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侏羅紀】棋如人生──小思老師的風範

前晚讀完川端康成的《名人》一書，不知為何竟想起了小思老師。這事不止發生了一次，在斷續讀《名人》的幾個夜晚裡，我都想起了小思老師。要究其原因，大概在於川端把端坐在棋盤面前的本因坊名人寫得威風凜然，而當小思老師面對香港文學的課題時，她在姿態上也都顯露出了相同的風範。

川端《名人》一書是紀實小說，寫的是一次圍棋觀戰記。當時川端受《滿洲日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和《大阪每日新聞》委託，前去觀看六十三歲名人本因坊秀哉對七段木谷實的告別戰。三家新聞社之所會這樣委託川端，一則是當時的川端已發表過《伊豆的舞女》、《禽獸》等名篇，是作為當時文壇「新感覺派」的領袖作家之一，故借川端之名在報紙上連載觀戰記，無論在質量上抑或是銷量上都是有保證的；二則川端本身也熱衷於下圍棋，而且棋技似乎也非常高超——忘了是在伊豆、鎌倉還是湯澤旅行的時候，川端就常常從旅館出去，找到附近的郵局局長下圍棋，結果往往是川端獲勝。因此就這點而言，找川端去觀戰也是合理的。然而，在小說裡，川端卻三番四次地稱自己為「外行人」，「當然是看不懂棋局的」。這究竟是不是謙言，我還真不知道。不過，我想如果換作是我獲邀前去觀看名人級別的人下棋的話，無論棋手雙方的佈局動機如何顯眼，我也還是會徑自覺得棋手的想法絕沒看起來的單純，而不敢胡亂做評論了吧？

那麼，自稱為「外行人」的川端，既然沒法對棋局下評論，這觀戰記又怎麼寫呢？川端採取的方法，是在記敘棋局前後瑣事之餘，又將大部分的筆墨花費到塑造名人的形象之上。名人本身個頭小，年紀大，在告別戰上又受心臟病、肺積水、發燒等的困擾，但一坐到棋盤前時，據說是因為挺直了身板，神情又將心靈深處對棋藝的敬重透徹地映現出來，因此總讓人覺得坐在棋盤面前的名人無比巨大。在小說的末段，寫到了對手木谷實在黑121封盤的一步，下到了眾人意想不到的地方。那步黑棋完全避開了與白棋直接應戰的棋盤中央，下在了無關緊要的邊緣區域；後來續奕，名人才看到了這步，但卻在一分鐘之內便下了白122。爾後，棋局又中途暫停，名人邀川端到房間講話：「我看到他下了這一手，我曾想過放棄這盤棋算了。」

木谷實這一步，在屬舊時代棋手的本因坊名人眼裡，是有卑鄙的戰略性的。新時代裡，無論是何種棋局，為了公平起見，不偏幫地位較高的棋手一方，而限制了雙方下棋的時間，因此，便產生了如木谷實那步黑121那般，隨便下以節省下棋時間、爭取思考時間的戰略。木谷實的黑121，相當於對舊時代棋藝的侮辱，使六十三歲的本因坊名人惱怒，產生了想放棄的想法。但即使如此，名人卻在一分鐘之內若無其事地下了白122，神情與端坐的姿態始終保持著沉靜。

我躺在床上閱讀著這些精彩對弈的片段，雖然感受不到棋局的變幻莫測，以及你來我往的緊張氣氛，但卻從描寫名人的字句中感受到了他對棋藝的尊敬態度，反而使人尊敬起他本人來。

今年一月尾，我因為在做與「國共內戰時期內地文人於香港的文藝活動」相關的課題研究，而這個課題一則研究資料甚少，二則也沒有多少一手資料的記載，又恰好記起中學老師和小思老師相熟，便拜託了老師替我將疑難轉告。我原只想著從小思老師那裡得到幾句簡單的答覆，以指引我研究的方向，不想老師竟說Whatsapp回覆會回答得不清楚，要我直接致電給她問。隔天我戰戰兢兢地打過去，老師又嫌在電話裡講得不清楚，便約了我過幾天在天后Starbucks面談。

