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侏羅紀・學校風氣】敢言文化才是必由之路

報載又有校園欺凌，被欺凌者是老師。

李東海小學老師輕生事件中，最讓我震撼是這兩句話：「我當時唔出聲，好似幫兇！」、「是我們的懦弱，助長某人氣焰」。這是該校老師指自己當時因懦弱不敢仗義執言，自責助紂為虐，令對方走上絕路，因此感到愧疚和自責。

面對惡劣的工作環境、遇上不理想的上司，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你會怎樣﹖或曰：槌仔揼釘釘揼木，校長和老師都有來自上頭的壓力。仿佛大家都是身不由己，只期望碰上好上司。這與古時期望一個好皇帝一樣，這不過是如金耀基在《中國傳統社會》裡講的賢人政治，這是一種由上而下的理想管治模式，這種文化，在中國人的社會裡可謂根深柢固。

唐太宗與魏徵的君臣關係常被稱頌，幾千年來被歌頌的敢言與納諫的佳話。敢言與納諫好像是孿生兒，這是中國文化中自古便鼓勵的上司與下屬的關係，尤其是納諫，常被歌頌，這是英明的在上者。只是願意納諫的開明在上者不常有，與其期望納諫，不如勇於發言。敢言，指出問題所在、揭出不公不義，本身便是一種力量，讓獨裁、濫權者不敢肆無忌憚、讓被欺凌者得到聲援。敢言誠然與敢言者的性格與識見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敢言的文化，那才不致讓個別的敢言者單打獨鬥，甚至「壯烈犧牲」。

仗義執言為甚麼那麼難﹖因為人人都有所怕，就算是在學校這辦教育的地方，我們害怕的，可能只是在指出問題後，上司不再和你有說有笑；或是透過職權反複查卷、調低績效評估分數；嚴重的可能是威嚇辭職、丟了飯碗。敢言者常常要付出代價，中國人最愛說槍打出頭鳥，因而我們都期望別人為自己發聲，我們只做好自己的事，他們管這叫「小農心態」。聽說這是幾千年來中國人的特質，習慣了只等賢君，碰不上只能怨自己倒霉。

我們退而求其次，鼓勵吹哨者，鼓勵內部人員勇於揭發不法，正如東華三院處理李東海小學事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承諾提供資料者的私隱保密，不用擔心與調查委員會會面有任何後果，這種免責的做法便得到不少稱許，因為我們都明白給予吹哨者更多保護，才能讓知情人士能夠無後顧之憂的積極檢舉不法。吹哨誠然也需要勇氣，然而那是一種私下的的行為，往往是單打獨鬥的，不是公然指出問題所在，當然保護吹哨者的制度也是需要的，可是免責的做法只是先讓吹哨者「戴上頭盔」而已。

敢言的文化卻不同，在於公開的，一旦形成了，也可以營建群眾的力量，往往是對其他人的鼓勵、示範與教育，對於不公不義人人有發聲的責任，是更健康的處理問題的方法。只是若害怕因仗義執言而對自己不利，則往往投鼠忌器，因而噤聲，造成如李東海小學林老師的同事那種自責助紂為虐，令對方走上絕路的遺憾。因此，在仍未培養出敢言文化的校園，保護發聲者的制度是更重要的。

保護發聲者的制度，有助於推進敢言文化，在制度上讓人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讓校園成為一個敢言的地方，這不但有助於學校機構具健康的管理，也是對我們的莘莘學子的良好教育示範。

如何培養出敢言文化，重點在於發聲者不須負不合理的代價，發聲者不會動輒被清算、處理、懲罸，簡單至不讓發聲者被無故地反複查卷、查簿，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甚麼情況下才會複查試卷、績效評估的依據如何，有所限制，不至擾民而又不失專業。而制度不該是由上而下的條款，而是由全部員工共同制定的。校政民主化，就從保護發聲者的制度開始。在校內營造敢言的環境，鼓勵提出意見。

仗義執言的勇氣，往往透過鍛鍊與實踐，由提供敢言的土壤，建立一套保護發聲者的制度開始，讓敢言成為習慣，不做鵪鶉不戴頭盔，過磊落真誠的生活，正是哈維爾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提出的對抗獨裁的方法，在這政治上日益趨向獨裁與專制的大環境，我們更需要有敢言的勇氣。

法團校董會成員的組成要改善、教育局的監察角色要加強，這些都是制度，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保護發聲者的制度，法團校董會也好、教育局也好，責無旁貸。鼓勵教師，也鼓勵學生，仗義執言，這才是最好的教育，而不是犬儒地面對我們所見的不公不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