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警察的權力來自於人民的委託，其權力自然受到公共意志的約束。然而，這不表示民意決定了的一切，它是其中一種標準去劃定警察的權力範圍，另一些標準包括結果論和義務論（或權利理論）。在本文裡，我會先探討和批判「國際標準」的評估準則，然後從倫理角度劃定警方武力的恰當範圍，並用此評估反送中運動裡警察的若干濫權。

這些年來，能將時間放慢的日子屈指可數，其中一次是2014年的秋天。還記得那時候，金鐘一帶空氣清新，艷陽高照，散發著一種澎湃的生命力。那時候在附近上班，午飯時總喜歡到周邊散步，看著各有各忙的人，心情特別舒暢，連帶工作效率也好像提高了。沒有記錯的話，佬訊本身好像也是那個時候萌生出來的想法。

對於一些人來說，社會必須有警察維持治安，這是無容置疑；但其實如今我們認識的現代警務制度和工作只是不過二百年前的產物，最早可追溯到1829年倫敦警察廳的成立 [1] 。現代警察擁有相當大的權力，包括街上攔截搜身、搜查、拘捕、竊聽、進入民居住所、使用致命武器等，這些權力都會直接影響到人民的人身及生活自由。因此，警察機構的權力構成了以下的政治道德難題︰警察的權力究竟怎樣才算是正當的（道德上可被允許的）？警察作為香港（幾乎）唯一能合法使用武力的執法機關，其道德基礎是甚麼，又該受到甚麼限制和監管？

六月午後，不時有烏雲蓄勢湧起，蟲豸在低氣壓中提早出沒；今年六月，很可能是碧波押——這塊在油麻地佇足三年多的社區藝術空間——最後運作的時光。去年年底，香港藝術發展局因「場地未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為由，不再予碧波押續約。現今就如黃碧雲所寫的︰「甚麼條例，愈收愈緊，地方都關了。碧波押要關了，賴死到六月底。」「賴死」二字，使盡全力。

《上流寄生族》不是甚麼5D電影，卻從頭到尾散發著濃烈氣味。主角一家四口無業，擠在一個半地下室裡，屋外天天有醉漢撒尿，晚上全屋的蟑螂都跑出來開派對。氣窗邊一直晾著幾隻襪子，久久沒有收起，可以想見那潮濕滯悶的房子每分鐘都在釀著霉臭味。

繼一百萬人走上街頭，又有二百萬人懷著更悲憤的心情遊行，似乎整個城市都無路可逃了。這是一個必須要立即處理的政治問題，否則這將會變成整個城市秩序、政府管治的不穩炸彈。但對所有人而言，又何嘗不是一件難以逃避的事——中立不是一種選項，任何靠市民「搵食」的人，都會有發聲的期望。

請記著魯迅所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希望是情緒，絕望也是情緒。絕望不是堅固不摧的東西，它並不真實存在。《源氏物語》裡有一句詩很有意味：「哀情亦是無常物」。對於悲哀，也不要執著。唯有破除絕望、破除悲哀，我們才能重獲希望和快樂。

天色漸暗，警方在沒有預示的情況下，攻擊了我們，每個人都痛之入骨，只是我們並沒有選擇逃離現場，大家都做了約定，要把我們的家園，要帶著整個香港，逃離腐敗的未來，我沒有名字，我只是示威遊行的一份子。

早於2013年，現為建築設計師的黃思琪（Louise）便開始研究無家社群，當時仍是園境建築設計學生的她，對於露宿者如何利用公共空間，以及與周遭社區之關係很感興趣。直到2015年，她將這套研究帶進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的社會設計工作室，在李欣琪（Yanki）和Sara的指導下，親身走進深水埗通州街天橋底，不從政策角度分析無家者，而是針對他們的設計技能進行研究，並統稱他們為「自建社群」（Self-build） 。研究在2018年結集成《家在街：香港自建社區》，歸根結底也是在叩問一個家的定義，「住在街上是否可能？（is it possible to live on the street？）」

