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是中國大陸的第四十個教師節。 Sir. 春風燒近年對職業相關的節日敬而遠之，甚至希望取消它們

中一課文〈木蘭辭〉為人傳誦，但如果木蘭根本沒有上戰場，而只是做了個代父從軍的夢？雙雙逐字逐句提出疑問，而最先引他遐想的，是為何在「昨夜見軍帖」？也許一切皆是夢，是木蘭昨晚做了很長的夢，像莊周一樣得到了自己想要／需要的身體，然後在這一念之間，飛渡關山。

去年電影《年少日記》，借學童自殺問題一再戳中社會的教育制度和精英主義，引起公眾關注學生情緒問題。遺憾的是，學童自殺輕生情況愈趨嚴峻，教育局尚未予以適當的處理，對學童的心理狀況亦未有足夠研究。適逢DSE開考在即，編輯部邀請到陳志堅及曾繁裕兩位教育界作家，讓我們了解問題的普遍性，以至應對考試壓力的經驗和方法。教育界以外，也訪問到朋輩情緒支援社企Shelter的創辦人林詩詠（細C），從社福界角度透視現時制度的缺口，以較近的距離認識學生的心理面向，藉此說起情緒健康的重要性。在這個時代，新一代的成長至為關鍵，讓我們好好裝備自己，以同行者的姿態作陪伴，適時給予他人情緒支援，聆聽更多，讓學生表達自身，而不是說教、隨便拋下一句「加油」 作罷。在這吃人的教育制度下，救救孩子。

孔銘隆從Novel Flash的〈Underdog〉說起以往留連網吧的記憶，曾經有過輟學到網吧兼職網管的同學，當時只是不明所以，後來才發現社會的頓挫總是無聲。在大學師訓中，他看過某輔導個案影片，一再感受到學院以外的鋒利，許多學生有著纏結。他從而觀照自己額上的疤痕，同樣有過無法掙脫，忍受疼痛的絕望，但已長出了一層粗糙的皮，足夠抵禦鋒利的刮削，看見更多相似的孩子。

有一次，又再經歷挫敗後，我用了一程車的時間，在手機上打下了6條反躬自省的問題。我慢慢認知到，即使學生有她／他們要負的責任，我內心對此情此境所生起的反應，其實也透露出我自己的期望、想法、需要、投射和執取，以及一系列從我成長中習得和發展的對應方式(coping)。

每當孔銘隆乘車行經觀塘道，到啟業邨附近，他總會朝母校舊校舍張望。這座校舍一直荒廢，陰陰沉沉的，無人看管，承載著許多靈異故事，塗鴉反覆浮現。他想起中一那年所目睹的死亡，以及噩夢裡幽暗的燈光，而中學的記憶，大多植根於新校舍，同學們各奔前程，如今久未見面，課本和考卷在學校裡膨脹，成了一塊水泥地，吞噬僅餘的靈光。幸好，那年沒有凝視幽黑的深處，在新校舍能看見更開揚的風景。

你還記得當年上中國文學課的畫面嗎？YW眼見修讀中國文學的學生每年遞減，首次任教文學科卻聽聞學校要殺科，如今迎來了最後的十堂課，有所感觸。文學科課程要讀的內容多、試題難、回報低，中途棄船的人很多，只有九位學生堅持留下。這段旅程令YW反思怎樣的語文教育才是成功，到底DSE是否衡量老師教育能力的場域，相比五星星，他更貪心的希望是，學生走向更廣闊的世界。

《莊子・逍遙遊》被節錄出來變成高中「指定文言經典學習材料」（十二篇範文）之一，但雙雙對惠子說五石之瓠「無用」卻又「掊之」，以及強調大瓠是魏王送的卻又表明將其打破感到不解。他認為只有對前度以前送下來的禮物才會如此，由此展開對惠子與魏王的分析，看莊子如何安慰「失戀」的朋友，為〈逍遙遊〉帶來另類的有趣解讀。

第一次目睹有人「企跳」，是中二體育課後。那是一個還有電話亭、酒樓會宣布誰人有來電、要駁連電話線上網、傳訊息需時、下載前要搜索種子的年代，簡單來說，是習慣等待的千禧年代初。我和一位同學到小食部買了「孖條」，便投進人群，抬頭欣賞幾個老師和校工在五樓追逐著一位高中女生，校園真人版Tom and Jerry。後來才發現更要是恐怖版本。長連式的教學大樓設計，讓女生很快就進退失據，幾位大人慢慢夾擊之下，女生決定放手一搏，推開看似緊閉的鐵閘。操場上抬頭的眾生一同嘩然——原來我們都被規範蒙騙多年——那警告不在於視覺，是埋在我們不敢躁動的心裡，形同虛設。女生很快便闖入禁地，攀上天台。我已不記得「孖條」味道，每次憶起這場驚慄，指頭都有些微涼意，那時我應沒空去攝取任何糖粉，任由它融化，在我緊張小手上流去，滴於地上等待蒸發。

雙雙重讀中一上學期的白居易〈慈烏夜啼〉，課文相信大家都應該不陌生。他再認識慈烏本來的孝心，理順了白居易可能的創作邏輯：從慈烏想到大孝子曾參，最後才想到處於自己、慈烏、曾參的「對立面」的吳起，轉而以寫小說的眼光重新審度《史記》對吳起的記述中，字裡行間、因果關係的種種可能。

孫樂欣每次考中文寫作，都希望有一條開放式題目，感覺不會暗藏那麼多條條框框。經歷兩年文憑試操練的洗禮後，她發現開放式題目是最難的，發揮空間大，卻令人容易離題。直至大學的畢業論文，方遇上一道真正自由的自由題，這份考題，由誰評分呢？

考評局幾乎每年都指學生缺少生活經驗，導致寫作題材單一，而本年DSE中文卷的作文題目為「一次百感交集的聚餐」，此題落在既是中學老師，也是詩人的梁璇筠手上，寫成一次成年人的聚餐。中學一別過後，各自經歷了無數新鮮而艱難的日子，走到了無人不「社恐」的中年，這場聚餐又會是個怎樣的光景？

我知道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終歸會在新學年開始前化成一欄「2022-2023」，靜待有心人打開。九月自是新開始，有新的活動，新的物事，新的想像。習慣既成，代表新的文字會繼續進駐。我相信，有了過去的基礎，往後的記憶，會更有溫度。

出版詩集《行走的姿態》的施勁超，談及自己在剛過去的三、四月，於中學指導幾位中三學生創作新詩的經驗，鼓勵學生從詩作感受生活的「詩意」並從中擷取意象，並分享自己贈予寫作班學生的詩作，以及幾位學生經過學習，在他們人生裡寫成的第一首詩。

