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大誰惡誰正確？「以人類學角度看『暴力』」講座紀錄

反修例運動的討論裡，「暴力」肯定是一個重要關鍵詞。人們譴責警方濫用暴力，未有按照準則使用催淚彈、警棍等武備，侵害市民的人身安全；警方與建制派人士指責示威群眾為「暴徒」，又以暴動罪控告部分被捕示威者。雙方都以「暴力」指責對方，然而，他們所說的是同一種「暴力」嗎？在明刀明槍的暴力之外，社會上還有什麼更嚴重的暴力？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日前（九月六日）舉辦講座，邀來鄭詩靈教授、譚萬基博士、周豁然女士、鍾浩浲先生，以人類學角度解釋「暴力」的不同面貌。講者提到，我們的日常生活其實充斥著無形的暴力，法律、經濟、生活價值等看似和平的秩序，無不是通過看不見的暴力來維繫。最後，講者亦討論了邁向非暴力的可能。

「狗與華人不得入內」的制度暴力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鄭詩靈由世界地圖說起。說到世界地圖，是否立即想起那一幅美國位於西方，中國位於東方的橫向圖像？就連我們理解的「西方人」和「東方人」，都似乎跟這幅世界地圖有關。但細心一想，地球本來是一個球體，橫向的世界地圖明顯不是自然而然的產物；到底是誰設計出來，又為何現在會成為我們所理解的常識？

鄭詩靈教授則解釋，這種世界地圖，其實是以歐洲為中心的設計，也是殖民時代的產物。近代歷史裡，歐洲曾在全球佈下規模、影響最大的殖民統治，我們現在認識的世界地圖，也是在這種殖民宗主國的觀點下設計出來的。「所以，我們現在認為理所當然的世界地圖，其實是一個充滿戰爭、暴力的歷史產物。」鄭說。

一般來說，我們對暴力的理解都是有形的，譬如肉眼可見的戰爭、衝突等。然而，以歐洲殖民統治引伸出來的世界地圖為例，在在證明了暴力可以是無形的，以看不見傷口的方式潛藏於社會結構當中。譬如「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人可以透過語言來傷害別人，如辱罵女性為「雞」（妓女），明顯是以性來羞辱他人；也有「制度暴力」（systemic violence），指與經濟、政治體制和官僚制度有關的暴力。

歷史上，曾作為國際租界的上海，有公園一度掛上「狗與華人不得入內」的招牌；殖民時代初期，香港華人都不能住在半山以上地段；美國南部亦曾有種族隔離政策，就連飲水機都要分開白人和有色人種。「這些都是暴力嗎？如果我們說『暴力』是侵犯人的自由，基於人種而把人分隔開來，又是否『制度暴力』？」「有人說『有法律，所以要遵循』，其實歷史上我們見過很多不公平、暴力的法律，當時完全是合法的。」

人類學家 Nancy Scheper-Hughes 及 Philippe Bourgois 因此提出暴力的連續體（continuum of violence）這個概念，把「暴力」的定義涵蓋至「所有侵犯人們的自由以至整體生存的控制的過程」；有形、無形的暴力在社會裡更是環環相扣，「言語上的種族歧視、種族隔離、奴隸制度、種族殲滅，其實都是同出一轍，不能獨立地看待。」鄭說，而暴力總是體現在個人到結構的層面，「我們所謂的正常，所謂的日常生活，本身已經充斥著暴力，and we’re part of it。」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鄭詩靈）

「非暴力」甘地原來很暴力？

由 2014 年的和平佔領，到 2019 年「和勇不分」，不少人都說香港人「進化」了，對不同的抗爭手法有著更大的接受程度。只是，政府還是會聲言這是「暴動」，你們是「暴徒」，「不合法」的示威遊行擾亂了公眾秩序。另一位講者，人類學畢業生鍾浩浲說：「從歷史的角度看，只要你動搖到政府的管治威信，動搖到所謂的『秩序』，就會被說成暴力。」

所謂的「秩序」，實際上是指甚麼？鍾浩浲提到，我們的社會關係，是透過資本和生產來維持的，不只是「每天都要上班」，而是如何在不同機構再生產出來的政治、社會土壤底下，維持著既有的生活模式。這些機構包括看得見的國家機器，如政府、警察、監獄，也有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法律、宗教、學校、傳媒，由此建構生活當中「理當如此」的價值和秩序。

「我們很少想過，現在的生活其實是被人迫出來的。」鍾浩浲說。不是誰正拿著槍威迫你，而是以為生活是由一個又一個個人選擇堆積出來，「讀書不好是因為不才」、「沒辦法脫貧是因為不懂投資」；鍾認為，這致使我們忘記了自己信仰的價值和秩序，本來就是暴力底下的產物：「我們的生活其實鑲嵌在更大的政治經濟土壤裡，無論五年前還是現在，我們都在面對同一個政治經濟問題。」

他提到，香港的「繁榮穩定」，其實來自一個很獨特的剝削關係：殖民者施行經濟剝削，部分本地人從中得益而向上流動，外地資本加上本地資本通過壓迫本地人、外來人口獲利，造就了所謂「經濟神話」。經濟繁榮由看不見的壓迫推動，促成了一些人的「收成期」，更令我們願意相信，這些和平、秩序，是正確的。反過來說，試圖動搖這些秩序的，則為破壞社會繁榮穩定，或是 no stake in the society。