恰恰是這種革命的純粹性及其由「自由」而迸發出的詩意，使我在讀罷洪慧〈借火〉一詩時當即想起了哲古華拉。飛蛾撲火真的是自取滅亡嗎？我想在洪慧看來飛蛾不是撲火，而是借火，燃燒生命是它天然的職責。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法國大革命高舉的「自由、平等、友愛」，我們的社會沒有平等，也快將失去自由，所以請大家一定一定要更加珍視友愛，那真的是我們非常重要的武器。

自由的食宵人民，要呼吸自由的空氣。自由的空氣不在家裡，在街上，在巷中，在我們切切實實踏著的土地上。而我們知道自由的空氣是要自己爭取的，freedom is never free，如果你感覺到你做的事好像很免費，那就代表以後你就要付上代價。

我不是那種「每個人生來都是獨一無二」主義者，不會整天在發be yourself的語錄。事實上，我很渴望同大家一樣，我很想做一個正常的年輕人——睇YouTube、Netflix、煲韓劇。

如果說攝影有一種宿命，那應該是與時間相互籠罩、無法割離的特質。艱難地爬上坡，前往與攝影師黃勤帶的訪問地點——外國記者協會——時，腦中一直盤旋著「宿命」一詞。去年多次爆發言論自由受威脅事件的外國記者協會，其在雪廠街的選址是由港督麥理浩提出的；而黃勤帶的最新攝影集《Secret香港樞密1842-1997》中，也剛好錄入了一張飯局座位表，顯示著麥理浩曾與習近平父親習仲勛同台並坐。透過相片再看眼下、甚至未來的中港拉扯，不免有歷史輪迴之感。

〈回憶有罪〉還進一步將1989年北京的「六四事件」，聯繫2014年香港的「雨傘運動」，時空幾度轉接，但彼此面對同一個極權，當年的真相一日被隱藏和噤聲，極權的魔爪將繼續無限擴展，如果回憶有罪、如果事不關己，有一天消失的不是檔案，而是香港！

早前讀了一篇評論文章，提到劇集第十話應思聰病發繼而闖進精神科社工宋喬平的辦公室，被宋安撫下來的情節。這段情節我也非常喜歡，不是因為思聰問「為甚麼是我？」的無奈，也不是那句不屬於劇本的「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而是，我在其中看到一位外套上掛著小玩偶的精神科社工，如何以平等的姿態，讓病發的思聰言說其經驗──他要拍怎樣的電影，是甚麼使他受苦──在喬平面前的不是一個胡言亂語、幻聽幻覺的精神病患者，而是一個在特定環境與心理狀態下受苦的人，以及他正遭遇的人生處境。

香港進入抗爭年代，日本六十年代末的三里塚抗爭與香港的守護菜園村運動相似，於是小川紳介由1968年至1977年期間紀錄三里塚抗爭的七部電影開始走進香港人的視角；大津幸四郎、代島治彥在2014年導演《抵抗的代價：活在三里塚》在抗爭五十年後重訪參與者，就是要探索歷史的現代進行式；到2017年，代島治彥再導演《三里塚：伊卡洛斯的殞落》，在這探索之上再走前一步。

我經常也會和自己玩這個「猜反義詞」遊戲，重新思考一些本來相反的字詞，看看會不會找到其他合理的新想像。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生」與「死」，作為生命的「開始」和「終結」，「生」、「死」二字很自然是相反字；但如果相信生命有輪迴，那麼「生」與「死」便只是一種互相交替的延續；而在哲學上，因為有「死」，才顯出「生」的價值；有「生」，才賦予了「死」的意義，兩者又更像是互為因果，並非相反關係。用這種方法玩下去，有很多約定俗成的想法，都可以被顛覆或轉換成新的意象。例如將「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改成「夕陽無限好，好在近黃昏」，在完全相反的意境裡，你覺得哪一種「夕陽」更美？又例如「love at first sight」和「love at last sight」，哪一種愛更動人？