偶爾滿懷希望去嘗鮮也和期望不符，不知是否我的選擇出了問題。某大學遙遠角落之中，有間咖啡館糅合了簡約風格，少量的榻榻米卡座營造環境，明明如此雅緻，明明好評如潮，上桌的味增豚肉烏冬卻與環境格格不入。湯底肉末載浮載沉，豬肉片乾韌且帶餿味，分量只有一個中型碗，配上不菲的價格，可真貴精不貴多。你說是配著環境下飯吧，那裡跟酒樓一樣吵鬧，位置比拉麵店還狹小，煞風景得很。跟友人對了眼，一致認同「可一不可再」。

曾詠聰從《咒術迴戰》的前期故事，談及學生與班主任之間的關係，認為這個行業很容易把一個人捧起，深怕自己成為只活於單一水槽，卻自以為是的老師，因此狠下決心，觀課依從一貫作風，不用突兀地邀請學生向副校長和觀課老師敬禮，那份多出來的感恩大可省下。

既然無從專注工作，無從躲避代堂的噩夢，我只好換個角度來看待這段流離於不同教室的時光。我發現每間課室窗外的景色都儼然拼圖的一片片板塊，只呈現局部的校園特徵。我學習倚在教師椅上，根據桌上擺放的座位表，嘗試辨認學生的容貌，並與其名字對應。有些流傳於教員室的名字，如今有了堅固的落點，久仰大名，今天我終於看到其廬山真面目。也經常能找到熟悉的，任教過的學生，相隔一兩年再次相遇，他們展現出熟悉卻有點遙遠的臉孔，這無疑在我的心湖擊出小小的漣漪。他們或許不會再主動向我點頭問好，未必會表現得如初中時那麽青澀和率真，但我始終喜見他們的成長，慶幸自己曾是他們路上的一位過客。

回到文憑試，我們從有範文的會考過渡到聲稱跟世界學術接軌沒有範文的文憑試，幾年被譏為死亡之卷再到十二篇範文重現，從高考的個人短講和小組討論，再到文憑試的說話聆聽卷從有到無，考評局像在教導莘莘學子中國文化的緣起性空，或是西方尼采式的永劫回歸，甚或是以本年命題作文總結以上中西文化對談再以布希亞式擬像模仿討論中學生個性的自我建立。 認識中華文化是學習中國語文的重中之重，考評局的用心更是要同學學貫中西，兼容並包，師夷長技以制夷，故英語需聽說讀寫並行而母語只求由心出發作書寫而安矣。鄙民淺陋，不知當局寬之至此也。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欲再聽靡靡之音綠袖子，以倫敦交響樂團版本為善。

我們不喜歡評卷會議，但要承認它跟考試一樣，是必須存在的邪惡。我曾於一所不太著重學業發展的第二級別學校代課，原任老師剛過了考試週便放產假，於是我第一天上班，便背著一大疊陌生的學生的卷子回家批改。學校沒有開評卷會議的風俗，不問緣由，無從考證，所有評分的灰色地帶需要我自行釐定黑與白，無須與鄰班劃一。我計算總分，寫在卷面的頂部，但沒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想到兩班回答一樣答案的學生，有機會一個被評為正確，一個錯誤，總分只是一個因應老師嚴寬、個人好惡或當下的情緒而浮動的符號，心底便亂了方寸。

飲飽食醉，二宿萬歲，這是二宿宿生會的宣傳口號，蘇柏文談中大宿舍的生活，每晚夜裡都會聽到這句口號，覺得飽是個挺有趣的字，飽後面似乎還藏了個膩字，放在味蕾上很爽的東西變成了只剩視覺和嗅覺上的美感，飽了就膩了，吃飽就躺下。

「既然要學的都學會了，習作是否派回來，有那麼重要嗎？」，這句話在她的腦海內繚繞不散。讓她更不解的是，身為學生的時候，老師是否批改完全不在意，到變成家長，卻對老師們有所要求。是自己太刻板嗎？又是什麼原因令學生抗拒功課？他們小時候，也曾經熱愛過做功課嗎？ 在胡同裡越想越糊塗的她禁不住一再問自己，真的沒有批改假期功課的需要了嗎？假期作業真的失卻意義了嗎？

假如學生的噩夢是考試期，吳俊賢覺得老師的噩夢是查簿期。通過老師間的互相審查，保障每位同事的批改質素和教學進度良好，老師需要收齊足夠數量的習作，完成所有批改，然後呈交科主任審核，查簿的挑戰不在於趕進度做課業，而在於追收改正。

當老師的，或許習慣了俯瞰一眾學生，疫情下，他們同樣戴著口罩，我們僅能透過髮型和半張臉辨識他們，何況他們穿一樣的服裝、上一樣的課、出現在同一地點，很容易視他們為一體，做到真正的「一視同仁」。只有一群真誠的老師，才樂意深入發掘學生口罩後埋藏的不同面貌，因材施教，從而根據個案的需要做裁決。

不消一會兒，她們一邊拿著照相機互相拍下彼此的醜態，一邊起哄。「影佢啦！咁樣衰。」儘她們要不哈哈大笑，把眼淚掉到鼻邊的臉容烘到照相機前。漸漸，眾人陸續收起剛剛的哭臉，互相嘲諷其他還在哭的同儕。互相嘲笑過以後，她們還著攝影師笑中帶淚過後的眾生相：「嚟！我哋影張farewell相，」也許，這就是她們快將畢業，步入成人禮的禮物。

曾詠聰每次跟同行說現在兼教文學，對方都投以羨慕目光，繼而問他如何說服校長、怎樣宣傳和收生。教了兩個多月文學，曾詠聰盡可能不以「教」的形式指導寫作，而是替他們把原有能力「尋找」出來，去掉雜訊，並在這篇文章分享成為文學老師的點滴。

一天孩子放學回家，在我邊忙著督促他完成功課，邊預備一家大小共六人的晚餐時，他突然問道：「甚麼是生命？」這問題很複雜，我自己也不知道，要怎麼回答他？於是只反射式地回答說：「生命就是時間，你還在拖拖拉拉，不快點開始做功課，就是浪費了生命。」這當然不是合適的答案⋯⋯

過往，在身份上，我很強調自己兼備教師與學生的雙棲身份：在中學，我是教師；在大學，我是學生，在那裏，可以找到很多同為教師的同路人，一邊上堂（偷偷做學校文件），一邊睡眼惺忪（儘管在上課前已灌下一杯齋啡）。然而，轉到新學校以後，我才體會到多元身份的互換，即使自己身處同一地方（place），也可以有時當教師教授知識，有時當學生向學生們討教，兩者並無衝突。

因疫情緣故，不少康體設施均被徵用作防疫用途，絕大部分的比賽場次均需要跨區作賽，鄧澤旻以「疫境波」為題，談新學年的排球學界比賽，球員在場內與友隊作賽的同時，教練如何在場外與疫情競賽。

不知何時起，經常聽見老師說學生寫錯字，家長對所謂的錯都莫名其妙，不明所以。原來小學有一本規範的常用字表，老師必須嚴格遵從。小孩學寫字是非常重要的認知階段，對於筆劃、部件的裝嵌無疑都必須錙銖必較，小學老師在此作了很努力的工作。

