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裡沒有時鐘，久而久之，陳健民也學懂放開時間的概念，放鬆身段，想像自己在大海裡漂浮，化身成「不繫之舟」靜待埋岸。將自己在獄中所寫的書簡結集出版，也是提醒香港人不要被當前的處境摧毀自己。

疲倦、自戀、再度疲倦，是駱頴佳在新書《情感資本主義》嘗試以理論處理的命題之一。此書本是駱研究近代情感文化理論及哲學的一次爬梳及反省，卻沒想到經歷浩大的反送中運動。書不易讀，正如過去一年很多情緒，都難以放下，但從訪問中可以明白，駱並不是要否定憤怒，只是不要讓憤怒轉移視線。持續地憤怒是必須的，但長遠的路要怎麼走？

黃仁逵（阿鬼）甚少舉辦展覽，早前他在Sin Sine Fine Art展出了以往在內蒙古和法國所拍攝的照片，實屬難得。除了攝影之外，他亦有寫作和繪畫，創作媒介廣泛。在訪問中，阿鬼提到創作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創作對於他而言是一件怎樣的事？

認識宋以朗，或因為他是宋淇與鄺文美的兒子，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卻未必知道他是統計學博士，又搞金融和網絡科技。在家中接受鄧小樺訪問，更是說話卡通，好用潮語，儼然老頑童。今年是張愛玲百年誕辰，新近出版的《紙短情長》、《書不盡言》刊出張愛玲與宋氏夫婦六十多萬字書信，其實宋以朗早知會有爭議。回顧這十幾二十年，「張腔」大盛天下，著作必然暢銷，但近年張愛玲的遺作出版操作，他稍顯遺憾地說，一開始不懂做，到懂得做時遺稿已所餘無幾。

在《原則》裡，副校長在權力爭鬥下被逼調職，學生會會長傅佩晴因而發動「罷課保恩師」，推使她行動的並不只是憤怒，而是對於副校長的不捨，以及對學校的歸屬感。於傅佩晴而言，副校長是她的恩師，因著副校長用心教導，她才能學會做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若學校失去了副校長，危及的更是學弟妹的福祉。黃雪燁引用這些情節解釋，傅佩晴的魯莽衝動全是情感使然，但有些時候「感情用事」卻絕非壞事。「就如我最近讀的一本書，書裡假想出一個未來世界，那裡絕大部分職位皆由人工智能代理，唯獨法官無法被取替。我想，這就是情感的重要之處，也是我想透過傅佩晴向觀眾傳達的話。」

但現在不同了，我們令這些力量產生矛盾，加速它們的碰撞，大家便知道，喂，你唔好以為我地幾百年來都唔出聲啊。

呀欣高挑健碩，自小便是運動健將，一身Black bloc打扮時，總會被誤以為是男生。對此呀欣雖然堅稱是個「溫柔的女孩」，但很快她便隨性地拉起衣袖展示二頭肌，笑說自己是「全港最大力的抗爭者」。這位「小女泰山」在戰場上，總是一手拿著滅火筒滅火，另一手拿著雨傘擋子彈，在警方發射的數千枚催淚彈面前，曾為同一個人擋了兩次子彈。面對那場保衛戰的經典照片時，她突然頓了頓，疑惑地指向照片上被火光映照出來的「圓檯」：「他們是否在我後面？我好像一直被一塊板撞到。」

疫情讓大眾變得疏離，閱讀是療癒身心的方法之一。讀書以外，跟隨有聲書平台「書聲」的步伐，以聲音感受文字，進入作家的文學世界之餘，不忘繼續好好生活下去。

一晃眼，是十二年。李智良終於要出版他稱之為「第 2.5 本書」的《渡日若渡海》。《渡日若渡海》裡，敘事者像散步一樣走過城市的每天，每個片段積疊成遭遇他人的短促經驗；李智良試著問這樣一個問題：關於那些沉默的他者，該如何寫？

車門或車身玻璃所分隔開的空間，猶如一個人看不清愛欲的全相，正好與劇情相呼應。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在新書《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裡說：「傘運可能是幼稚，但不等於今天香港的選擇只有勝或敗，攬炒或投降，而再沒有討論、靜候和共生共榮。」作為學者，彭麗君希望傘運不只得一種說法，而是有其潛在的能量。這些能量，或許能在六年後的今日，為我們帶來啟發。

香港這些年也算拿了爛牌，不吝是連續三把鴛鴦六七四，更壞的可能還在後頭。馬家輝說，堅強的要素有三：「選擇、善良、意志」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先鋒青年劇場計劃」率先帶來德國戲劇大師布萊希特的《異例與法則》，內容講述一單殺人事件，法律能否為死者伸冤，是為故事的一道脈絡。布萊希特的戲劇向來以辯證的手法呈現社會問題，導演陳恆輝和陳瑞如說，看布萊希特的戲劇就像一種對照，令我們更清楚社會上發生的事情，建構自己的立場。

卸下歌手和官司的包袱，被控「暴動罪」的莊正，不過是個簡單樂天的年輕人，說到喜愛的動漫世界侃侃而談。即使熱血不再，動漫對莊正的影響卻更入血。只要死不去，捱得過就有新能力，這是莊正從中領悟的道理之一。

說起「文學」兩字，總似背負深不可測的形象，令人感覺難以親近。然而，對米哈來說，文學就好比「涼茶」，即使要面對城市的不安和焦慮，仍能讓他的心靈得以靜下來。

不寫時事評論文章，只抒發個人的深層感受，蔡子強的新作《百年修得同船渡》，字裡行間流露的盡是感性。時事評論以外，蔡子強以中文和詩詞道出自己的感情。

憑電影《叔‧叔》裡飾演年輕父親「永」一角，他首次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提名。三十三歲的小野卻說：「面對演員獎，其實我都好困惑……」作為演員，他認為自己不合格。