我第一次聽說小思老師，是在中學的文學課上。當時白薇老師說起她大學時期的創作課由小思老師任教，但在一次課上，學生們一進講堂，竟不見小思老師的踪影，只見黑板上留有「尋找春天」幾個大字。學生們雖然認得出字跡是屬小思老師的，但呆呆地坐在講堂裡等待許久，也不見小思老師走進來。白薇老師說，小思老師向來嚴守課堂規矩，凡是遲到者皆會被鎖在大門之外，上課交頭接耳者，則瞋目視之。想起這些的學生便漸漸地躁動不安起來，覺得黑板上「尋找春天」四字實有蹊蹺，深思熟慮一番，還是自告奮勇地一個接著一個步出講堂，尋找起春天來。不過，許是學生們究竟也是害怕自己自作多情、捉錯用神，因此即使春天散落於四面八方，他們也還是結成一群，步伐一致地尋找。後來，大家走到一處草坪邊緣，才看見離遠的草坪中央靜靜地坐著一個衣著樸素的人，那人便是小思老師，她正朝著他們微笑。

後來聽說小思老師的事，都忘了有多少次了，只記得有一次是在報紙上看到小思老師不再寫某報的專欄，在「虛詞」上也看到過小思老師的專訪。不過，這些事情都是聽回來的。直到劉以鬯先生紀念儀式那天，我才第一次見到小思老師真人。那天我以記者的身份走進香港殯儀館的靈堂，靈堂正中央放著劉老的遺照，遺照上是「文燈不滅」的橫聯。小思老師在紀念儀式上發表了講話，講話內容和別的人不一樣。別的人的講稿都是將劉老的一生按順序羅列後再講出來，小思老師卻將說話的內容都放到了讚揚劉老的文藝精神上，說他廣納百川，胸懷乃大，不像大多人那樣攘斥異端。小思老師在講話的結尾，希望將來的文藝圈子裡，有誰能繼承下劉老的這種文藝精神。當天我雖然是第一次見到小思老師，但這場合卻讓我提不起勁來，內心彷彿因為人文的隕落而將情感中的大部分都給壓抑下去了。

聽說小思老師的回憶，見到小思老師的回憶，都在我站在天后地鐵站出口外的時候，一一湧現在我的思緒裡。我提早了半個小時到達和小思老師相約的地方，而老師也按照約定的時間準時出現在了馬路對面。那時是紅燈，我離遠看見小思老師沿著人行道走到紅綠燈下。我連忙朝她揮手，老師則笑著向我低低舉起一隻手，我才頓覺自己儀態盡失，便立定站好，只留下收不住的笑。綠燈的時候，小思老師見我迎過來，便直接站在原地等我了。

一路上我和小思老師寒暄了幾句，說我正研究的「邵荃麟」國共內戰時期恰好就住在了我家的附近。小思老師聽後只回我一句「哦」，我便又意識到自己再次失了儀態。小思老師從頭到尾的表情雖說是一直在微微笑著的，但我卻感覺不到那是一般應酬時所會用上的那種故作的笑。不過，我覺得並不能因此就說，那是因為老師覺得我對香港文學有興趣是一件難得的事，故心生歡喜，繼而流露於容顏之上；與其這麼說，我覺得這倒像是老師日常心態的自然流露。八十歲的小思老師，豐富的人生閱歷使她看透周遭的大多數風景人情，而她接下來將要做的事，是她一輩子裡最熱衷於的探究香港文學。我想，這才是使老師一直保持微笑的原因吧？

我將帶來的資料書籍成堆地攤開放在桌子上，老師則從掛肩袋裡取出一小盒卡紙。若是旁人看來，定會以為準備得較多的是我吧？但是從年齡上看來，又會覺得小思老師沒必要準備過多的資料。

在這次面談以前，小思老師便叮囑我要先把她的《香港文縱》看完。我花了大概半天的時間去看，看了南下文人在日治期間於香港的文藝活動。顯然的，從這本書裡能看出小思老師的資料泉源都來自舊時的報紙雜誌上。不過，只要去想想看的話，便會意識到在電腦技術不發達的7、80年代，要做這種類型的資料蒐集是一件極其煩厭的事。一方面，小思老師既要用盡方法去蒐集一切尚存的報紙雜誌，另一方面，在閱讀到有價值的資料的時候，唯有用紙筆摘錄下來。有關於蒐集報紙雜誌的事，我的論文指導老師便跟我分享過一件趣事：我的指導老師最近正在研究舊時香港的教育史，而相關的資料，雖然是可以從一些官方的刊物中拿取過來，但是說到類似校刊這些非普遍流通或難得被完善保存起來的資料，要尋找起來就可說是聽天由命了。只不過，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我老師聽說某家舊書店在拍賣持恆學校的校刊，便立刻前去競拍。初時，他想到區區一本校刊，論學術價值也不算高，量也沒人跟他競爭，沒想到在他舉手報價以後，緊接著後頭就有別人報價，他吃了一驚，便只好又再報價，不想那人又緊隨其後……就這樣你來我往幾番，老師眼看手頭上的研究經費都快花光了，便只好放棄，眼睜睜看著那本校刊被那把聲音以兩千港幣競走。時隔數月，我老師因為研究關係，去找小思老師談起「林煥平」這號人物，期間不意提起競拍失敗的事，小思老師一聽，便大方承認了那人正是她。