舊日老時光真的特別美好，特別教人陶醉嗎？事實或許未盡然，不一定因為從前過的是苦日子，所以不堪回首，反倒是因為年月漸長，訝然於舊日輕狂，輕易對人對事上心動情動氣，才會覺得一切感覺都特別深刻，特別有份量。然而，歲月始終是無情的，能留下來的真正的銘心刻骨，多半是傷，是痛。所謂美好，不過是明知道生活沉重而刻意演化的輕巧。

香港科技大學創校三十周年，不僅見證了學校的發展軌跡，也見證了香港社會的種種變遷。那坐落在校園廣場正中央的火紅日晷（常被稱為「火鳥」），展翅高飛如同普羅米修斯所帶來的天火般賜於人間以光明與溫暖，也象徵著智慧與文明。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座位於西貢灣畔的學府帶來了享譽國際的榮耀，也培育了無數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學子。

孩子到了某一年齡，就會抱怨父母會拿別家孩子跟自己比較。但顏擇雅認為，很少孩子會完全不拿別人父母跟自己父母比較，但一個爸爸有多厲害，不是看他有多會賺錢，而是看他有多慷慨了。文化資源上的慷慨，時間上的慷慨，尊重上的慷慨，信任上的慷慨，但爸爸是否真有好壞之分？這問題似乎沒有答案。

中六的日常就像泥濘一樣，緊緊困著這班學生，讓人難以脫身。她們每天都在奮力備戰，為那將會定斷她們未來的那場仗作準備。在這十八年的人生中，有將近六分一的時間都貢獻給這個文憑試。無論如何，這對她們未來幾年的人生都一定有影響，這種壓力並不是旁人幾句說話就能紓解。所以，她們現在坐在這裏，相對無言，誰也不知道該說些甚麼。

本雅明有個本子，紀錄他的兒子的話，和行動。觀察兒童的語言和舉動，對我來說，也是接近這世界真相的一種方式。蒙特梭利仔細講述過很多片段，關於成人如何在一間教室坐下，進入一種冥想般的狀態，去「觀察」眼前的孩子們，這些每個有著獨特想法的個體，在對世界的關係中發出暗示般的邀請，觸摸世界的形狀，進而將自身連結其中。

來年要讓路給 STEAM 課堂，熒惑分享接手教圖書館課的這一年，跟學生談過異想天開背後的人文關懷，也推介過《生命樹》及《永恆與一天》的電影，籠統地用一個字概括，無論是在那兩套電影，抑或在所有的書中，其實都是同一個字︰「緣」。

游欣妮形容，在網課與實體課相間的這兩三年，退學的欲望時而湧現，也相信許多人同樣在學海裡載浮載沉，然而，「我們家族就是從沒出過一個大學生。」肩負整個宗族的期望和必須「學有所成」的重任，前路叫人卻步，卻又偏偏無處可逃。

如果在香港的幼稚園中提出要「帶著兩歲的孩子們去爬山」，雅言形容，那大抵會被校方革職，或被同事認定瘋了，可是在台灣，老師卻經常帶著孩子們外出參觀，稱之為「校外教學」，地點包羅萬有，有公園、展覽館、茶園、商店、農地、古蹟等等，而且從來不需要邀請家長義工伴隨。香港的幼稚園也經常有參觀活動，但去的地方往往是博物館、美術館⋯⋯

天線得得B事件經過幾日發酵，最終以模型公司跪低作結。如今，網上各大論壇風向一面倒支持孩子和家長，並批評公司處理手法有問題。但最初，網上有不少針對孩子和家長的罵聲，無非是指責孩子「好曳」、「唔乖」或者家長「唔識教」等等。一直以來，香港人都對小朋友非常嚴格，要求他們無時無刻都乖：「乖先有糖食」的心態早已深植民心。

男童在玩具店撞跌「天線得得B」公仔一事，早前成為網絡熱話，也引發「生仔要考牌」的討論，葉一知對此不吐不快，認為每個人均在大量錯誤中成長，養育小朋友最重要的不是憎恨和譴責，而是讓兒童知道錯誤，教曉他們避免重複犯錯和承擔責任。

自疫情爆發後，美其名個個應屆考生都獨當一面，說穿了只是被迫孤軍上陣單打獨鬥，勉力各自為政。老師們花盡心思竭力線上同行，但所謂線上同行，很多時候不過是大家的面孔一同在螢幕上出現，沒有人不明白，卻也沒有人會說穿。

身為學校圖書館主任的詩人熒惑，最近在校內策劃了〈作品的說話〉主題書展，希望由流行歌延伸開去，讓學生看見書架上塵封的，有關戰爭苦難的紀錄和文學書寫。 在學校提起姜濤是否合適？播放 MIRROR 會否惹來誰的不悅？用心佈置的書展會否門可羅雀？還有辦下一次的機會嗎？這正正是當下教師每日要面對的難題。

在香港幼教界打滾了差不多二十年，雅言移民到台灣，一直對幼教工作蠢蠢欲動，就像香港人初來乍到，對台灣的印象也是如此，但開始了解之後，之前的憧憬一一瓦解，並深深地體會到「各處鄉村各處例」。

來了英國讀書的第二個月，在某個晚上，孫樂欣突然收到短訊：「可唔可以繼續幫我個仔補習? 你走左之後，我一路都搵唔到補習老師。」正開始適應外國的大學生活，又剛好有點財困，本以為只是舒舒服服地坐在房間，對著電腦，教授簡單的小學課程，就能賺取一點零用錢，結果卻遇上一位意想不到的雇主⋯⋯

疫情時代裡，師生關係也變得有點耐人尋味，如吳詠彤所說，打從第一課開始，「你我」總是網上相見，甚至也不算是相見，因為上網課的時候，對方總關了鏡頭，並未真正「見」到你。我只能看著一片黑色的視像畫面，聽著你那邊無端傳出一些打字聲，也不知道你還開了些什麼視窗，在打什麼，忙什麼，納悶什麼。「你我」的溝通，竟只能靠著這虛無縹緲、狀態不穩的網絡連線。

游欣妮回想前陣子仍可實體課時，有一段時日圖書館天天都相當熱鬧，參加推廣閱讀活動的人數眾多，大家一起來聽不同類型的書籍簡介、合力砌長城紙模型、砌lego士兵和戰車，進而排兵陣、圍讀中秋月餅充滿傳奇色彩的民俗故事、各自飲飽食滯後圍坐研究五分鐘健康操……無奈點算展出書籍的借出數字，卻仍然是「0」。設計以致籌備這些活動，真的沒有偏離「推廣閱讀」此一終極目標嗎？

不時傳來歌詞評論的姚慶萬，這次從教導學生作文的角度，分析MC張天賦的〈記憶棉〉，解構填詞人林寶如何以床、枕頭連結失去的戀情，並運用鋪排讓這些道具蘊含了特別的象徵。

學校向來定期舉辦家長晚會和家長日，以便家長和教師在平日電話交談往來以外有溝通交流的平台。游欣妮分享某次派錯成績表的經歷，當日尷尬非常的事，如今回首，畫面依然活潑如昔，歷久常新。