《香港第一課》緣於十數年前在中大新聞系開設的課堂，全書分為「認同之爭」、「制度之爭」、「往何處去」三個部分，嘗試透過三十六條問答深入香港的社會結構，或說，重新認識香港。

除了做翻譯、搞學術之外，孔慧怡的個人著作不算多，二零一七年出版《不帶感傷的回憶》奪得二零一九年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娓娓道來那些已然逝去的文化巨人，粒粒巨星，劉殿爵、黃兆傑、也斯、張佩瑤，各種因緣際會下匯聚到香港這彈丸之地的人，楊宗翰、宋淇、鄺文美、高克毅、馬悅然、謝燁，套用她在後記的話：「現在回顧，那可說是香港的黃金時代。」

以介紹香港文學團體為主題的香港電台節目「香港文學十三邀」，將於本月8日開播，由三個九十後文學作者梁莉姿（荔枝）、李昭駿（昭仔）和李顥謙（阿餅）擔任主持，每週找來不同團體的嘉賓聊天。

《月相》的故事圍繞著一個從事藝術工作的中產家庭，表面風光和諧，實則暗湧處處，藏著悉數秘密不忍說穿；然而，月亮始終牽引著潮汐，暗暗形塑了隱蔽的性格和生活。讀畢《月相》，漸次看見埋藏已久的爆彈，或不禁輕嘆，但林三維說，暗湧其實是家庭關係的宿命：「當你困在原生家庭裡，相處就是『他人即地獄』，很難理解別人。我覺得，人與人的關係永遠會產生這一部分。」

假結婚這個行為，或作為罪行本身，對婚姻而言是相當大的諷刺。明明不喜歡對方，又要和他結婚，算是假嗎？和為了錢而假結婚，兩者相比，哪種更加虛假？

香港作家韓麗珠的兩本新書剛好在這動盪之時出版，一本是小說集《人皮刺繡》，另一本是反修例運動以來的散文結集《黑日》；前者是尺寸如手掌般的小書，後者有不易攜帶的重量。兩本書的關聯是，它們都帶有傷害的痕跡——小說是她的個人困惑，散文集則是遭遇社會運動時的情感出口。面對不同層面的傷害和痛苦，她的方法是，寫作。

「其實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好的『老竇』。」訪問裡，「爸爸」曾這樣形容。「爸爸」只是隊友稱呼他的代號。事實上，他是一位三十多歲的未婚男子，也是反送中運動裡的前線抗爭者。

白雙全的新書《噩夢牆紙》，雜亂和檔案式的呈現相互交錯，秩序若隱若現，就如創作者本身的精神狀態一樣。經過多年掙扎，他現在已非常清楚自己藝術的價值。面對將社運相關的藝術視為「消費」的這種聲音，白雙全並不置可否。那是他對自己的創作的自信，也是他對整體社會的信心。

「我開始寫這本小說時，就決定要寫香港已消失的物種。」以本地自然生態為主題出版短篇小說集《隱山之人 In situ》，葉曉文（Human）透過文人角度欣賞大自然，理性之餘亦多了份感性。創作建基於親身經歷的感覺，Human重視的是如何「在地」研究生態，並對大自然懷有恭敬和謙虛之心。

在整個戲劇觀賞過程中，劇場不會主動告訴觀眾答案，亦從未批判「偷情」，而是在於觀眾當下經歷到些甚麼、作出怎樣的選擇。兩對情侶兩段經歷，同時存在於舞台上，一對有出軌，另一對卻沒有，導演陳敢權於是追問，「你會選擇哪一邊？」

從16歲瑞典女生Greta Thunberg獲選美國《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足以證明氣候問題備受全球關注。然而，當權者的執迷不悔，與氣候變化帶來的危機，同步催化著世界末日的降臨。沒有人確實知道最終能做到甚麼，改變甚麼，但林超英保持著的信念，是「生物本該求生」。有些事情，非只想著成功才去做。

前陣子，社會很流行一種叫「覺醒」的論調，於是黃衍仁創作了《裝睡的人》一曲，回憶人們總把這件事形容得太簡單。早於保衛皇后碼頭和反世貿年代已投入社運的他，就著今次運動也寫下《自己人！團結唔會被打沉！》。在這篇專訪裡，黃衍仁提到自己除了社運外，還有很多其他人生上的學習，包括靈性上和身心上的，而它們往往與社運行動有衡突。歷史的巨輪不斷滾動，世界依舊不斷運行，如他所言：「那些轉變是我們無法阻止它發生的。」

今年就讀人文學科 final year 的大學生 Sherry 和 Joyce 卻決定不甘平凡，聯同已畢業一年、兼職教結他的阿翹，在油麻地一幢商業大廈的12樓開設以文史哲書籍為主的二手書店——「貳叄書房」。

文如其人，這是正為首齣胡金銓長篇紀錄片進行最後剪接、台灣導演林靖傑對胡金銓的印象。今屆「鮮浪潮」焦點影人系列（12月6至15日），選來華語電影武俠片大師胡金銓的13部經典作品回顧。透過拍攝追蹤胡金銓足跡的林靖傑，來港出席講座分享拍攝紀錄片的點滴前，訴說自己如何從「完全不熟」胡金銓，到真切感受並體會對方的神級魅力。

「在立場內部書會，有人諷刺地提及過『現在香港很民粹』，實質是批評很多人被情緒蒙蔽了雙眼、與運動主流不符的意見容易被抹殺等等。這本書就能好好的回應這些問題，解釋為何左翼民粹不會令人民均一化、為甚麼每一個能動者（agent）都能保留自己的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究竟是怎樣把最多人的意見放在一起的同時，又能保存每一個人的獨立性。」

訪問在岑子杰二度受襲之前。當晚正值特首林鄭月娥首場「社區對話」，民陣召集人岑子杰坐在筆者面前，正看得入神；不是新聞直播，而是一本香港同志詩人的詩集。後來他提起自己逛書店的經驗：「當我打開一本好正的詩集，讀到一首好正的詩，我會心跳加速、站不穩、超級興奮的我看到靚仔也沒有這樣的狀態！」