提起《香港文縱》的事，本不是為了說競拍的，但忽然想起，又覺得有趣，便就寫下來了。我提起《香港文縱》的初衷，在於想解釋一下在Starbucks的時候，為何我拿出來的是累累資料書籍，而小思老師拿出的卻只是一盒小巧卡紙。7、80年代時，小思老師為了將報紙雜誌上有價值的資料摘錄下來，便買來了這些卡紙，其後每每閱讀，都用筆在卡紙上列明資料年份、出處及謂何，之後再按人物和時序將一張張卡紙排好。因此，雖說盒子小巧，但內裡放滿的過百張卡紙，其實際厚度和量可是比我桌上的幾本要多上許多倍。老師還告訴我，這些從前就一直保存下來的卡紙，只有在老師自己用完的時候才會捐贈給中文大學，沒用完的是不會輕易轉借的。有關於《香港文縱》的事，老師還告訴過我，前些日子叫我看的《香港文縱》現在已成絕版，只能在圖書館裡找到；書商那邊雖然拜託過老師再版，但隨著老師手頭的資料日新月異，累積越多，如果再版的話，《香港文縱》的內容就要做大量的修改補漏，老師吃過前幾次再版的苦頭，如今為了集中時間在研究上，因此只好不再再版了。

我坐在小思老師的對面，隔著一張圓桌子，上面各邊放了一杯抹茶咖啡。我趁著老師喝咖啡的當，將接過來的卡紙一張張仔細地看。卡紙上面將載有有關「邵荃麟」的文章的出處以兩種不同的字跡摘錄——出處有《華商報》、《正報》、《文匯報》、《群眾》等。前頭說卡紙用「兩種字跡」以摘錄資料各項的事，是我後來才發現的。當時在我將卡紙全數讀完以後，老師讓我用手機一一拍下，好讓我回家再看。到後來開始依照出處讀報紙，我點開卡紙的照片，才發現字跡竟有兩種。一種字跡，筆劃較飄逸，凡打折處的都有起角，而每劃結尾處則較前頭細，有筆尖一劃而過的瀟灑利落之風；另一種字跡，筆劃則較乖巧，凡打折處圓潤，橫豎撇捺的末段不講究韻筆，有筆尖離紙不遠的實務精緻之風。我這輩子寫字的時間定不比小思老師的長，但字跡也變化過不下十次，其中幾次更是自己為美觀而刻意改過來的，因此當時我便想，大概是老師也經歷了一次字跡的變化，才使卡紙上出現兩種不同的字跡吧？也或許，這些由7、80年代延至今日的卡紙，有部分因為老舊，而使老師在十餘年後將殘缺的重抄了一遍，因此字跡才會有不一致的現象。但是，我以為去猜測這些瑣事是沒有意思的，這大概只是我這麼一個喜歡寫作的人的毛病。我總喜歡捉住一些沒人願意注意的細節去追討其原因，再將這些變成我的寫作素材。

說了這些，我還想提另一個有關卡紙上字跡的事。一年多前，《曲水回眸》上架，我來到商務看到，便翻開了幾頁打書釘。結果我雖然沒把這本書給買下來，但我記得我看過的那幾頁，有說小思老師到日本進修的事。當時我坐在小思老師對面，邊看著卡紙上以乖巧字跡寫著的「藝」和「總」等字，發現老師把這些字寫成了「芸」和「総」等，顯然是日本漢字的字體。假如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那麼卡紙上的乖巧字跡，就毫無疑問的是出自小思老師之手了，而且還能推斷到，這些筆記都是小思老師從日本進修回來以後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