中六畢業後去了布魯克林讀書，熒惑至今還記得中大教授那一通越洋電話把他從紐約一下子拉回來香港，分割出了平行宇宙這一邊的自己。大學和研究院的生涯提供了寫作的養分，而對生命科學及其本質的好奇，讓他直至今日仍然在書寫和出版。很多人奇怪為甚麼一個讀科學的人會寫文學，其實兩門學問本來就有相通的地方，都是為了追求真理和美學而存在。

陶潛辭官隱居，展現熱愛田園、厭棄官場的真我本性，今天的中文教師，卻因教授《歸園田居》，潛進了白色恐怖的深淵。古文今讀，真的要小心中伏。

教協宣布解散，坊間一片感慨，但其實，說教協給人最深的印象，卻可能是經營超市，近年教協常被揶揄沒大作為，最大的貢獻是提供地方讓師奶教師掃貨。一個教育人員工會，點解要賣餅卡、家電家品賺錢？神奇的是，教協超市總是人頭湧湧，收銀處大排長龍，用上舊式的運作。卻沒見過鼓噪的場面，洋溢的反而是和諧的氛圍。

說中學生不好閱讀，大概不是新鮮事，但不少語文老師以為要讓中學生提高閱讀興趣，必先閱讀貼近中學生的校園書寫、直白式故事或具備明確價值觀的作品，至於經典，就留待對文學有特殊愛好的學生來讀吧。陳志堅覺得這顯然是種剝削，反而局限了中學生的閱讀視野和眼界。

很多人問過「她」為什麼寫作，也有很多人問過她為什麼喜歡寫作。她不是第一次聽到別人說看到她眼裡有光，她知道小卡片上的這一句話，足夠讓她記住很久，亦足夠成為她日後的寫作道路上的點點亮光。這一刻，因為這句話，她不自禁再次衷心盼望，無論有沒有人看見都好，希望將來有更多人可以為着自己喜歡的物事，默默地、持續地閃閃發光。

愈來愈多人有移民的打算，教育界的情況也不例外，畢竟要在今天的香港好好教書，確實不易，現在的學校才是陌生的國度。移民本身沒有對錯，為離開的人送上祝福，留下來的則繼續加油，做好眼前的工作，因為要走的路還很長。

提起高中課程改革，行家們的意見多數都是不屑的批評，或是感慨。但野之反過來覺得，不用太過以洪水猛獸視之，回頭尋索，尋回初心，再重新出發，有何不好？

小孩子迷上摺紙，步驟再多，都像有無窮精力鑽研。但在媽媽眼中，把這份精力用來讀書學習就更好了，因為摺紙都不過是「興趣」⋯⋯

有些時候，不是你問，就必然會有人給你答案；不是你說，別人就一定會警醒。跂之以個人經驗談教學，老師不再是單方面的傳授知識者，更應該是啟導者，啟導學生自行尋找答案。

讀書時，每個學生、每次調位都大為緊張，到底「命運」會安排自己跟誰為鄰？但長大之後，如游欣妮所說，當自己的身份變成老師，掌握學生們的「命運」，對於調位曾經有過的熱烈期盼或是誠惶誠恐，反而變成許多人事煩惱。

在疫情和《國安法》之下，有教師形容，由於網上授課會留下紀錄，或成為某種限制言論自由的隱憂，誰也不知道有着禁忌語的論文示例複本，最終會流傳至甚麼地方，作為某項顛覆國家的罪證⋯⋯

全體學生在大禮堂考試的記憶，疫情之下漸漸變得遙遠。安十五將這些畫面及聲音，像學生們同步翻開試題的一瞬間，老師高跟鞋噠喀噠，還有時鐘滴嗒滴嗒在倒數，寫成新詩。

常言道「性格主宰人生」，卻更可能是「習慣主宰人生」。從小建立什麼面向的生活習慣，長大就會成為怎樣的人，因此，對父母來說，育兒關鍵就在於能否判斷孩子的天性，找出其興趣所在，再透過小習慣幫助他們發展天賦。

對文學感悟力遲鈍的典型理科生，到底有沒有讀文學的必要？與其花時間讀中西文學這些「夕陽」科目，不如專心讀理科、讀醫，不是更有社會地位、光耀門楣嗎？但吳詠彤認為，文學不是純粹分析與寫作技巧訓練，亦是心理質素的培養。

將子女的日常生活排滿補習班、興趣班，是香港典型中產家庭父母「適得其反的教養計劃」。但事實上未必真的為了孩子健康成長，而是因為現代父母大都是雙職家庭，没有時間參與孩子的日常，造成一種心理焦慮。最好的解決方法是把孩子交到一些能匯報孩子現況的成人手中，方便父母時時刻刻監控孩子。

近日教育局正式宣佈通識科將進行一系列改革，檸檬認為此舉明顯是要將通識科連根拔起，屬滅頂之災。當課程、教材及教師經高度的政治過濾，日後被煎皮拆骨的通識科，最後還剩下甚麼可教？

市面上的兒童繪本，主題無奇不有，質素卻良莠不齊，雅言以從事幼稚園教育的豐富經驗，從個人接觸上千本的兒童繪本中，分享建立挑選優良繪本的準則。

僅為小五級設計一張名為「不能逾越的紅線」工作紙和兩節課堂，就被教育局重手釘牌，做法不合常情常理，引起社會各界極大公憤。這種做法，是否有意讓所有人知道，若有人觸及此紅線，特區政府可隨時由上至下，置其於死地，永不得翻身，意為國安法立威？

人應該了解「物質」存在的真實意義，將其放在生活中合適的位置。

「賦權」似乎是從上而下的一個過程，是一個父母賦與子女自主權利、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可一蹴而就，亦沒有捷徑可走。

教科書的註釋，有時唔知變咗乜，有時又應注唔注，令教學者無法理解，此文特別想一提的，是《出師表》遇到的「妄自菲薄」。

我只能給你這麼匆匆的一小時／猜探然後原諒你言詞裡／一切可能的由衷與不由衷

讓不讀書的學生讀書，喜歡讀書的讀更深的書，更上一層樓，博學而篤志，也是極有成就感和意義的事。

繼上一篇文章探索幼兒情緒的成因後，雅言在這篇進一步討論如何馴服「情緒怪獸」，願大家一起努力成為優異的「馴獸師」。

提起「情緒教育」，範圍可以很廣泛，雅言嘗試定下兩個題目，探討家庭中的幼兒情緒教育，這篇先談如何找出幼兒情緒的成因。

香港雖有「美食天堂」之稱，但香港人卻未必真正懂得吃，仿效鄰近地區的成功經驗，向年輕學子推廣食育教育，或可帶來改變。

愛國的心，最重點在於由心而發，而非由法而立。因法已立，因規條已設，擺出一副僵硬的臉，屈於權威，這國，堪愛嗎？

香港公共圖書館日前將陳雲、黃之鋒、陳淑莊的部分或全部書籍下架進行覆檢，觸動全港學校圖書館主任的神經。從事圖書館專業的冰點，坦言自己並不喜歡陳雲，卻從未想過有天竟要將他的書籍囚禁起來，甚至毀屍滅跡。