問到黃耀明有否想起哪首歌，寄語正在爭取民主平權的香港人。明哥稍稍思量，片刻就說起《光天化日》的歌詞：「愛裡找不到恐懼／只恐怕找不到愛侶」。人生而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縱然活在荒誕日常，有愛未必能驅散城內的恐懼，也無法抵抗同志遊行十年首被禁的命運，但信我們對著青空許願，能在恐懼裡找到值得留低的希望。

麥曦茵拍攝首部劇情長片《烈日當空》時只有23歲，那時她拿著200萬港元經費，並要在24日內把電影拍完。事隔10年，由麥曦茵執導及編劇的中港台電影《花椒之味》（Fagara），台前幕後陣容鼎盛，然而探討的命題，卻從未離開《烈日當空》，說的是自我發現、自我療癒的過程。《花椒之味》小輯包括劉建均與高琳達的精彩影評，同是以《海街日記》作比對，前者麻辣、後者芬香，也有虛詞記者黃柏熹的麥曦茵專訪，揭開了電影對導演的特殊意義。

香港電影導演麥曦茵的新作《花椒之味》，就是一部面對家庭創傷的電影。「我跟我的學生去看這部電影，他們看完都哭得停不下來。」麥曦茵說。流淚是因為心裡受傷，《花椒之味》的角色都走過一段家庭關係的療癒過程，不禁想問，現實中也有療癒的可能嗎？

台灣作家、學者楊佳嫻日前到訪香港，當她走出藝術中心，自然而然就匯入遊行隊伍中。在楊佳嫻看來，一個人在其所處的地域、族群之中總有身份、歷史密密勾連， 因而不可能擺脫得了政治。對於前路，楊佳嫻感到悲觀，可令她感動的是，人們可以戰勝悲觀和恐懼， 堅持一步一步地把前路走出來。「一個人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實踐，文學只是其中之一，真正進入政治衝突內部，文學又可以發揮什麼作用？」這套語言的煉金術並非完全失效，只是拒絕淪為時代的某一種目的或手段而已。

王良和早年寫詩，後來又在葉輝的慫恿下開始寫小說，出過兩本小說集，準備出第三本，寫過〈魚咒〉、〈降身〉、〈和你一起走過華富邨的日子〉，關於他的童年、父母、家族史，亦側寫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風景，王良和說自己的小說大多基於真實事件，不喜歡虛構，嫌虛構的事不夠質感，不過卻會在技法上運用他所謂的「仿夢筆法」，出入真實與虛幻，製造疑幻疑真的效果，他說：「我諗我無意識寫什麼題材，我只是挖掘我的記憶，記憶裡有這些元素，就寫了這些元素。」

對他來說，「董建華那個年代並不難畫，因為都是『懵懵哋』，可以拿來搞笑。曾蔭權時代較平穩，因此畫得比較少。到了梁振英，中港衝突便特別明顯。因為（政治問題）已經不是他自己一個的問題，而是反映了整個中港形勢的轉變。」他特別指出，梁甫上場，他已知道要小心。因為梁與前面兩任特首都不同，「很會包裝，很會轉移視線，（處事手法）比較現代一點，懂得心戰、操控宣傳，高級很多。要怎樣去破解他的說話，然後很快將它表達出來，對新人來講則較難。」

「咦？佢又喺度。」每次在live或臉書見到何韻詩夢遊的身影都暗自一驚，她總是企得這麼前，而且，幾乎是每一次，點解可以連眼罩都冇？從雨傘運動走到今天以「反送中」拉開序幕的抗爭主場，五年來香港人經歷了多少，何韻詩也就經歷了多少。近日的文宣講得好，「黃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連大家都開始有「核彈都唔割」的覺悟，就知大家有幾想贏，不只要完勝林鄭、摑她一巴，更加要贏回香港人的良知。大家堅持不割席，問何韻詩點先會割，她答得堅定，除了強權，其他點都唔割。

周保松七月出版新書《我們的黃金時代》，收錄近年關於雨傘運動的文章、訪談，還有他的本行——政治哲學、公共哲學的討論。書中最後一篇文章定稿於6月19日，當時還只是這場「反送中運動」的前奏，或許當時誰也沒料到雨傘運動五年後，香港會再次出現如此大型的社會運動，史無前例200萬人上街遊行，更沒料到事情會如此發展，最終演變成硝煙四起的夏天，或者用周保松的說法——「自由之夏」。

像阮民安（Tommy）這樣出色的男人，無論在任何地方，都好像漆黑中的螢火蟲一樣鮮明、出眾。當然，是說他的髮型。網民戲稱，Tommy的招牌MK髮型，十幾年來深入民心，就算戴口罩出街，都可以一眼被認到，「灰都不用篤」。認不出他，不要說自己是香港人。

看智海的漫畫，像看一面藍鯨在太平洋中心掠過。因為在他的書裡，鯨魚大概是一面面的，而大海不會爭論。

陳浩基很忙，剛做完講座，簽完書，又要接受訪問，一個接一個，連飯局都推卻了，說想要早點回家休息。不過，那一場集合五位本地推理、科幻作家的圓桌會議，是他再忙也要做的講座，「希望介紹些後生的類型小說作家給大家認識。」一個書展四場講座，雖然忙，但臉上依然掛住笑容，今年書展以科幻及推理小說為主題，談到推理小說，畢竟他是主角。

今年書展推出的《我的生活好膠》，是黎特的第四本書。黎特的漫畫大部分以搞笑為主，畫搞笑漫畫，也是想逗人笑，希望幽默的力量可以幫助人面對荒謬的事，但今時今日原來要笑也不容易。「睇《銀魂》、《我的英雄學院》都有講，愈艱難的時候愈應該笑。面對這種壓逼、愈來愈差的環境，更加應該笑住面對……這是我直至昨天為止的想法。」他說：「但經過昨晚的事，真的笑不出也很正常。我都笑唔出。」

