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侏羅紀】中文科聽說考試，一個近四十年的問題

學校課程專責小組委員會6月公布諮詢文件，建議檢討聆聽和說話評核的作用。有網民認為此舉是為推動普教中鋪路，也有人認為改革是走回頭路。其實，在討論中文科公開試應否設聆聽、說話考核之先，還需理清其發展脈絡。本文旨在為課改爭論提供一些背景資料。

一切要從中國語文、中國文學分科開始說起。1968年，教育司（現稱教育局局長）成立委員會就中文、文學分科作諮詢，建議最終在70年代落實。中學中國語文科科目委員會在1975年編訂的《中學中國語文科暫定課程綱要》便是為分科而設，觀乎課綱，當時中文科的主要目標在於培訓學生的語文思考能力，至於學生對中國文學的認識、興趣，則屬次要目標。前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施仲謀教授就曾撰文批評，當時課改只強調語文能力訓練，是「走進了『唯工具論』的死胡同」。

這情況在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成立後有所改變。1986年，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於〈第二號報告書〉首次提出在中六開設中化科。1988年，教育署官員蘇輝祖在一場演講中曾言，中文課程應該「文道合一」，強調中文科除了語文運用外，也應該兼顧文化、品德等元素。1989年11月，「中六工作小組」正式發表報告書，建議在1992-1993年度於中六開設中化科。

觀乎中化科的課程綱要，其目標是培養「鞏固學生已往所學的中國語文基本知識，提高學生閱讀、寫作、聆聽、說話等語文能力，尤其著重思維的訓練與語文的實際應用」，相較於以往，課程更重視文化等元素。

但與此同時，中化科的考制改革也提升了科目的實用性，更首次將聆聽、說話列入考核範圍。1989年的《中六教育工作小組報告書》明言，中化科的功能應與英語運用科相同，目的之一是加強學生的語文運用能力，如講及寫，以及他們對語法結構及修辭的認識。

前考試局（現稱考評局）高級科目主任馮祿德在1993年撰文指，中學中文科的課綱早已將聽說讀寫四項技能訂為教學目標，而中化科的考評制度應予以配合。他也強調，中化科會將「最具代表性或對學生前途具有價值的學習重點」納入考試範圍。過去會考中文科只設讀寫考試，決策者明顯認為聽說考核「對前途具有價值」，才將之列入考試範圍當中。

其實，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試局就中化科舉辦過多場研討會，其間不乏中學教師質疑其考評設計。有教師認為，中文是香港人的母語，中化科卻要參考第二語言的考核方式，並不合理。也有教師認為中化科試卷的分法繁瑣，建議取消聽說兩張價值不大的考卷。

當然，中化科的考生本在會考中文科取得合格成績，具備一定能力，故尚能夠應付五卷考核。另外，在報讀大學時，中化科一般只計半科成績，只要合格，即不會造成太大影響。也許因為如此，中化科在落實後未有招來太大爭議。

但在新高中實施以後，中文科公開試的問題開始浮現，甚至被稱為「死亡之卷」。2006年，中學會考仍然只考讀寫兩卷。自 2007年起，會考中文分別設閱讀、寫作、聆聽、說話、綜合能力卷，這考核模式基本上延續到文憑試。

須知，文憑試有別於舊制高考，中文是計全科而非半科，對升學的影響更大。而且，預科只設中、英兩個必修科，而文憑試設中、英、數、通識四個必修科，如果考卷繁瑣，兼重各種技能考核，學生便需要花費大量時間操練。

固然，文憑試選修科考核內容的廣度、深度與舊制高考不可比擬。然而，高考考生已經過會考初步篩選，確保有一定學習能力，而文憑試考生能力則較參差，故考制更需要顧及學習差異。

面對如斯困局，局方認為最直截了當的解決方法是簡化考制。事實上，聆聽及綜合能力卷早於2016年合併為一份考卷，中文科的考卷總數已經由5份減為4份。到了2017年，時任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進一步提出將中文科減至只考讀寫兩卷，他的理據是比較兩岸三地的中文考制，就只有香港設聆聽、說話考卷，既然文憑試必修科目已達四科之多，為減師生壓力，不如只考讀寫兩卷。及至今年6月，課程專責小組委員會終於發表諮詢報告，建議改革考制。

是次考改之所以招來眾議，當然是因為過去政府謊言道盡，尤其是特首林鄭月娥、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竟然以台灣陳同佳案為由推動《逃犯條例》修訂，將在內地犯法的港人移送中國，實在荒謬之至。經此事過後，官民幾乎徹底失去互信，市民不得不對政府的政策抽絲剝繭，唯恐當中有甚麼「魔鬼細節」。政府如此無能、失德，市民的恐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中文考改始終有其歷史脈絡，對於支持、反對者而言，認清其沿革實在有助作出更準確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