身為老師，若將權威主義貫徹在課室中，長遠來說，弊大於利。由於老師習慣了在課室當「一言堂」，無意中會散發出「唯我獨尊」的氣勢，將自己放在一個「絕對權威」的位置上，忘記了課堂也屬於學生，他們也有發言和參與決定的權利。所以，課室中多一些「民主」，少一些「權威」吧！老師的角色應當是適當地介入及協調，而非仲裁者。因為「對與錯」的概念萌生於孩子的心中，而非老師的口中。

眷念啊眷念！是仇恨以外另一股強大的能量。

面對全球競爭，教育改革絕對有需要進一步深化，惟在互聯網世紀，教育不再是學校專利。

老師說，這年你們不要幹其他了，專心讀書，入不到三大你們便沒前途。同學們乖順服從，沒半點掙扎。

你有沒有考慮你子女的感受和成長的需要？孩子要的不是勝利，他們需要的是快樂，或者在得一劍和失一劍之間，希望你們沉默。在他們沒有要求你鼓勵的時候，作為家長，又可否沉默一點，讓他們自己去經歷？有時家長會認為無時無刻的鼓勵對子女好，其實任何事情，都只有適時與適當與否，不論讚賞與責備、獎勵與懲罰皆然。

當我們認識到教育的公共性的時候，才能從事更好的，真正為學習者設想的教育。

我是第一屆文憑試的考生，也是典型的文科生。由於我修讀的科目的考核模式都是以申論、述評或寫作為主，三年下來，使握筆姿態本已不佳的我也練就速寫的技能。

各位成年人實在有必要觀察一下自己平時對著孩子到底說了些什麼話，這些話又是怎樣影響了孩子的行為。

在這因疫症而停學的日子，當大家都要用軟件「隔岸傳聲」之時，呂永佳還是傾向願意望向沉默但在場的一方，希望像當年的老師教育自己般，讓學生看到學問的流星。

畢業之後，我有時就成為了一個到處跟男性朋友「女性說教」的角色。我有時也知道，這是不好的。

三歲半的孩子因為缺乏安全感而容易情緒不穩，對於破壞、破碎尤其敏感，所以「修理」玩具對他們來說尤為重要。

人不是植物，不可能栽種在任何地方都茁壯成長，尤其敏感稚嫩的幼小心靈，更需要小心呵護。移民前後，多考量當地的教育環境，多關心孩子的心理狀況和適應進度，適當地調整方法去支援他們。大人下的人生抉擇要無辜的孩子承受已經不是一件公平的事，那至少也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家長。這些才是移民必要關注的問題。

我上課了，關上房門，加入老師開設的平台，調較靜音，黑了畫面，最多顯示一個卡通人物，代表自己健在。我在ZOOM故我在！老師上課提問，我不回答也不打緊，反正不在課室，其實，我有在聽他的課，但同時手遊在握，正在緊張的「升呢」關頭。這算是「俾面」了吧！行家說他開的課，全班30人只得3份1在線，其他同學都成了失蹤人口，人間蒸發還是有心曠課逃學？要點夠記錄在案，待復課跟進處分？

我哋一邊廂見到香港聾人爭取佢哋嘅文化權利（包括對佢哋嘅母語尊重同承認），但另一邊廂我哋就見到中國共產黨點樣將新疆嘅維吾爾族人再教育，漢化，壓制佢哋嘅語言文化宗教，似乎係進行緊一場cultural genocide文化上嘅種族滅絕！

「內向」這個形容詞一直帶給人負面的印象，似乎與「孤僻」、「自閉」劃上等號，其實只是人格上的一種取向，應當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假設有一把量度性格的尺子，一端是外向，另一端便是內向，我們每個人都在這把尺上的某個位置，傾向某一端。

在十多年的教學生涯之中，梁璇筠從未試過如此悠長的「農曆年假」，也從未如此期待上班。為了抗疫，老師們開始嘗試網上教學，梁璇筠分享她從買自拍神棍拍片，到開始拍攝以至剪片時的準備功夫，務求與學生一起，不要太「甩轆」。無疑網上實時教學只能是權宜之計，不知道何時可以風乎舞雩詠而歸？

於停課期間為追回課時，採取網上教學是無奈之舉，但它始終有所局限，至目前為止也不可能完全取代面授課程。來自教育界的黎國威分享個人經驗，試圖論證網上教學不可以做到甚麼，並提醒我們不應忘記學校作為實體空間，也是全人教育得以可能的關鍵。

以學年來計，相信不少教育界同工也心知肚明以下事實：這學年幾乎可說是報廢。在學習過程未有足夠時間保證的狀況下，是否仍然要按既定schedule，讓未有足夠學習時間如期升班、升學？黎國威在這篇文章引出線性時間觀的概念，從而回到最根本的問題：究竟從事教育，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教育本身，還是為了滿足教育的程序？

記得以前老師在堂上講解《金剛經》，提醒我們應如是降伏其心，如是開度眾生而又實無眾生可度。為甚麼呢？因為最終都要靠同學自己了悟，有人頓悟，有人漸悟，有人執迷不悟，要是我一著相，執著人相、我相、眾生相，就無法開度眾生，教與學就完了。

身為教學者，學生能應用所學，老師實該感到高興；只是，在欣慰的同時，老師也陷入兩難處境。野之分享幾段師生之間在課堂上的真實對答，對於《醉翁亭記》、《魚我所欲也》、《岳陽樓記》，學生們總能舉一反三。別把政治帶進校園？明明課程上的一眾聖賢、古人、烈士、猛將，都在神交古人的過程中，傳授了仁義禮智之思想，如要問責，請別問老師煽動之責，關於課程編修，尋根究源就一清二楚，誰先帶頭把政治帶進校園？

正如在最近《3016》的教育劇場演出中，學生扮演企業的實習生，需為公司構思一雙鞋，卻有學生回答用糞便，演教員處變不驚，更一本正經地回答：「那麼你要考慮處理素材的成本，考量身處3016年的環境，再檢視造鞋的物料。」

我，以及C，還有許許多多校友和同學，都無法對中大正發生的事坐視不理，警方的行徑無疑是直接侵犯了我們心底裡某個至關重要的部分，而我們必須守護它。

原本應該坐在課室揮發青春的學生，到底是誰迫使他／她們不是守在校園的前線，便是躺在臨時醫療處的體育館地上？每個被誣蔑為暴徒的學生，在洛楓眼中都是那麼的純樸。明明之前還在興高采烈地說要研究誰的詩，轉個頭卻在抵禦警察發射的催淚彈、橡膠子彈、水炮車之中受傷。學生不是暴徒，祗是優秀的人被殘酷的極權者統治，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悲哀。