雖然在言叔夏的散文裡，常常會讀到一個深居簡出的她，但她說其實自己很喜歡旅行，而且都不會想家（只會想貓）。「我上次來才知道，香港的緯度 比台北還要低，今天來特別看一下飛機的衛星圖，好像跟高雄差不多。」香港跟言夏叔出生的高雄遙遙相對，一樣炎熱，潮濕，多雨。八九十年代成長 的言叔夏，經歷過所謂的港片時代，張國榮的戲，王菲的歌，林夕的詞，然而直到2016年，言叔夏才首次來港，「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今年出席香港文學季講座，是她第二次來香港，「那次來很多人都告訴我，香港已經不是以前的樣子。我常常聽好多老師背後的香港朋友說一些老香港的風華，當我真正來到這裡時，那種斷裂感還滿明顯。」

專門分享漫畫資訊的網上平台「紙本分格」，兩位創辦人Karman和ET都是井上雄彥的fans。其實早在2004年，《Slam Dunk》就已經登過報紙，不過是在日本，但當年資訊不流動，Karman到後來才集齊六張報紙，他指了指身後那張裝裱起來的「三井壽」，說：「唔好問我幾錢。」因為喜歡井上雄彥，Karman在facebook開了井上雄彥的fans page，舉辦「井上雄彥——非官方浪客行展」，期間認識了ET。後來二人拍檔開設專頁「紙本分格」。那是2015年。

六月午後，不時有烏雲蓄勢湧起，蟲豸在低氣壓中提早出沒；今年六月，很可能是碧波押——這塊在油麻地佇足三年多的社區藝術空間——最後運作的時光。去年年底，香港藝術發展局因「場地未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為由，不再予碧波押續約。現今就如黃碧雲所寫的︰「甚麼條例，愈收愈緊，地方都關了。碧波押要關了，賴死到六月底。」「賴死」二字，使盡全力。

整個六月像坐過山車，情緒如窗外的天氣一樣時晴時雨，有時自夢中醒來，臉上更已濕了一片。鬱悶，整個城市的人，大概都患上不同程度的情緒病。在中環上班的人尤甚，每天衝鋒陷陣似的，難得午飯時間小休，有人選擇走上金禾大廈三樓「蛇一蛇」，有時候見到鄭天儀坐鎮就聊上幾句，見不到就逕自埋首書中，從三星堆考古、敦煌壁畫、景德鎮瓷器一路睇到法國畫家米勒、德加、莫奈，古往今來的藝術世界如宇宙大爆炸一樣在眼前展開，震撼人心，也撫慰失落的靈魂。這個中環「蛇竇」，它的名字叫「大業」。

抗爭之路很漫長，期間我們可能還要面對更多的低落、憤怒、恐懼或懷疑；而這次行動更有不少社運新血加入，很多學生第一次走上街頭就要直面暴力，因此如何調試心理、如何安慰自己的同時也撫慰他人，也成了眼下很重要的課題。現在的你或許還很慌忙、手足無措，不如看看心理學家葉劍青與鄧亮瀅提供的元氣妙方，嘗試平心靜氣、重拾力量。

跟楊婕約在咖啡店見面，剛完成映後談的她，看起來有點疲倦，但對於我的提問，她依然認真地逐一回答，鉅細靡遺，而且，語速很快——這是她給我的第一印象。或者說，這是她的作品給我的第一印象，鏡頭切換與場景調度幾近無水花，乾淨利落、節奏明快，故事濃縮得來不忘起承轉合，短片所需的元素與條件，楊婕都一一掌握了，能夠躋身今年鮮浪潮「新銳導演搜映」系列，毫不令人意外，而觀賞她的作品，更是驚喜處處、嗒落有味。

訪問張婉雯那天，我們選在理大校園見面，在露天茶座坐下之後，直昇機偶爾飛過頭頂，卻無損我們談話的興致。想不到訪問過後不久，她就傳來稿子，由直昇機連結世界，一篇談及戰爭與和平的散文。原來她早在默默觀察，難怪張婉雯筆下的故事，平凡得來卻又驚喜處處，因為現實生活就是這個樣子。「從來都諗唔到會起人工島咁誇張，痴線㗎。」現實呀嘛，係咁癡線㗎啦。

「寫詩與教書的身分，必須分得好開。」跂之聲線低沉，話卻說得篤定，散發溫柔的光芒。在現實急躁的香港，做一個詩人已經不容易；要做一個寫詩的老師，就更加是一件艱難的事。到底跂之是怎樣在生活的吊索上，平衡好這兩個身分，肩負起寫作、教育的責任？

如果說攝影有一種宿命，那應該是與時間相互籠罩、無法割離的特質。艱難地爬上坡，前往與攝影師黃勤帶的訪問地點——外國記者協會——時，腦中一直盤旋著「宿命」一詞。去年多次爆發言論自由受威脅事件的外國記者協會，其在雪廠街的選址是由港督麥理浩提出的；而黃勤帶的最新攝影集《Secret香港樞密1842-1997》中，也剛好錄入了一張飯局座位表，顯示著麥理浩曾與習近平父親習仲勛同台並坐。透過相片再看眼下、甚至未來的中港拉扯，不免有歷史輪迴之感。

清醒做夢，就是指我們在睡眠狀態中保持意識清醒，甚至利用這清醒意識去控制夢境、創造夢境。驟聽之下，很多人都覺得清醒夢不可思議，但上世紀七十年代由英國超心理學家奇斯．賀恩（Keith Hearne）進行的實驗，卻證明了清醒夢在現實中的可行性。

藝術家麥海珊舉辦個展《如此，攝影筆》，展出呈現觀塘重建前後變遷的《一地．兩制．十年》展覽和散文電影《一河不二渡》，建構肉眼看得見的思考過程，說更迭、說消失與被消失，也說我們與現實的距離。