印度的甘地一直是「公民抗命」、「非暴力抗爭」的標誌性人物。他一生中最著名的運動，就是為了抗議殖民政府的食鹽公賣制，率領人群自行到海邊取鹽，不給政府交稅。取鹽夠和平了吧，但鍾浩浲卻認為，甘地很「暴力」：「不是誰打了誰的可見暴力，而是基層地顛覆社會關係。甘地更『暴力』是因為，他的不合作運動顛覆了整個社會關係，令社會不再以過往的方式運行，以達到整體社會的轉型。」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光榮地擁抱『暴力』兩字？爭取實在的社會轉型，去做一個暴力的甘地？」

經歷暴力後，社區復原的可能性

前述兩位講者分別講到，我們的生活如何被各種看不見的暴力包圍，而一旦我們動搖到政權的「秩序」，卻會反過來被指「暴力」。這些情況，都在一百多天的反修例運動裡顯露無遺。不過，這場運動除了揭示制度暴力，示威群眾「核彈都唔割」或「同行兒女」的情誼，也教人動容。這種「非暴力」的元素，如何有助我們邁向一個理想的社會關係？

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兼任助理教授譚萬基說到，自己最近的心情幾歷起伏，沮喪、不開心、憤怒、無言和無力，有時看著電視會覺得甚麼都做不了。「面對一些 fast violence 時，像一個人向你揮拳，你感受到痛楚，這種暴力是非常有形的，亦是個人的。但我剛才說到的心情，其實是一種 slow violence，無形且不會產生痛楚，卻會增加你的苦，不是直接施加你身上，但心靈和精神一樣會受創；它最終都會跟 fast violence 一樣，令你無力。」

譚萬基過去曾在日本福島附近的村莊裡做田野考察，當地環境深受核幅射影響，一塊石頭的平均幅射比香港高十倍。這種無形的不確定性就是 slow violence，令人擔驚受怕。更甚者，日本政府租用當地的農地放置受到核污染的棄置物，總計約有二百萬個一立方米的黑色膠袋：「如果你是當地農民，當你走出家門看見這些黑色膠袋，你還會回去嗎？」

整個社區因為核幅射的緣故面臨崩潰，譚萬基卻在當地認識了兩位嘗試促進社區復元的人。他們聯同一班科學家，在日本政府提供的除染方法之外，實驗可以讓農地變回可種植農作物的地方。另一方面，為了令這個地區以外的人接受種植出來的食物是安全的，他們不斷邀請義工來到村莊親自參與種植，親自監測農作物的幅射含量；透過一起生活，重新建立彼此的信任和關懷。最近，當地已經發展成可以種植白米的農地。

「催淚彈的殘留物在社區散播，就像幅射一樣，警察發射催淚彈，無論左鄰右里都會中招。我開始思考，這個時候，社群的復原能力如何在當中發揮？」譚說，「在我的田野考察裡，面對這些暴力，如果你要從新建立社群的更新能力，你就要回到『幅射』本身，面對令你痛苦的根源。如果將來有復原的可能，我們會不會由催淚彈開始？」

（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兼任助理教授譚萬基）

邁向非暴力，重建人的關係

另一位講者，也是人類學系畢業生的周豁然，2014 年因為新界東北反拆遷運動「衝擊立法會」被捕，三年多後同案共十三人被改判入獄。當時法庭的判案理由書第一項裁定這樣說：答辯人在犯案，連同其他參與非法集結的人，以暴力衝突立法會綜合大樓，嚴重破壞公共秩序及安全的大規模擾亂行為，在適用的判刑原則之下，法庭必須處以阻嚇性的刑罰，即時監禁。

她回想當日的行動時，想起當時以竹枝嘗試打開立法會大門不果，大家「很奇異地安定了下來」，坐在地上一起唱《國際歌》，現在想來仍感震撼。「但當時很多人應該都並非真的安定，更多是驚慌、不知所措、無奈。然而那時的社會氣氛仍存在希望、盼望，不同立場的人可以保留交換想法的空間，人與人的關係未至於如此撕裂，至『你死我活』。」

刻下，這些和緩的空間或已不復存在，周豁然認為，「你死我活」的情緒一旦發動就無法停下來：「尤其對於操縱權力的一方來說，在運動裡頭開始無分手段、目的，走過頭似乎成為必然的趨向，很多事情不再講道德、信仰，沒有底線。」

她提到政治哲學家 Hannah Arendt 在《人的條件》一書裡所說：行動，總是為了建立關係，並因而自然地出現超越限制，和衝破障礙的傾向。周認為，Arendt 展現了人是行使權力的主體，具有衝破權力枷鎖的能動性；但單憑個體力量並不足夠，行動與力量，是伴隨著社會關係而來的。「所以，人要形成社群，展開協力的行動，才能產生更大的政治能量。」她說，「 Arendt 又說，要建立這種關係，需要與他人溝通，獲得回應，才能展現人的多元性的本質。在公共領域裡彼此溝通、了解，彼此說服，達至共同的目標。」

要建立這種人的關係，必須把「共同生活」當成運動的目的，而非手段。這就是說，我們需要一種非暴力的相處方式，「彼此溝通、了解，彼此說服」，從而接納他人的存在。周豁然說，我們所受的教育都充滿著不同的羞辱，要求我們分辨是非、對錯、善惡，建立一套二元對立的價值觀，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人。「如果我帶著這些經驗進入工作或社會運動裡，除非有很大的覺悟要邁向非暴力的道路，否則，我想像不到如何可以不去持續，無論直接或間接的，更多時候是隱性的暴力。」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