在「小說改編電影」課上，我死都要教徐克版的《倩女幽魂》。1987 年的電影，比同學都要老。而且很多人都已看過，興趣自然不是很大；今年又兼遇上舊生被控暴動，不少同學去了法庭聲援，課室學生又少了點。但我還是，覺得非要講《倩女幽魂》不可。

乘著九月大、中學生陸續開學，罷課的新聞幾乎佔據半個月來的關注，尤其是中學生穿著整齊校服參與罷課、集會、組人鏈的影像，頻繁地在社交媒體上出現。說到中學罷課，筆者倒是曾有過一次特別的「罷課」經驗。準確一點的說，是一次「失敗」的罷課經驗。

懂得與人互動溝通、多元協作及處理複雜人際關係明顯是 21 世紀年輕人必須掌握的「應用技能」／軟技能（soft skills），而適當的口語溝通訓練，絕對是當中的關鍵要務。

九月二日，中學生各自在不同的校園裡響應罷課，有的在校內默站，有的在校外手牽手組成人鏈，今年的開學日肯定最難忘。就讀中六的 Teddy（化名）回校參與罷課後，來到中大的百萬大道繼續參與集會，手持菲林相機記錄現場。問到他會否擔心未來的公開試成績，他說：「既然我的未來有那麼多不公平的事，為何我還要為一個這樣的未來，爭取自己那麼小的東西。」

今個暑假，全港市民不論黃藍都置身於反修例運動的漩渦裡。街頭的戰線以年輕面孔為主，不乏中學生。當整個香港都回不去了；「開學」卻像真理一樣在前頭。學校體制規律高壓，與拼死渴求自由的學生的身心狀態，明顯斷裂。我們該如何迎接這個斷裂呢？

奧斯卡經典電影 Good Will Hunting 本有追求良善的意思，面對當前的困局，同行善良之路或許就是教育的真義。

學校課程專責小組委員會6月公布諮詢文件，建議檢討聆聽和說話評核的作用。有網民認為此舉是為推動普教中鋪路，也有人認為改革是走回頭路。其實，在討論中文科公開試應否設聆聽、說話考核之先，還需理清其發展脈絡。本文旨在為課改爭論提供一些背景資料。

取消兩份卷，係咪等於消滅廣東話，係另一個值得探討嘅問題。我當然係好撐廣東話，愛好中文的都知道，普通話即北方話係一種退化嘅語言，聲調少，剩係冇咗貼近古音嘅入聲已係最大問題。之但係話分兩頭，一份本來係考本族語（native speaker）嘅卷，我就唔係好明有幾大需要去考聆聽和說話。根本新高中嘅中文課程，係當中文係second language咁考，我一直覺得好戇居。

是的。一如以往，「狀元」（還有「超級狀元」，到底是誰發明的用語）會成為新聞報道的焦點。譬如幾個名校考生坐在一眾新聞機構的名牌旁邊，像一個小型的記者會，從容地回答各種問題。或許他們也沒有想過，不過是考了一場公開試，忽然就變成代表，回答各種與考試無關的問題。如果說「反對修例」，會獲得掌聲，如果說「不認同暴力抗爭」，就立即挑動了人們的神經。傳媒顯然是有意為之的，促令讀者以輿論的標準來量度學生的說話，沒有人記得他們不過是剛剛從一整套陳舊的應試教育裡走出來的年輕人，沒有人問過為什麼考獲優異成績就代表他們的發言有代表性，沒有人提出這種媒體操作的不堪與傷害。沒有，每年如是。

「六九大遊行」至今剛好一個月，這一個月來，我們見證了不少匪夷所思、聞所未聞的場面或說話，當中，特首林鄭月娥的「母親論」更是「神助攻」，令人為之反感，一眾媽媽更走出來高呼︰「人民不是特首的孩子！」獨立記者兼作家蘇美智，先後著有《外傭——住在家中的陌生人》、《壹家傻蛋》及《我們的同志孩子》等書，幾年前她曾撰文分享，在國民時代出版的舊課本《開明國語課本》上，有篇題為〈國慶日演說〉的課文，所謂「演說」其實就是一篇畢業同學的發言，發言中把為國家慶生比喻為替孩子做壽，人民以家長自比，期許孩子學得更好、做得更好；跟今天特首的「母親論」相比，高下立見之餘，今昔課本與青少年教育之轉變，亦值得大家多多思考與關注。

我的說辭，不是為警隊辯護，思考警隊的問題需要更廣泛的理解和討論。更重要的是，我根本不在意黑警的感受（不包括其親屬）。我在意的，始終在意的，是「毅進仔」這一說辭，不能只是一個用以貶損警隊的喻體。「毅進仔」可能是任何一個正參與抗爭的民眾，其邏輯所隱含的「學歷=社會地位」的想像，根本是不必要的偏見。而這偏見所傷害的，可能是你你我我。傷害是不必要的，如果我們相信更好的所指。

小時候我們都希望盡快成為大人，每天「變身」穿上自己喜歡的衣服；後來長大了，換過一季又一季、一櫃又一櫃衣服，校服的樣子卻是愈來愈清晰——「校服怎麼可以這樣便宜？」「袖子的設計原來這麼實用」「穿在身上好舒服啊」。「有些家長隔了一段日子後回來問我們，為甚麼校服縮水了呢？量了一下尺寸我就說，衣服沒有縮水，是小朋友長高了。」維多利校服公司在荃灣屹立超過20年，店長丁小姐的人情味，也是不少學生校園記憶的一部份。

劉智聰與南豐紗廠合作舉辦「舊課本——那些美好的風景」展覽，再次展出自己的舊課本珍藏，希望讓大眾懷緬往昔學習回憶的同時，反思舊課本內容價值與社會環境的變遷。「寫教科書的人，要照顧所有學生的程度、需要，難免會在解釋事情時顯得狹窄，有所局限。以前老師說課文正確，論調就正確；今日我們重翻舊課本，又能否突破這種思維？」

「寫詩與教書的身分，必須分得好開。」跂之聲線低沉，話卻說得篤定，散發溫柔的光芒。在現實急躁的香港，做一個詩人已經不容易；要做一個寫詩的老師，就更加是一件艱難的事。到底跂之是怎樣在生活的吊索上，平衡好這兩個身分，肩負起寫作、教育的責任？

人喜歡說閒話，而我讀大學時，聽過的閒話也最多。同學「吹水」時當然也會說起老師的閒話，但我從沒聽過有人會說小思老師的閒話。

初入行的時候，我還以為，任教大專比教授中小學可以更專注於知識的傳授，因為學生們已經成年，照道理已懂自律，會專心上課，追求更高層次的知識；但真正接觸過學生後，你會發現他們仍是一群苦惱的少年。

「（本報訊）今早十時正，大學一年級生於沙田火車站跳軌身亡⋯⋯」我一面讀著瑤的死訊，一面哼流行曲。車窗外是幾幢外牆剝落的唐樓。一群雛鳥在空調上棲息，只有一隻麻雀不斷繞著附近的樹飛。