在一個創作夏令營中，流傳著這樣的說法：所有最古怪的、難搞的同學都會被分配到 May Fung 導師的小組裡，接受「 特別訓練 」；而他們最後提交的共同創作，卻又總是出人意料得好。 所謂「特訓」，包括六點起床，晨跑，早操⋯⋯這些動作跟創作又有何關係？然而在May 的眼中，創作的自由與成長也源於紀律，這也是一名金牛座藝術家的執念。

2015年10月6日，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至中山廣場的路上，由兩千多件學袍與黑衣組成的隊伍靜默行過，氣場凝肅。校園裡的遊行並不多見，這次行動由四位港大教授發起，為的是抗議校務委員會無理否決陳文敏出任副校長，影響學術與言論自由。當日，遊行發起人、時任法律學系主任何錦璇的一句發言還令人記憶猶新：「（陳文敏）做了多年院長及系主任，如果只是一個nice guy，也不會得到這麼多同事尊重。」

訪問到了尾聲，紙頁上只剩下一條問題，幾經猶豫，還是用原子筆刪去了。眼前這位「慈眉善目」、講每句話都夾著兩聲笑的曾慶宏，實在讓人難以開口問他：「人人都話你好chok，你覺得甚麼才是chok？」

三十八屆金像獎，黃秋生以《淪落人》力壓周潤發、吳鎮宇、姜皓文、郭富城，三度稱帝。這張名單競爭激烈，黃秋生卻一路過關斬將，先摘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香港電影導演會、最港電影、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四獎，大家試足水溫，可謂天下歸心。《淪落人》這個名聰明在激勵人心：香港總有人，讓黃秋生不至淪落。

Netflix大家就睇得多，「故事界Netflix」你又知不知道是甚麼？他們一個是知名填詞人林若寧、一個是前商台創作總監袁子才（Mike Yuen），二人大可以靠創意繼續食老本唔使憂，但去年卻突然拍檔推出手機app「tbc…story」，不但向著種種未知數進發，更許下成為「故事界Netflix」的目標，背後原因，到底是因為愛還是責任？「沒有故事，我們甚麼也不是」，望著半完成網站上這句豪言壯語，不禁想起周星馳的話，「做人如果冇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一人有一個夢想，自然一人有一個故事，故事不死——至少他們是這樣相信的。

銳利是因為梁子賢的edge——許些年後，他仍覺得自己「新」、經得起「撞」、還願意當一張白紙，「想玩、想試」。以前拍戲，「像真」是首要考慮，梁形容就像「如果有個碗，就要喺個碗裡面放啲飯，旁邊一雙筷，咁先夠『真』」。可是面對小本製作的《G殺》，他意念一轉，覺得「連買飯嘅錢都冇，不如索性打爛個碗啦」。

我記得黃麗群寫過不喜歡出門，但沒想過到香港接受訪問時，還是會把場地拉到自己的房間。她說她今天應該不會離開旅館，如此堅決，我完全被這股不出門的決心所打動。出版了小說集《海邊的房間》、散文集《背後歌》、《感覺有點奢侈的事》的她，曾任媒體編輯，現為自由工作者。

這次導演李滄東來港，一是因為得到亞洲電影大獎的終身成就獎，亦因為香港國際電影節以《韓國電影一百週年》專題，播放他二十年前的作品《薄荷糖》高清復修版而訪港。圍訪他的過程， 彷如回到大學時候苦寫關於他電影的論文，對他的印象得到更全面的了解。

有人話《三夫》勁過龍、盡得滯，有人話政治隱喻複雜睇唔透，有人就話好正未夠喉，大家議論紛紛；加上《三夫》一舉拿下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最佳電影」、「最佳導演」及「最佳女演員」三個大獎，令人對電影更加想入非非。好彩陳果是玩得之人，離經叛道自成一格，歡迎大家繼續自行「腦補」……

一個從窗外滾進屋內的人頭，一曲悠長的巴哈〈G大調第一無伴奏組曲〉，奏響了繁華城市的哀歌。資優女學生、孤僻大提琴手、亞氏保加症患者、內地來港妓女、偽善老師與黑警⋯⋯因著懸疑命案而串連起來，並順勢捲入師生戀、世代衝突、中港融合等敏感的社會議題。港產片《G殺》，成功憑著大膽主題與偏鋒風格，引起關注，更得到金像獎的六項提名。導演李卓斌與編劇蔣仲宇不禁笑嘆︰「be yourself，幾時都咁困難。能夠做到一部這樣任性的電影，得到肯定，真係冇乜幾可。」

喜歡玩桌遊「三國殺」，裡面有個角色叫「內奸」，先要扮成忠臣撲殺反賊，再除掉忠臣直搗主公，取得最後勝利。不擇手段、傷人利己，內奸不易做，但大人的世界，偏偏就是個內奸世界，年輕人不懂遊戲規則，往往輸得慘，輸得一敗塗地。Don仔徘徊邊緣人善被人欺、傅以泰一心追夢義無反顧，飾演他們的年輕演員，一個叫李任燊、一個叫林善，二人都演活了今天青年人的典型，睇到人眼濕濕、毛管戙。《G殺》獲得金像獎六項提名，代表了甚麼？內奸的世界，或者，有種新玩法叫《G殺》。

2010年的數據顯示，中國有71.2萬孤兒，其中62.2萬散居社會，狀況不明；而如今可能因太過驚人，我們無法找到一個確切的數字，甚至漸漸遺忘了他們的存在，這或許比兩千年前的狀況還要糟……棄嬰年代，詩人何為？重慶詩人陳家坪選擇擔起攝影機，用五年時間觀察及還原河北省一間天主教孤兒院的生活，從而鑄成紀錄電影《孤兒》。上個月他把電影帶來香港，看完後，我眼前只浮現四個字：觸目驚心。

