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院知識走入民間,是出版產業的一大趨勢。在台灣,人類學已成為人文社科出版的新寵,但在香港,人類學普及讀物仍方興未艾,遠遠不及文學、哲學、經濟學等學科。近來,香港亦趕上台灣的潮流,出版了第一本面向大眾的人類學讀物——《人類學好野——關於人類的,我都想學》。這本書由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學者合撰,涉及的主體廣泛。閱讀這本小書,讀者大概能感受到人類學作為知識生產的洞見和旨趣。
什麼是人類學研究?他和一般的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有何差異?這也許是很多人的疑問。作者在序言給了一個簡明的解釋:以田野調查為研究方法是人類學的一大特點。
大家可以試著想像,如果妳是人類學家研究的對象(即報導人),研究者會花一段時間和你所在的社群相處。每次見面,他都會觀察你們說什麼、怎樣說,做什麼和怎樣做,並不時和你們深入訪問,或是即場紀錄,或是過後回想,撰寫田野筆記。經過反覆的觀察和思考,研究者就會出版民族誌(ethnography)。
也就是說,人類學家是將自我放置在社群中,展開一場迎向他人的探索。他們一邊用身體感知研究對象的處境,一邊在真實的關係中思考社會文化的種種問題。在這本書中,不同的作者就帶讀者走進各處生息的田野,迎向不同的社群,從意大利的華人咖啡館、巴基斯坦的寶石貿易中心,到中國的自閉症康復機構、台灣的漁港,以及香港土瓜灣街坊、菲籍同性關係的移工和義工組織等。在這些身臨其境的文字中,我們既看到社會文化,也常常看到作者對於自身位置的反思。
對我來說,這種在場的知識生產和反身性思考,正是人類學的著迷之處。常見的學術書寫將作者的「自我」隱藏,構成一種抽象、客觀、編織概念的書寫風格,而人類學則將作者重新現身,透過作者和他人的互動,在具體的情境關係中生產知識,反思自我。因此,人類學的書寫尤其細緻、複雜和真誠。亦因如此,人類學的書寫常常都有一種「文學感」:即透過對場景、人物和細節的細緻描繪,將熟悉的變成陌生的,又將陌生的變成熟悉的。
在這本書中,我尤其喜歡安孟竹的《如廁的道德與政治:自閉症康復機構中,何謂「重要之事」?》。這篇文章頗為體現人類學書寫的特點,在細緻的觀察中看見社會文化中鮮被人留意到的面向。
安孟竹的田野是中國深圳的自閉症兒童的康復機構(作者稱J機構)。在中國,自閉症是新興冒起的社會問題,每年自閉症患兒至少有一千萬,焦慮的家長往往將診斷為自閉症的患兒送到J機構這樣的康復中心,希望改善他們的核心症狀,培養獨立能力,從而投入到主流的社會生活。因此,J機構就像作者所形容的生產線「裝配加工任務」,透過每節45分鐘的訓練課程,將患兒從一個教室送到下一個教室,進行不斷的修繕、修正,以此提升患兒的各項能力,拼裝成一個理想的「社會人」。
在這裏,作者並非評判康復機構的成效,而是著眼於康復機構的勞動關係,尤其是前線特殊教育老師的照顧工作。所謂特殊教育老師,她們並非出身大城市的名牌大學的畢業生,而大多是經濟相對落後的城鎮青年,不具備專業的治療師資格。在康復機構的日常中,她們不僅要負責訓練課,也要「像個小保姆」一樣承擔起居飲食的照顧者工作,包括學童的如廁活動。在田野調查的第三天,作者就被一個場景震撼到:學童失禁發出惡臭,特教老師隨即抱起孩子,讓孩子雙腿分開坐在腿上,肛門暴露在家長岔看的雙腿之間,這樣孩子就能繼續排泄。
這個場景是作者在田野調查期間的頓悟時刻。作者敏銳地察覺到,相對於對教育工作的重視,像如廁這種的身體照顧工作在康復機構中複製中國主流社會的性別秩序和價值排序,並未獲得足夠的承認和尊重。一方面,這種直面骯髒的照顧勞動天然地被女性特教老師承包,男性老師就算在迫在眉睫的時候也會讓位給女老師;另一方面,這種體力照顧勞動並不像教育活動(即生產性活動)一樣按時收費,而是額外而沒有經濟回報的工作,並常常受到家長的輕視和否定。結果,照顧勞動成為單方面的饋贈工作,構成女老師的張力:她們在照顧的過程中共情學童的苦難,但又由於照顧勞動不獲重視而心生不滿。由此,作者叩問,「在康復這一生命工程中,到底什麼才是重要之事?」言下之意是,照顧勞動是關乎真實身體需要的關愛和投入,理應受到相應的重視和肯定。
限於篇幅,書中其他章節內容未能在此闡述。作為一本普及讀物,這本書的主題五花八門,讀者能初嚐人類學的滋味。對香港讀者來說,這本書也許不夠「香港」,只有不到一半的題目涉及香港。然而,人類學畢竟是關於社會文化的研究,是一種認識他者、探索自身的書寫,那些香港以外的社群經驗,其實都能超越一時一地的侷限,為我們帶來反思。
這本書是香港人類學普及讀物的初嘗試。人類學作為觀察的視角、思考的維度和感受的方式,或許在這個紛擾的世道中正正能幫助我們拉開分析的距離,豐富對香港社會的思考。在這個意義上,筆者希望香港能繼續追上台灣的步伐,出版更多的人類學著作。