前晚讀完川端康成的《名人》一書，不知為何竟想起了小思老師。這事不止發生了一次，在斷續讀《名人》的幾個夜晚裡，我都想起了小思老師。要究其原因，大概在於川端把端坐在棋盤面前的本因坊名人寫得威風凜然，而當小思老師面對香港文學的課題時，她在姿態上也都顯露出了相同的風範。

最後一日考試，相熟的朋友即興去吃飯，我居然拒絕了。沒有原因，也沒有人陪我吃飯，我就自己一個買了大家樂外賣回家，一個人吃。考試完結，本來是普世歡騰的事，我卻提不起勁，仍然活在那個頹喪的世界。

還記得，大學的一堂寫作課上，老師問大家喜歡以怎樣的姿勢上課，坐在椅子上，或是坐在地板上。一位同學回答說，她比較喜歡坐椅子的姿勢，因為可以把整個身體放進桌子下，就像把每個同學與老師都放進一個格子，不容易碰到身邊的人。老實說，我本來正期待著一起坐在地板上課的情境，畢竟，那樣看起來比較親密。而坐椅子的姿勢，總是有種在身體外多穿一層皮囊的感覺。

可是我們仍然繼續，／夜半或者午睡之後醒來，／準備好那未完成的考試／後來才知道那將是／畢生的夢境／誰是第一個， 踏出夢境的人？

大專畢業後，我在元朗著名的私校伯裘書院教書，一教就是五年。 　　說伯裘「著名」，自然因為它是新界少數的私校之一，而且頗具規模，全盛時期分校多達五所，甚至擴展至九龍美孚新邨。在義務教育還只到初中的時代，它是中三評核試成績夠不上升高中又想（或家長想）繼續升學的同學僅有的出路，也是小學放牛班學生的「收容所」。因此這也是它出名的另一個原因：這些無法適應填鴨式教育的學生，來這裡還是要接受一式一樣的教學內容，與無法做太大改變的教學方法，於是各種各樣課室秩序問題、行為問題層出不窮出現。

有些事情並不好說。香港學校搞到今日咁，校本條例並不是主因，大家都對錯了焦點。傳媒報錯了焦點，因教師團體或許有意無意轉移了焦點。是甚麼年代了？現今的機構全以分散權力、自我監察為管理模式，難道我們還希望見到「教育局」演變成獨裁的龐然怪物嗎？校本條例只是一連串更深層的結構問題下的助因。但這種深層結構無人敢說，也無人敢改變，因為迫害者和受害者都在同一系統中受惠。

李東海小學老師輕生事件中，最讓我震撼是這兩句話：「我當時唔出聲，好似幫兇！」、「是我們的懦弱，助長某人氣焰」。這是該校老師指自己當時因懦弱不敢仗義執言，自責助紂為虐，令對方走上絕路，因此感到愧疚和自責。面對惡劣的工作環境、遇上不理想的上司，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你會怎樣﹖或曰：槌仔揼釘釘揼木，校長和老師都有來自上頭的壓力。仿佛大家都是身不由己，只期望碰上好上司。這與古時期望一個好皇帝一樣，這不過是如金耀基在《中國傳統社會》裡講的賢人政治，這是一種由上而下的理想管治模式，這種文化，在中國人的社會裡可謂根深柢固。

阿綠中三那年轉到這所傳統男校讀書，現為一名中五學生。他在精英班裡排名十五，尚算安全，可以在大海裡浮游而不被大魚吞噬。阿綠其實只喜歡看課外書。他最喜歡讀韓麗珠的《離心帶》；他覺得這裡的學生都患有飄蕩症，如風箏般在混濁的天空中飄浮。（你呢啲低層淨係識睇垃圾書！）但阿綠不説。他沉默寡言。（唔到你呢d低層講嘢。）

其實這不一定關乎她是否一位圖書館主任，而應更關乎尊重、體諒，和權力，不過碰巧，她確實是一位圖書館主任，而因為這個職位，她更容易不被尊重，也更不被體諒，尤其在盲目的當權者面前。

去年發生的理大民主牆風波，涉事的四位學生近日被處以停學、退學等懲罰。判決引起社會嘩然，亦再讓人陷入怎樣才是「好校長」、「好校董」的迷思。而當大家訴諸歷史，通常都會想起一個熟悉的名字：蔡元培。

小學六年，讀的是小島上的村校。說是村校，當年島上六間小學（國民、聖心、錦江、順德、漁會、公立），其中兩間雖然各有天主教及基督教辦學團體背景，但廣義來說，都算村校。劉克襄在《四分之三的香港》中提到，香港郊野佔全港面積百分之七十五，村校的存在，早就是一種特別而特定的存在——它與鄉村或郊野同生共滅，要是你無法忘記成長的地方或家鄉，你也必然無法忘記學校的樣子。

我在中學教的是生物科，課外也兼顧一些文學推廣工作，而認識我的朋友大概知道我會寫作，寫了甚麼就沒多少人理會了。間中有人問起「你不是讀理科的嗎？為甚麼會參與文學活動的呢」，我著實不懂怎樣回應。

不少中學裡，中國文學科都面對被「殺科」的命運。課文繁複、考核冗長、配套匱乏，在講技巧與碎片化的新高中學制下，全港只有不足4成的學校開設文學科；報考公開試人數上，更從首屆的3000多人下跌到去年的1700多人。在這種風氣下，循道中學卻逆流而立，開辦新高中文學科。自2013-14學年起，同學都能在公開試考獲5**等佳績；今屆中六預科，也有15位同學準備應考文學。文學教育的種子得以發芽，實源於6年前，一班學生成功爭設文學科的的故事。

放榜的匆匆一別後，我們終於在休假裡找到時間與老師小聚。雖然只是匆匆一別的半年，但他頭上的白髮和那深深刻在眼角的魚尾紋已讓他顯得格外的憔悴，令人不禁感慨歲月催人，再年輕的，亦始終敵不過時間。還記得在中學的時候，他授予我們知識，但，更多的是畢生受用的道理、眾醉獨醒的見解與知識分子的風骨；在我們面對人生決擇時，他依舊給我們樂觀的寄語和期盼。

游走各校授寫作課十餘年，短至兩節，長則十八節，昔日學生都投身社會，從「愛看《哈利波特》」、「在看《暮光之城》」到「誰是蘿琳？」「老師你說的是幾多年前？」見證幾代中學生在潮流起伏的狀態。課程當隨之變化。不覺，思想日漸激進，繼而引進韓劇談「引用」、新海誠《你的名字》。談「意象」、林若寧《百年樹木》談「張愛玲」、宮廷劇談「政治」……就是不得不提冰心都會兼提清潔龍阿德（違例放紙船會被罰款千五）、不得不提巴金都會兼提「經典作品不會告訴你的那些怪叔叔」（鄰家阿伯欲娶鳴鳳）、不得不提金庸都會兼提「武俠小說懸崖的幾種功能」。這些「讀物」與主題漸漸成為我演繹的重要素材，學生似乎各有得著？我不知道。