「 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中國傳統文化就像廢園春色，兀自開放，如此安份守己，也如此空虛寂寥，知音難求。十四年前，白先勇將《牡丹亭》起死回生，掃清了園前落葉，在園外徘徊的人，慢慢被園內春光吸引，到得園中，才道一直錯過了如許風景，捶胸頓足，委實太遲。春光乍洩，也有人像白先勇，在園內驚鴻一瞥，卻注定為它痴迷一生，留園一輩子——「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白先勇與《牡丹亭》，可能是另一個柳夢梅與杜麗娘的故事。

潘源良雙手沒有紋身，倒是左手卡地亞、右手萬事發，一手見證他如何賺取生活，一手讓他繼續追尋夢寐以求的趣味，事業興趣雙線發展，恍似青龍白虎一樣與他同在。他笑指自己今年「登陸」，六十年一甲子，多得政府，一甲子歸來還是「中年」，誰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既然如此，乾脆連新瓶裡的舊酒都換掉，二次創作要麼不玩，要玩就要玩得徹底，抒情諷刺、針砭時弊，二創直如《詩經》，興、觀、群、怨，有何不可？兜兜轉轉六十年，潘源良貪玩成性，於是有了這次「生炒廣東話之有辣有唔辣——二次唱作川流音樂騷」，相當正路。

不少中學裡，中國文學科都面對被「殺科」的命運。課文繁複、考核冗長、配套匱乏，在講技巧與碎片化的新高中學制下，全港只有不足4成的學校開設文學科；報考公開試人數上，更從首屆的3000多人下跌到去年的1700多人。在這種風氣下，循道中學卻逆流而立，開辦新高中文學科。自2013-14學年起，同學都能在公開試考獲5**等佳績；今屆中六預科，也有15位同學準備應考文學。文學教育的種子得以發芽，實源於6年前，一班學生成功爭設文學科的的故事。

以「純港產法式旋轉型生活潮流雜誌」自居的《100毛》，早兩年玩轉紙媒及網媒世界，成為不少媒體爭相模仿的對象。隨著《100毛》紙本停刊，《藝文青》總編輯紅眼先撰文評述，《無形》總編輯鄧小樺亦隨即回應。適逢台灣作家兼《聯合文學》總編輯王聰威來港出席「香港文學季」活動，「虛詞」趁機邀請三位相聚，深入討論在網絡時代之下，港台文藝雜誌所面對的挑戰、機遇以至出路，經驗值與知識量兼備，值得收藏！

2010年，韓麗珠開設facebook帳戶，開始在facebook寫作。本來只是遊戲，是伸展運動，正如坐得太久也要舒展一下筋骨，好讓自己從高密度、緊繃的小說寫作狀態中抽離、歇息，她說寫散文用的是另一組肌肉。直到後來新界東北、反國教、雨傘，一浪接一浪，她一邊在facebook上寫，開始覺得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許可以以觀察者的角色參與社會，參與生活。

以城市空間和步行作為策展方向的油街展覽「火花！城市行者日記」，意念源自保羅．奧斯特的小說〈玻璃之城〉，小說主人公昆恩隨著調查對象史堤曼走進錯縱複雜的紐約街頭，昆恩慢慢發現史堤曼的步行路徑中隱藏了一個秘密訊息。城市、步行、觀察，三者構成了這次展覽，策展人黃志恆（Sara Wong）既是藝術家，亦是園境設計師，創作大多圍繞空間與步行概念的她，這次更感興趣的是——人在甚麼狀態之下才會對身邊事物產生好奇？

他是這樣一個17歲少年︰最喜歡的小說是高行健《靈山》，去年還勇悍地以自資的方式，出版長篇小說《卷施》——他的名字是勞緯洛。這位即將應付公開考試的中六生，輕鬆地談起那獲諾貝爾獎肯定的大書：「《靈山》是難以理清順序的書。我總是隨意打開一頁來讀。就像日本動畫《魔法小神童》，主角加旋唸魔法書咒語那樣。」

開業不足四個月的義守書社（Stay within Bookspace），座落在人流不多的樂翠臺商場。書社設計以簡約素白為主。走進通明遼闊的長廊，便會看到「終有一死」與「身不由己」兩個書區。四位店主都是90後，來自中文大學的不同學系，是書店業初哥。就讀統計四年級的Ken形容書店的理念：「從議題出發，希望令讀者從死看生，以閱讀思考活下去的意義。」

剛好又是聖誕節，半個世紀前的聖誕節前夕，女孩想將聖誕樹帶回家。挑個平常日子，逃學，她來到市場，原本要買聖誕樹，卻被花匠帶到不知何處，一顆心也不知飄到何處，只覺得在不知何處，一雙黑眼睛不住窺視自己，窺探到她心底的慾望來——她被花匠侵犯了——所謂慾望，不過純屬幻想。以上是〈花季〉的故事，李昂首篇發表的小說，從16歲寫到66歲，開到荼蘼，花季易盡，但李昂的欲望，卻永不枯謝。

《聖經》上有這麼幾句︰「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甘浩望神父的故事沒有《聖經》那麼厚，但要細細說來，也非易事，尤其當他的故事隨著香港發展行進，每一頁都擠滿黑壓壓的人影，你說甘浩望是漆黑中的螢火蟲？「發光發亮」說來俗套，他又不是落入煩塵的聖哥，況且他亦承認，自己也有驕傲與發脾氣的時候——甘浩望好真實——於是他將每一次挑戰看成是操練智慧的機會，在歌聲與結他聲中，繼續數算恩典與平安。

黃燦然說：淮遠是香港最好的散文家。在淮遠的散文裡，他一方面以詩化語言經營跳躍的節奏；一方面則用小說化的長句，精簡幽默地書寫人性善惡。「散文這種文類不用定義。你可以用散文寫詩、寫小說。界線全由自己決定。」