大館當代美術館目前正在展出《表演社會：性別的暴力》，題目對香港人來說聽起來十分聳動，策展人Susanne Pfeffer在概述裡表明這個展覽要探討的，是結構的暴力。談性別的暴力好像離不開女性主義思潮，籠統地說，女性主義至少經歷了三波轉折，同志運動和酷兒理論亦不斷發展，故此，即便是性別論述也能有多種立場和切入點，慶幸的是，從藝術品中不難看出藝術家各自的定位和觀點。

上星期，在《我們有雨靴》的映後座談，戴耀廷說，香港真正的黃金時代尚未到來。我不確定他的真實所指。但在當下，因為不同香港人的努力，我們在這樣一場歷史性的審判中，確實見到最美麗最高尚的香港風景。這樣的風景，由我們創造。如果我們見到，如果我們珍惜，這就是我們的黃金時代。

喜歡玩桌遊「三國殺」，裡面有個角色叫「內奸」，先要扮成忠臣撲殺反賊，再除掉忠臣直搗主公，取得最後勝利。不擇手段、傷人利己，內奸不易做，但大人的世界，偏偏就是個內奸世界，年輕人不懂遊戲規則，往往輸得慘，輸得一敗塗地。Don仔徘徊邊緣人善被人欺、傅以泰一心追夢義無反顧，飾演他們的年輕演員，一個叫李任燊、一個叫林善，二人都演活了今天青年人的典型，睇到人眼濕濕、毛管戙。《G殺》獲得金像獎六項提名，代表了甚麼？內奸的世界，或者，有種新玩法叫《G殺》。

我留意到，現在網路媒體很流行一些思想速成節目，聲稱消費者只需付出很少的金錢和時間，就可以輕鬆擁有上下數千年的學問和思想。我明白這類節目有很大的市場需求，同時在知識普及上起到很多作用。不過，如果有人希望通過這類文化消費，便能輕輕鬆鬆地成為有思想有見地的人，我認為不大可能，甚至適得其反。

2013年4月起實施的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規定，所有新盤資料皆要公開，筆者根據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的資料庫，收集統計條例實施後一共228個新盤的命名，歸納分析出一些特徵。

不用虛想明天沒有痛苦，我們沒有得到誰的保障。如果平安一生在殘酷淌血的社會已成了一份奢侈的盼望，那本應如此的安穩景象已成虛無機率不必自作多情。我們只能在藏有善意的靈魂裡，與美好赴一場約。不怕窮得就僅剩這塊斑斑駁駁的內心，因為那處歲月靜好。

命運的預言是一種魔障，支配和驅逐沒有自由意志的人，預測的系統是火山爆發的氣孔，噴射一堆隨機的泡沫，讓人在迷亂的泥濘裡自我戕害；預言的惡魔必須由預言擊退，驅除凶靈的方法就是招魂，既是毒藥又是解毒劑，循環的治療中不斷復發。

他並不認得夏的模樣，因為他們素未謀面，但當他看見夏帶著微笑同時流著兩行淚水的臉龐，他便知道對方是夏了。長期的治療並未磨蝕他的嗅覺，他在二人之間的空氣中聞到明顯的酸澀味，那正是憂傷的味道。

人際關係是一種無法根治的傳染病，任何人都會患上而不能痊癒，例如我不認識他，但他認識她，而她又認識妳，妳剛好跟我是朋友，便會無由來捲入洩密的網結中，像蜘蛛巢城，危機四伏，沒有人知道消息原本是甚麼模樣，除了假裝老練而世故的聆聽，沒有人能夠拒絕參與。

讀政治經濟學出身的許寶強，將政治經濟學結合文化研究，以文化經濟學的進路分析近年香港的政治社會亂象，嘗試為香港把脈。《回歸人心：極權臨近的香港文化經濟學》結集許寶強近十年的文章，從一國兩制的消亡，威權管治，民粹政治與情感政治，談到民間如何自救，內容龐雜，但關懷的核心不變，那就是我們在這個極權臨近的時代，該如何自處？

