蘭過去幾個世紀的文化入侵有關，由於說英語比起說愛爾蘭語較有優勢，於國外更有認受性，各種誘因導致愛爾蘭語一直無法普及，但對生於愛爾蘭的作家來說，以英語創作的優越性並沒有將他們馴化成「英格蘭作家」，甚至在二十世紀初產生「去英國化」這種恢復前殖民身分及文化認同的想法。

貝克特同樣面對著這種既受惠於英語強勢，但真正母語卻因此失勢的語言焦慮之中，但跟早年大力推動「愛爾蘭文藝復興」的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等愛爾蘭尋根派不同，他選擇逃往外語，拋開擁有身份危機的母語，將文學「流亡」到法語實踐另一種「去英國化」創作 —— 對精通多種歐系語言的貝克特來說，法語是他更為親近的「真正」母語，因為他母親本是法國人，而且貝克特從 21 歲便受聘於巴黎高等師範學校，長期移居法國。貝克特和英語之間既親密又敵對的關係，後來便透過將法語文本譯回英語，解決了創作上的失語，也隨著寫作語言拉開距離，帶來了新的創作理念。

最終，貝克特消化了自身的失語焦慮，轉變成傾向「無語」（unword）的文學思維，在後期的劇作如《等待果陀》或《粗略的廣播劇二》大致上可體現這種與英語貌合神離、有意打破語言傳統的意圖。角色的話語內容難以理解，甚至不可理喻，但這種無法表義的語言，或刻意製造的語言失敗，卻反而指向了空洞、不合邏輯的失語狀況。它不但被視為貝克特推翻傳統戲劇語言的獨特手段，同時也是他以創作回應創作失語、以無語填補失語的新形式。

有趣的是，貝克特本人承認過一個讓自己「失語」的原因，就是他和喬伊斯（James Joyce）之間有著所謂的關瑜亮之爭。貝克特早期亦深受意識流文學影響，但後期他有意擺脫喬伊斯所代表的這種唯美現實主義，就他形容，喬伊斯的作品是一種讓作者「走向全知全能」的形式，但他渴望成為「無知無能」。兩個同樣為愛爾蘭出生的英語作家，最終選擇了截然相反的書寫策略。

而貝克特這種迂迴的、後現代的創作形式，某程度亦觀照了他複雜而無奈的身份危機。由於大半輩子都在法國生活，而又並非以愛爾蘭語寫作，其祖國拒絕承認他的愛爾蘭作家身份，但同時他終其一生都沒有入籍法國，成為以英語寫作但永遠失語的異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