「勁揪」，廣東話俗語，原指某人功夫了得、能打會踢，引伸為「厲害」；以一套字體來比喻一個社會、一個群體，「勁揪體」除了體現設計師獨特的美學觀，還隱藏著支持、使用這套字體的群體，對理想社會的投射。

黃裕邦是近年曝光率很高的香港詩人。有留意他社交媒體的話你可能會發現，他的寵物小狗Bradley曝光率也很高。簡介裡他使用的是「Poet with Pets」，至於2014年至今沒有換過的頭像，是他與Bradley的合照。黃裕邦身上有某些標籤，標籤之下，與寵物的羁絆似乎顯得太過輕鬆平常，看似與詩無關，或許不值一提。小狗今年14歲——應該算是「老狗」了，快接近40歲的黃裕邦說：「一直想帶他去領獎。」

Toast的舖位本身是做冷氣工程的，旁邊的店舖是髮型屋和車房，附近社區很安靜，生活氣息也很重。Jerry本身做設計，兼職在藝術學院教書，對藝術和哲學都有一定的鑽研。Toast書店的名字則來自他多年前關掉的工作室：「其實是想選個不難讀的字。而且書店賣二手書為主，舊書就像多士一樣，經過一些處理，toast也可以解作敬酒，都很夾。」

「睇下你班微塵／愈自大愈無能／傷春悲秋 babies／睇我嘥心機 I'm fallen」，從〈蘇菲亞的波霸珍珠奶茶〉、〈油尖旺金毛玲〉、Don't Text Him，到即將推出的全新大碟《邪童謠》，挾帶著港大文化研究研究生身份的Serrini，一邊逆流而上、一邊生成女人，如此圓熟，且美好。

Project Keep Pushing放映會亮燈之際，以為這個project就這樣完結了，誰知導演黃進走出來說，稍後還有一系列相關紀錄片要發佈——Project Keep Pushing真的「很keep pushing」，push出導演潛能之餘，也將觀眾push向更多想像與可能。

「《無間道》後，很久沒有人站在街上討論我的電影。這是十多年來的首次。」莊文強非常在意《無雙》於香港引起的反應。從數字上看，他完全可以漠視本地觀眾的評價——開畫至今，電影已在中國內地狂收十一億的票房，遠超《寒戰II》的六億記錄；若以單日的三千萬票房計算，《無雙》在中國內地的一日收益，已經超過香港市場的預期總成績。然而，《無雙》始終是一齣香港意味濃厚、訊息豐富的電影——挪用周潤發的英雄形象符號、起用大量本地二線演員、連周家怡的戲份也比張靜初的還要多，莊文強對電影、對香港的心意，需要更耐心地解讀。

「時間向後，時間又奔前。」 陳智德沉默的時候，列車在他的頭上倏地掠過。就像詩作〈早班列車〉描述的一樣：時間只會如列車一樣前行，卻總在引誘我們回望，過去那些消隕渺散的破滅靈光。身處這個價值崩壞的時代，陳智德卻對我們說：「招魂」，可以提供超越現實的正能量。《這時代的文學》與《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就是陳智德鈎沉碎物，以筆觸招魂到當下的重要新作。

讀政治經濟學出身的許寶強，將政治經濟學結合文化研究，以文化經濟學的進路分析近年香港的政治社會亂象，嘗試為香港把脈。《回歸人心：極權臨近的香港文化經濟學》結集許寶強近十年的文章，從一國兩制的消亡，威權管治，民粹政治與情感政治，談到民間如何自救，內容龐雜，但關懷的核心不變，那就是我們在這個極權臨近的時代，該如何自處？

鄭國江的名字跟他填的詞一樣家傳戶曉，但「填詞人鄭國江」這身份卻得來不易。他記得第一首填詞的唱片歌曲，是劉鳳屏的《一串淚珠》，想不到歌曲錄好後，《一串淚珠》不只成為大碟的名字，鄭國江更憑著「鄭一川」的名字，開始踏上專業填詞之路。

王嘉儀Sophy，在2009年參加《超級巨聲》後，沒有像其他「巨聲幫」在流行音樂的路上發展。畢業後以半獨立歌手開展音樂之路，需要一位填詞人，機緣巧合下認識了王樂儀Yvette，自第一張專輯Sophrology開始，兩人便走在主流音樂以外，忠於自己的內心，以靈魂創作，譜不一樣的樂曲。

Heyo是一個思路跳脫的人——至少他自己也這樣形容自己。上一秒，他還在批評坐巴士時那難以適應的節奏；下一秒，卻反問我的年紀。

訪問是六月尾做的，地點是畢業生早已離去的大學校園。專程回去探訪作家唐睿，本來要談的是人文學科畢業生的前景之類的問題，最後談到的是生命中不斷疊加而無法處理好的焦慮，寫著寫著，稿件不斷延宕，竟然已經是開學的九月⋯⋯

「依家呢個世界就係咁，既無性，亦無愛。」八十三歲，崑南對性、對愛、對寫作的意志，從來未減分毫，他是文學界的能量守恆定律，堅信情色是生命，以致我們希冀，情色能救世。

一包煙、一支啤酒、一煲魚香茄子，佬編要的東西很簡單，一如他們的穿衣態度，強調Polo不反領、襟花插啱窿、pants boner有救，不是要mean你，他們真心相信，最好的穿著就是less is more。讀佬訊文章，之所以喜歡，除了有圖有真相，遣詞用字也是火藥引，引爆時尚大笑話、醜人多八怪，令人喪笑，或會心微笑。跟佬編談時尚，其實也是談寫作，less is more處處適用。

與董啟章見面的地方是中大的Cafe330，他看上去身體好像還不錯——至少不像傳言說的那樣差。《愛妻》（又名《浮生》）未出版前已經頗受關注，既是鍾曉陽經典《愛妻》的重寫，又是「精神史」三部曲的壓軸一部，不少讀者都攜著對《心》和《神》的疑問，寄望透過《愛妻》了解一下董啟章近年發生的改變。