那是發聲的時代，是嘲笑與大規模攻擊的時代，如果你還記得「試問誰還未發聲」、還記得後來對於「今天我」的鄙棄，那也可視為一首歌壓倒另一首歌的時期。那也是網絡力量對於「左膠」的壓制，也是對於「沉默的多數」的一次輾壓，在雨傘以後，好像很少看見這兩組詞彙了。我不太理解，好像一切政治口號在事件淡出後都煙消雲散了，可能因為那時我還是個大學生吧。

不因肉身的亡故而能夠阻止離逝者相愛下去……虛脫的她突然使出超乎常人的力氣跳下月台，高速的列車將她猛烈的撞飛半空，轟隆的響雷，一道閃光擊中了蝴蝶釦，軀殼落在路軌上，魂魄卻浮在電線桿，空氣隱約有燒焦的氣味。

然而這畢竟是不尋常的一天；k發現自己站在原始叢林中。面前是茂密的、依然翠綠的榕樹冠，倒豎在馬路中心；樹幹如森森白骨直插天空。K深深吸一口氣，開始這趟跋涉的旅程。

很多人以為濕疹小孩是會被欺凌的，的確有時候是會的，但是別人也只是實話實說，也不知道歧視。我記得在玩「狐狸小姐幾多點」的時候因為皮膚是紅紅的，於是總是被要求充當「狐狸」的角色。

把自殺歸因並等同成「病」，就好像編織物背面的錯雜線頭，明明牽扯龐大社會因素，卻刻意被視而不見——固執地閱讀所有反證，建立一套混淆不清的觀念，轉換成提倡精神健康，從而掩蓋種種生命真相。

沉默，及作為其相反觀念的發聲、行動，均是文學中長久深遠的話題，其延展面廣闊，涉及不同層次與範疇。沉默，並不只代表無言；它指涉多重層次的思考，反可能凝聚成一股定力，甚至一種反向力量，一種逆反姿態，去制約盲從，令我們不至被社會浪潮推湧失向。沉澱、醞釀、發酵，文學正以其沉思本質，給予我們開闊的視野——於是我們仍可透徹觀察，而又不失行動能量。而當我們在文學中談論沉默，其實是在談論沉默與發聲之間的種種可能。在某些時候，沉默更可能成為焦點，引發諸種不同的聲音與討論。

無名的阿伯，到了無色無味無聲，不知何故仍然無人無物的年齡，只配有姓氏而沒有名字，被配給「老梁」這個比號碼更沒記憶點的稱謂。當有人說起「一個女人」，你會追問是甚麼類型的女人，從頭髮，身材，高度，甚至對某部位的意見，除了呎吋、目測質感、與地心吸力的張力關係拉扯出的衡量狀態也能被一一揭發；可愛，鄰家，性感，商務，胖也有貼近吸引抑或貼近厭惡的光譜的經緯指標，務求點出最精準最獨到的形容去達至一個所謂真實的女人。「梁伯」就只是一個阿伯，大家心目中那個「阿伯」。觀看、臆想，關注的輕重有差別，但都是充斥歧視。

由香港電台及香港出版總會主辦的「第十一屆香港書獎」頒獎禮已於今天（6月20日）於香港電台廣播大廈舉辦，十一本獲獎書籍包括董啟章的《神》、潘國靈《消失物誌》、張婉雯《微塵記》等文學作品。

這是寫於十一年前，一篇有關西洋菜街、自治八樓與我的文章。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是我的啟蒙之地。公共空間、對話、協商、自我管理……當時八樓的朋友帶著這些概念走進這個「區」，以近乎怪胎的姿態在裡面滾動了幾年。那是未有Youtube、Facebook的年代，我們在「區」內討論社會議題、播獨立影片以至紀念六四。沒覺得要鬥大聲，因為這是我們從根本討厭的事情。希望和街坊用家直接溝通，因為不想將這權力交給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