剛來到這所跟喧囂的元朗商場只隔一街之遙的私校工作時，我不覺它有甚麼特別之處，要數印象較深的，是這裡的每一個地方都比一般中學小。可是，這裡麻雀雖小，五臟卻是齊全，三層高的白色校舍，有十多間大小不一的教室。地下一層是雨天操場和教員室，雨天操場和教員室門口相連，穿過操場，盡處有一小舞台，後台旁邊有條只容得下兩人並行的小通道，每次上周會前，師生都走這條小通道通往和幼稚園共用的禮堂。從禮堂的側門走出來，會看見一個籃球場，球場鋪上藍紅相襯的保護層，醒目得刺眼，因此師生們都很難留意到球場旁邊，還種了數棵木棉和一棵芒果樹。

我在倫敦修讀英語文學碩士課程時，剛好遇上2016年3月的香港學生「自殺潮」，常常在網上讀到年輕人自殺的新聞，以及網民對學生的批判。網上也有許多人試著反駁這些人對學生的批評，但當每篇網上新聞底下總有這類指責，身在外地的我便開始擔心在港的朋友們。

經歷了六年肉搏、好不容易擠進大學門檻的精英們，又怎會輕易放棄自己一身的（也是惟一的）招式。我的標準與林鄭口中的紅線一樣，一年比一年低；一個學期後，但求他們發現「中文原來有別的讀法」，也就算階段性勝利了⋯⋯

他們每每在第一天考試的早晨肚瀉，一做習作就伸手拔掉前額頭髮，他們習慣抓破永遠在同一位置，那久久不癒的結痂，彷彿那裡總是有蟲在啃，有火在燒，一緊張便痕癢。他們的額頭佈滿細小傷口，指甲縫邊塞滿血跡，有時他們記得我今天要來，便在課前衝到浴室洗刷，更多時候，他們忘卻了⋯⋯

隨著Morrison Concert的完結，英華書院創校200年一系列慶祝活動正式宣告結束，我也趁這個機會在這裡發表一下個人意見。我不認為英華是一間不好的學校，然而這次皕載慶祝活動卻實在有多項荒謬之處。

2015、2016年，我發現不少同學、同齡朋友參加由學校推薦的內地基金會、交流團。著西裝，飲紅酒，去晚宴，上電視。如此很好。大家都有各自的難處，各有前因。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選擇目前道路的原因。比起他們，我仍然時刻質疑自己當下的價值。

作為漂流教師快十年，我流浪在各大專院校之間；每個學期服務的客仔皆不同，有考上第一志願學系的勝利組，也有僅達「毅進」水平的制度失敗者。我不敢說他們日後的前途如何，目下惟一可以總結的，是兩批學生都是同一種臉孔：懨懨欲睡、愛理不理，天下再大都沒勾起半點好奇，世情再屈機都沒燃起一點星火。

12月2日，星期天晚上，英華書院在會展筵開超過二百席。這是香港開埠以來難得一見的校慶盛會。書院由馬禮遜牧師在馬來西亞馬六甲創辦，後遷到香港營運。擁有如此悠久的歷史，而眾師長和師兄弟能夠聚首一堂，成就此等盛事，實在可喜可賀。小弟因事未能參與，甚為遺憾；然而當看到特首和教育局長作為上賓之時，即使明白屬於既定遊戲規則，仍然不禁心中有氣，不吐不快。

何福仁：文學最忌簡化。我覺得諾獎詩人辛波絲卡說得好：「我不知道」（I don’t know）。你問有甚麽問題可以解決，我不知道。文學家，甚麼家都好，尤其是教育家，最難得的是肯承認自己不知道。W.H. 奥登在〈悼念葉慈〉一詩說道：poetry makes nothing happen （詩無濟於事）。文學作品不斷寫出來，你以為這個世界變好了嗎？

按：文學館此前進行了一系列有關寫作教育的研究，感謝何福仁先生撥冗參與訪談，分享對文學寫作教育的看法。虛詞現轉載稍經刪整的版本，題目為編輯所擬。

《我的破嗝Miss》（Hichki）的女主角Naina Mathur就是個廿歲出頭、名牌大學first hon畢業、渴望找到份教育工作的年輕人，她最大的缺點也許是「打嗝」。對於這種神經系統疾病、自小被同儕欺凌、面試時又被校長奚落的遭遇，戲院在場觀眾予以最大的同情。

文學館此前進行了一系列有關寫作教育的研究。感謝許迪鏘先生賜文，分享對寫作治療的看法。文章經虛詞轉載，題目為編輯所擬。

比賽結束了，我們一行人跟著他的腳步離去，一言不發。

那時已經在讀中大的教育學院了，去問中學時非常尊敬的老先生，「老師，以後我也打算做教師呢，請問您有什麼忠告給我呢？」老先生頂著地中海髮型，托一托唐君毅式的茶色眼鏡，對我說︰「做老師的話，緊記不多言。」當老師的話，最緊要「不多言」—此話果然睿智！

2018年10月7日，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在電台節目中提出全世界學中文都是以普通話為主的觀點。他質疑香港人繼續以廣東話學中文，長遠而言會否失去優勢，又認為日常生活中，應該多點學普通話，以及多用普通話表達。楊潤雄的說法立刻引來許多批評的聲音，於是其新聞秘書下午澄清，他本人傍晚在facebook再撰文澄清，指出他「全無『質疑』用廣東話學中文，只是認為長遠來說，中文教學應如何發展，可交由專家進一步硏究，以鞏固本港兩文三語的獨特優勢」。

五十年代的中國如今天一樣。風暴山雨欲來，一種肅殺的煙硝味開始在天空中瀰漫開去。在1955年的「胡適思想批判歷史組會」上，顧頡剛也不得不表態，公開否認老師胡適與自己的學術關係：「在未遇胡適之前，我已走到懷疑古史的道路上... ... 其後我走向漢代今古文學的問題上，又整理文籍。這些俱與胡適無干」。到底在批判思想、劃清界線之前，胡適與顧頡剛之間，存在過一段怎樣的師生情誼？

我開始教書的時候，中文已由兩卷增加至五卷，現在又從五卷縮減至四卷，卷三卷五結合為一卷。學習中文，若沒有游刃和沉澱的時間，貪多務得，又怎會學得好，何況還有其他科目不斷補課，與你搶奪時間。而說穿了，聆聽說話和綜合的設置，大概九成只是為了讓學生畢業後，可立即進入商業社會服務，做個文員，最好像個一出生便會游泳的鴨子。我常想，這種對中文科無止境的「增值」，是一種不道德的僭建。

自從教資會今年推出「本地研究生學費豁免計劃」後，兩個研究院的朋友不約而同告訴我：「樂觀地想，每個月可以少給四千元學費，但其實很多問題沒有解決，而且學額並沒有增加。」

訪問是六月尾做的，地點是畢業生早已離去的大學校園。專程回去探訪作家唐睿，本來要談的是人文學科畢業生的前景之類的問題，最後談到的是生命中不斷疊加而無法處理好的焦慮，寫著寫著，稿件不斷延宕，竟然已經是開學的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