《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成書，吳靄儀的自傳，既是立此存照，也記錄了同業所代表的信仰與價值。九七過渡、 捍衛居港權、反「23條」立法、力拒高鐵撥款……風雨飄搖幾世代，泰美斯女神的蒙眼布愈來愈鬆，但吳靄儀在旁監察，沒有放鬆一刻。

曾淦賢和羅樂敏的詩歌風格迥然不同，或重或輕、一張一弛；或沉鬱濃烈、或輕鬆平和，但都滲透著對自然、人世、生命狀態等等的思考。

上個月剛度過廿五歲生日的羅冠聰，出版了自傳《青春無悔過書》，以平實的文字記錄了他那被壓縮了的四年。過去尚未理清，青春已經逐漸離去，羅冠聰仍在等待尚未抵達的自己。

事隔兩年，《親愛的，胡雪巖》今年八月再由香港話劇團重演，此劇於二零一六年公演時一票難求，今次在港演出後，更會巡迴內地五個城市。故事以晚清時期有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為主角，講述他由一貧如洗至富可敵國，最後「風吹雞蛋殼，財散人安樂」的高潮迭起一生。擅寫市井小人物，風格滑稽又無厘頭的鬼才編劇潘惠森，這次認認真真地處理一個歷史題材，他就是要告訴別人：「潘惠森也能寫認真的戲。」

小︰「雨傘運動」之後，我最掛心的是那群參與過運動、但卻沒人知道他們名字的學生。他們穿著校服在金鐘佔領區讀書溫習，他們很乖，都很純。年輕人單純地以為甚麼事一做就有結果。有許多人為了「佔中」跟父母鬧翻了，運動過後，如何面對這種撕裂？他們不被重視，沒人知道他們的名字，對於自己做過的，他們會怎樣想？他們會否對突然結束的運動感到疑惑？有人能為他們解惑嗎？好像沒有。我惦念這群人今天的心理狀態。

極少現身公眾場合的鍾曉陽，她的名字首先出現在中學教科書，《停車暫借問》，十八歲的首作恍如傳說。2014年，《哀傷紀》出版，她的名字又再出現，透過訪問文章又知道一點她的事，不多，而鍾曉陽始終包覆在一團謎霧中，直到今天，她坐在我面前。

小：愛一樣東西是很難用幾句說話來交代的。我今年已經七十九歲了，我生於斯、長於斯，在這裡沒受過甚麼不必要的苦楚，反而得到很多好處。我在這裡接受教育，懂得獨立思考，可以自由地讀很多書，生活得很安穩，這些我都是感恩的。對於一個長我育我的地方，我覺得我應該回饋她，而回饋她的方法就是去愛她。當然她還有很多缺點，但我們愛一個人的時候，也會容忍其缺點，或是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她洗去這些污點。我不知道是否做得到，但我愈來愈覺得，如果有能力的話，盡力而為，想辦法做些幫助她的事。

黃仁逵最終沒有入戲院看《水底行走的人》。「甚麼才算紀錄片」，又或「甚麼才是創作」的討論，陳安琪並沒有與他達成共識。電影由對「妥協」不同的標準開始，以對「追求」的不同理解結束。這樣一套看似「不合作」又「不信任」的紀錄片，有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角力，也有兩個老藝術靈魂互相了解的過程：因爭辯而圓滿，因意外而顯得與別不同。

小思老師誨人不倦，退休之後，對教育的關懷更是有增無減。縴夫將一個地方的人事物運送到第二個地方去，小思自比縴夫，多年來藉著教育將對文學與香港的愛傳承下來。小思接受訪問，最早談的就是推廣閱讀，她的大絕地圖炮。別人看小思老師是嚴師，但她卻「發明」了一些怪招，讓閱讀與學習變得輕易而有趣。

在我們尚未理解、無力明白之前，那些抗爭早已發生並且完結。而我們所經歷過的喜怒哀樂，郭達年早已經歷過了。睽違多年，既是黑鳥解散後的新專輯，亦是首張個人專輯：《抱靈賦》的誕生如此輕盈並且意外，所負載的卻是抵抗了近半個世紀的靈魂。專輯英文名The Big Hug，意味簡單不過：在殘障的年代，郭達年給自己，給所有青年一個擁抱，抵抗敗壞，拒絕支配。

在香港，作家難以成為正職，多數寫作者要靠其他工作維生；而在中國，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自毛澤東以來，文學都被視為政治的工具），寫作者進入作家協會體系、成為專職作家的情況屢見不鮮，王安憶亦是其中之一。1987年，王安憶進入上海作家協會創作室工作，之後陸續於上海作協、中國作協擔任要職。作家進入體制，是否會改變其創作的立意？我們無法輕易判斷。但肯定的是，長期置身於社會語境的王安憶，對文學與人的境況自有一番觀察。

辦公桌前王安憶坐得端正，頭上紮著髮髻而顯得幹練。敲門入室時，她昂起頭看著我們，閃現出一種獨特的警覺。王安憶的辦公桌擺設質樸，檯面上有些許文件，電腦長期關著，還有一部老式到非常耀目的非智能手機。被問起是否刻意與這個時代保持距離，她輕輕回答：「要讀的書那麼多，要學習的東西也很多，對新技術便不是很有興趣。」王安憶是這樣的一位創作者，樸素而直接，利落且敏銳。

「我第一次出國離開台灣，來的地方就是香港。」吳念真不記得是1983，或者1984年了。當時，台灣新電影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而香港也處於電影的黃金年代。吳念真回憶說當時有幾部台灣電影和大陸電影在香港放，一眾台灣導演和演員們一起來到香港，他對香港的地鐵印象尤其深刻。在瞬息萬變、真誠溝通變得罕有的資訊年代，聽吳念真講故事，總能感覺到舊時代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